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於與此類似的邏輯，如果我們不是麵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複雜現實，如果我們不是受到各種現代文學和文化新思潮的激發，“傳統”這個話題也斷不會有。一個中國評論家單正平曾在文章中用了一個詞創舊。這個詞在中國語法規則之下是有語病的，讀者會覺得很不習慣。因為“創（造）”從來隻可能與“新”聯係在一起，所以中國詞彙中從來隻有“守舊”、“複舊”、“懷舊”等等而沒有“創舊”一說。但我需要感謝這位評論家，因為他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時間觀念來了一次深刻的懷疑，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從語言上來了一次顛覆和瓦解。“新”出於創造，“舊”也隻能出於創造，因為所有的“舊”都是今天人們理解中的舊，“創舊”的過程就是“舊獲新解”、“舊為新用”的過程。
這個評論家在使用“創舊”這個詞時，是麵對中國當今的這樣一些文學作品：相對於都市裏的“新”生活，這些作品更多關注鄉村裏的“舊”生活，比如張煒、李銳、莫言等作家的小說；相對於五四以來純文學的各種“新”文體，它們更像是中國古代雜文學的“舊”文體，包括體現著一種文、史、哲重新融為一體的趨向，比如汪曾祺、史鐵生、張承誌等作家的寫作。當然，更重要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創舊”還在於人文價值方麵的薪火承傳。中國正在迅速卷入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一體化的過程，正在經曆實現現代化和反思現代性這雙重的擠壓，正在承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習俗各方麵的變化和震蕩。每個人在這個大旋渦裏尋求精神的救助。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各種“新”思想“新”文化大舉進入中國是必然的，而這種進人如果是一種創造性的吸收而不是機械性的搬用，那麼各種傳統思想文化資源被重新激活並且被納人作家們的視野也就是必然的。正像張煒先生指出過的：儒家在五四運動以後曾遭到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全麵的批判，但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重義輕利”的人生觀，在物質主義、技術主義的商業流行文化的全境壓進之下，正在成為一些中國人重建生活詩學的“新”支點。我相信，皈依伊斯蘭教的張承誌，信奉佛教的何士光，投身基督教的北村，這些作家也是在各種“舊”的思想文化遺存中，尋找他們對現代生活“新”的精神回應。
正像我不會把“新”當作某種文學價值的標準，我當然也不會把“舊”當作這樣的標準。特別是在文學正在全球範圍內高度商業化的當前，懷舊、複舊、守舊也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最“新”的文化工業，產生太多華麗而空洞的泡沫和垃圾。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崇拜——包括“新”的崇拜和“舊”的崇拜都很有些可疑，都可能成為文學創造的陷阱。在另一方麵，我更不願意把文化的“舊”“新”兩分，等同於“中”“西”兩分，而很多中外學者常常就是這麼做的。在這些人眼裏，中國文化的時間問題也就是空間問題，“傳統”就是“中國”，而“現代”就是“西方”。但上述中國作家的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都並非原產於中國，同樣也並非原產於“西方”一詞所指的歐美。我們該把印度和中東往哪裏放呢？是應該把它們看作“新”還是“舊”呢？這隻是隨手舉出的一個小例子，不能不讓我們的西方崇拜論者或中國崇拜論者謹慎行事。
我在一篇文章裏說過，文化的生命取決於創造，而不取決於守成，而任何創造都是“新”“舊”相因，“新”“舊”相成的，都是一次次傳統的現代再生。因此任何一個有創造力的民族，都用不著擔心自己在廣泛的文化汲取中傳統絕滅，正像任何一個有創造力的人，都用不著擔心自己在“傳統”繼承中搭不上“現代”的高速列車。作家們將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化成果都視為自己可資利用的資源，完全可以不關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年齡”或文化“膚色”問題，隻應關心自己能否把下一部作品寫得更好。在此我鄭重建議：作家們今後在一般情況下不要再討論這個“傳統”或者“現代”的話題——這一點，請關心這個話題的各位同行給予原諒。
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