而形式化了的內容大概才可稱為藝術。
有一次，批評家李慶西與我談起小說與理念的問題。他認為“文以載道”並不錯，但小說的理念有幾種，一是就事論事的形而下，一是涵蓋寬廣的形而上；從另一角度看去也有幾種，一種事關時政，一種事關人生。他認為事關人生的哲學與文學血緣親近，進入文學一般並不會給讀者理念化的感覺，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和卡夫卡的《變形記》即是例證。隻有在人生的問題之外去博學和深思，才是五官科裏治腳氣，造成理論與文學的功能混淆。這確實是一個有意思的觀點。
盡管如此，我對小說中過多的理念因素仍有頑固的懷疑。且不說某些錯誤的理論，即便是最精彩最有超越性的論說，即便是令讀者閱讀時擊節叫絕的論說，它的直露性總是帶來某種局限；在文學領域裏，理念圖解與血肉渾然內蘊豐富的生活具象仍然無法相比。經過歲月的淘洗，也許終歸要失去光澤。我們現在重讀列夫·托爾斯泰和維克多·雨果的某些章節，就難免這樣感慨；我們將來重讀昆德拉的論說體小說，會不會也有這種遺憾呢？
但小說不是音樂，不是繪畫，它使用的文字工具使它最終擺脫不了與理念的密切關係。於是哲理小說就始終作為小說之一種而保存下來。現代作家中，不管是肢解藝術還是豐富藝術，薩特、博爾赫斯、卡爾維諾、昆德拉等等又推出了一批色彩各異的哲理小說或哲理戲劇。
也許昆德拉本就無意潛入純藝術之宮，也許他的興奮點和用力點除了藝術之外，還有思想和理論的開闊地。已經是現代了，既然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健全發展，既然人的理智與感覺互為表裏，為什麼不能把狹義的fiction（文學）擴展為廣義的literature（讀物）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顯然是一種很難嚴格類分的讀物。第三人稱敘事中介人第一人稱“我”的大篇議論，使它成為理論與文學的結合，雜談與故事的結合；而且還是虛構與紀實的結合，夢幻與現實的結合，通俗性與高雅性的結合，現代主義先鋒技巧與現實主義傳統手法的結合。作者似乎想把好處都占全。
在翻譯過程中，最大的信息損耗在於語言，在於語言的色彩、節奏、語序結構內寓藏著的意味。文學寫人心，各民族之間可通；文學得用語言，各民族之間又不得盡通。我和韓剛在翻譯合作中，盡管反複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簡潔、縝密、凝重有力的語言風格，但由於中西文水平都有限，加上表音文字與表意文字之間的天然鴻溝，在語言方麵仍有種種遺珠之憾，錯誤也斷不會少一何況英譯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捷文原作的語言品質，更在我們的掌控之外。
因此，對這本由捷文進入英文、又由英文進入中文的轉譯本，讀者得其大意即可，無須對文字過分信任。
幸好昆德拉本人心誌頗大，一直誌在全世界讀者，寫作時就考慮到了翻譯和轉譯的便利。他認為捷文生動活潑，富有聯想性，比較能產生美感，但這些特性也造成了捷文詞語較為模棱，缺乏邏輯性和係統性。為了不使譯者誤解，他寫作時就特別注意遣詞造句的清晰和準確，為翻譯和轉譯提供良好的基礎。他宣稱如果一個作家寫的東西隻能令本國的人了解，則他不但對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對不起他的同胞，因為他的同胞讀了他的作品，隻能變得目光短淺。
這使我想起了哲學家克羅齊的觀點：好的文學是一種美文，嚴格地說起來，美文不可翻譯。作為兩個層麵上的問題，昆德拉與克羅齊的觀點盡管兩相對立，可能各有其依據。不管如何，為了推動民族之間的文學交流，翻譯仍然是必要的——哪怕隻是無可奈何之下作一種淺表的窺探。我希望國內的捷文譯家能早日直接譯出昆德拉的這部捷文作品，或者，有更好的法文或英文譯者來幹這個工作，那麼，我們這個譯本到時候就可以擲之紙簍了。
我們並不能理解昆德拉，隻能理解我們理解中的昆德拉，這對於譯者和讀者來說都是一樣。
然而種種理解都不會沒有意義。如果我們的理解欲求是基於對社會改革建設的責任感，是基於對人類心靈種種奧秘的坦誠與嚴肅，是基於對文學鑒賞和文學創作的探索精神，那麼昆德拉這位陌生人值得認識和交道。
198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