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騎兵軍》
很少有作品具備巴別爾《騎兵軍》這樣多的商業賣點：作者的慘死，猶太人的悲情，哥薩克的浪漫，紅色的恐怖，藝術上的獨特風格，甚至還有西方教派之間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別爾與商業無關，與任何暢銷書作家沒有共同之處。一般暢銷書作家是用手寫作，高級暢銷書作家是用腦寫作，但巴別爾是用心寫作，用心中噴湧出來的鮮血隨意塗抹，直到自己全身冰涼，倒在斯大林主義下的刑場。在倒在刑場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紙上巳經流盡。
巴別爾站在一個曆史的壓力集聚中心，二個文明失調的深深痛點，在白熾閃電的兩極之間把自己一撕兩半：他是猶太詩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歐羅巴的一方；也是紅軍騎兵，是貧困、暴力、曠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遠有視野重疊：既同情猶太人的苦難，也欣賞哥薩克的勇敢；既痛惜舊秩序虛弱中的優雅，也傾心新世界殘酷中的豪放。他幾乎散焦與目盲，因為各種公共理性對於他無效，眼前隻剩下血淋淋的一個個生命存在。換句話說，他集諸多悖論於一身——這是他作為個人的痛苦，卻是他作為寫作者的幸運。
第一流作家都會在黑暗中觸摸到生活的悖論。老托爾斯泰在貴族與貧民之間徘徊，維克多·雨果在保皇與革命之間猶疑，但巴別爾的恃論是最極端化的，是無時不用刀刃和槍刺來逼問的，一瞬間就決定生死。這使他根本顧不上文學，顧不上謀篇布局，遣詞造句，起承轉合，情境交融，虛實相濟乃至學接今古那一套文人工夫，甚至顧不上文體基本規定——他隻能脫口而出，管它是文學還是新聞，是散文還是小說。
大道無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說是無形式的形式渾然天成。他血管裏已經奔騰著世紀陣痛時期的高峰感受，隨便灑出一兩滴都能奪人魂魄。他不是一個作家，隻是一個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靈魂速記員和靈魂報告人。這種作品的出現是天數，可遇而不可求，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很多。就像中國詩人多多說過的：這樣的作品出一部就會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會多一部。
他在法文與英文中成長，浸淫於歐洲現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歐洲兩大邊緣性族群：其一是猶太人，給歐洲注人過正教與商業，卻在集中營和浪落旅途成為歐洲的棄兒；其二是斯拉夫人，為歐洲提供過大量奴隸和物產，卻一直被西歐視為東方異類——其“斯拉夫”（奴隸）的賤稱，無時不在警示這種冷泠距離。這兩大族群缺乏權力體製的掩護，承受著歐洲文明轉型的特殊代價——巴別爾就是這一曆史過程的見證人。因此，《騎兵軍》不是一個關於蘇維埃的簡單故事。書中的種種慘烈，源於文明之間的擠壓，也許更多源於自然的物競天擇和曆史的刪繁就簡。它一度出現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將來也可能出現在另外一片大陸。
東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難念的經。種族和宗教是歐洲的敏感問題，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可能稍覺隔膜。當今中國讀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區，比如西歐與北美，而且隻是看它們的某一階段或某一層麵。如果我們也看看歐洲的“郊區”甚至“遠郊”，比如斯拉夫地區、南歐、北非、中東，我們的西方觀才可能更完整。掩卷而思：巴別爾在譴責誰呢？我們又能譴責誰呢？歐洲文明在災難中前進，一如其他文明一樣，我們沒法改變這一點。我們能譴責那些報複壓迫的壓迫，還是激發淩辱的淩辱？該譴責那些無力阻止戮殺的詩歌，還是實現了秩序和勝利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