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文學作品來說，最重要的不在於它是否新，而在於它是否好。因為求新之作大多數並不好，正如襲舊之作大多數也是糟粕。但這樣一個觀點不容易被當代的人們所接受。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裏，中國的作家和讀者們大多習慣於一種對“新”的崇拜：從世紀初的“新”文藝、“新”生活、“新”潮流，到九十年代的“新”感覺、“新”寫實、“新”體驗，這些文學口號及其文學活動總是以“新”來標榜自身的價值，來確認自己進步和開放的文明姿態。在很多時候，新不新，已經成了好不好的另一種表述。很多作家一直在嘔心瀝血地跟蹤或創造最“新”的文字。於是一位中國批評家黃子平曾經說過：創新這條狗，追趕得作家們喘不過氣來。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傳統”總是被確定為“現代”的對立之物，是必須蔑視和摒棄的。我在一九八五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文學的“根”》，因涉及傳統便曾引起各方麵的批評。在朝的左派批評家們認為：文學的“根”應該在本世紀的革命聖地“延安”而不應該在兩千年前的“楚國”或者“秦國”，因此“尋根”是尋封建主義的文化，違背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在野的右派批評家們則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已經完全腐朽，中國的文學隻有靠“全盤西化”才可能獲得救贖，因此“尋根”之說完全是一種對抗現代化的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看出，這兩種批評雖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擁有共同的文化激進主義邏輯，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個血緣相連的兒子。這兩個兒子都痛惡傳統，都急切地要遺忘和遠離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區別隻在於：一個以策劃社會主義的延安為“新”世界，而另一個以資本主義的紐約或巴黎為更“新”的世界。
事實上，社會主義如同資本主義一樣，在中國都曾披戴“現代”的光環，“新”的光環，都曾令一代代青年男女激動不已。
從一九八五年以來，我對這些批評基本上一言不發不作回應。因為我對傳統並沒有特」別的熱愛，如果曆史真是在作直線進步的話，如果中國人過上好日子必須以否定傳統為前提的話，那麼否定就否定吧，我們並不需要像文化守靈人一樣為古人而活著。問題在於，十多年後的中國文學並沒有與所謂傳統一刀兩斷，中國文學新潮十多年來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從“現代主義”再到“後現代主義”，並且在一種“後現代主義就是世俗化和商業化”的解釋之下，最終實現了與金錢的擁抱。無論前衛還是保守，似乎一夜之間都商業化了。妓女、麻將、命相、貴族製度等等都作為“新”事物廣泛出現在中國社會生活裏，進而成為很多文學家的興奮點。有一位知名“後現代主義”作家，竟用半本詩集來描述和回味他在深圳和廣州享受色情服務的感覺。這當然隻能使人困惑：難道金錢有什麼“新”意可言？難道妓女、麻將、命相、貴族製度等等不是中國最為傳統的東西？文化激進主義的叛逆者們，什麼時候悄悄完成了他們從生活方式到道德觀念最為迅速和不折不扣的複“舊”？
在這裏，我對這種命名為“進步”的複舊不作評價，即使做出價值評價也不會視“舊”為惡名。我隻是想指出：完全脫離傳統的宣言，常常不過是有些人扯著自己的頭發要脫離地球的姿態。事情隻能是這樣，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傳統”與“現代”在很多時候是一種互相滲透互相纏繞的關係。正如閱世已深的成年人才能欣賞兒童的天真，任何一次對“傳統”的回望，都恰恰證明人們有了某種“現代”的立場和視角，都離不開現代的解釋、現代的選擇、現代的重構、現代的需要。因此任何曆史都是現在時的，任何“傳統”事實上都不可能恢複而隻能再生。一位生物技術專家告訴我，為了尋找和利用最優的植物基因，他們常常需要尋找幾百年前或幾千年前的“原生種”，必須排除那些在當今農業生產環境中已經種性退化了的常用劣種。顯然，這種似乎“厚古薄今”的工作，這種尋找和利用“原生種”的工作，不是一種古代而是一種現代的行為——如果不是因為有了現代生物技術，我們連“原生種”這個概念也斷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