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來的印象中，很多小說不解饑渴，有時候十幾頁黑壓壓的字翻過去，腦子裏可能還是空的。包括讀自己的有些小說，也成了一件需要強打精神不屈不撓的苦差，比讀理論和新聞還要累人，豈不奇怪？
小說出現了兩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第一：沒有信息，或者說信息重複。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雞零狗碎，家長裏短，再加點男盜女娼，一百零一個貪官還是貪官，一百零一次調情還是調情，無非就是這些玩意兒。人們通過日常閑談和新聞小報，對這一碗碗剩飯早已吃膩，小說擠眉弄眼繪聲繪色再來炒一遍，就不能讓我知道點別的什麼？這就是“敘事的空轉”。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說是“敘事的失禁”。很多小說成了精神上的隨地大小便，成了惡俗思想情緒的垃圾場，甚至成了一種看誰肚子裏壞水多的晉級比賽。自戀、冷漠、偏執、貪婪，淫邪……越來越多地排泄在紙麵上。某些號稱改革主流題材的作品，有時也沒幹淨多少，改革家們在豪華賓館發布格言，與各色美女關係曖昧然後走進暴風雨沉思祖國的明天，其實暗含著對腐敗既憤怒又渴望的心態，形成了樂此不疲的文字窺探。
據說這是一個個人化寫作的黃金時代，奇怪的是，人們緊急解散以後並沒有各行其是，倒是更加潮流化的步調一致，包括作品中很多新派少年，變得一律地橫（叫做酷？），一律地瘋（叫做炫？），成天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正如蔡翔先生總結的個人性成了一種新的普遍性一倒不如在個性據說受到深重壓抑的時代，魯迅、老舍、沈從文、趙樹理等，寫出的人物一個是一個，神采殊分，命運各異，合情合理，入筋人骨，至今還在人們記憶中呼之欲出。這樣看來，個性並不是孤芳自賞的產物，倒是不把自己當回事的一些忘我者可能更富有個性。一個嬰兒的吃奶和排泄，算什麼個性？一個人總是把自己孤立在私宅或者荒漠，能有什麼樣的個性？個性是人進入社會化和曆史化的產物，一如爭奇鬥豔的自然物種，其差異剛好是它們組成共生係統的結果，是它們互相影響、互相支撐以及互相衝突的結果。不能植根公共文化積累的個性一定是空虛的，不能承擔公共事務重荷的個性一定是輕浮的。在一個消費主義時代，人生軌跡如果統統指向利益，很不幸，當然就隻能相互重疊，都成了兩點之間最短的直線。
作家不是記者、法官、教長、社區工作者等等，不能不頑強堅持個人的視角，不能不是廣義的個人主義者。但個人視角是為了更真切地洞察社會與曆史，不是時時對準自己的超大豪華肖像。恰恰相反，把聚焦時時對準自己的肖像，這種視角與舊時政治、宗教的意識形態宣傳無異，是另一種全民障眼法，是觀察視野的自動放棄與任人沒收。我們現在不妨重讀一下卡夫卡的《城堡》，他是成天在咖啡館和臥室裏自己與自己犯傻嗎？還可以重讀一下馬爾克斯的《超越愛情的永恒死亡》和《沒有人與之寫信的上校》，這些小說揭示了拉美資本化進程下的血淚人生，豈無強烈的公共關切和社會熱情？可惜的是，我們曾對此有目無珠，僅僅把這些作家的先鋒性解讀為個人性，解讀為人人自封上帝式的輕狂。這是八十年代的嚴重事故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假上帝們後來齊刷刷地滑人敘事的“空轉”和“失禁”，把讀小說變得一種苦刑，大概不值得特別驚詫。
技術
在中文語境裏，“藝術”的思維特點是以直覺為本，不拘泥於任何理法和規則。蘇軾就崇尚隨心所欲信馬由韁，曾誇耀自己的寫作：“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在這種說法後麵有一大堆理論的支持，如“文無定法”（王若虛語），“文無定體”（呂本中語），“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U非關理也”（嚴羽語），都有直覺至上的味道。中國人習慣於把“藝術”與“匠術”相對立，尊前而貶後。如果說哪位文學家是“文匠”，有“匠氣”，簡直是罵人。
歐洲古人並不是這樣。單從英文來看，“藝術”與“技術”同義，“藝術家（artist）”一詞，在很多情況下可以置換成“匠人”和“手藝人”（artisan、craftsman等），這在中國人看來一定很奇怪。他們的藝術與直覺是對立的，見於亞裏士多德的措辭：by art or by instinct（靠藝術抑或靠直覺）；藝術又與自然對立，見於賀拉斯的措辭：of nature or of art（藝術的抑或自然的）。亞氏曾經把科學分成三種，其中的實用科學幹脆就等同於藝術：applied science（or art）。可見，這裏的藝術，與古希臘人造船術和古羅馬人練兵術是同一碼事，既“關書”又“關理”，是文有定體和文有定法的。這個傳統直到現在還餘緒未絕，美國一些電影理論，對電影製作照例有詳細規定：過了幾分鍾該做什麼，過了十幾分鍾該做什麼，統統有法可循，馬虎隨意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