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個學者不寫理論專著，倒去寫一些接近文學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學術體製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職稱也肯定爭不到研究經費，隻能被視作不務正業或窮途末路的自棄。同樣，一個作家不寫正宗的“純”文學，倒去寫一些接近理論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藝體製接受。他會被同行疑惑，被文藝愛好者拒絕，在很多時候被視為越姐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盡的敷衍。
現代體製所要求的文化生產，是一種專業化分工的生產，而且在一種流行的誤解之下，專業化一開始就定製了相應的生活方式與意識方式。事情似乎是這樣：學者不需要關注感覺，不需要積累和啟用個人經驗，其鬱悶、欣喜、憤怒、感動一類日常情緒反應，雖然真實地發生在每一天，卻不宜在學術過程被問題化和課題化，隻能被視為治學生涯的危險幹擾，必須全力排除。他隻需要從書本到書本地忙碌下去就夠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雲的學舌，也是他從業的心血成果。同時，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會人文知識視野，雞零狗碎，家長裏短，男盜女娼，道聽途說，似已構成自足的文學樂園，才藝的高下充其量隻體現於通曉或奇詭的手法選擇。這種情況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權利厭學、無知、淺見、弱智以及胡言亂語的人，專業經營小感覺和小趣味。至於追問筆下故事是否承擔著價值意義，是否回應了世道人心中緊迫而重大的難題，隻能讓很多作家打出疲憊的哈欠。
這是一種文體分隔主義，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義。一個人，本來是心腦合一的，是感性與智性兼備的有機生命體，其日常的意識與言說，無不夾敘夾議和情理交錯，具有跨文體和多文體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經病，沒有任何人會成天操一嘴理論腔或者操一嘴文藝腔，把他人嚇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業化時代以前，在人類心智發育的一個漫長曆史階段，這種日常的意識與言說直接產生文獻，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體，幾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僅從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國先賢大多具有這樣的全能風格，從古希臘哲學到《聖經》與《古蘭經》，西方諸多奠基性的文化經典也不例外。沒有人會對這種表達感到不習慣。
事情到後來才發生變化。隨著儒學在中國頹敗和宗教在歐洲與塌，文化生產大規模重組，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科層分明的需要，漸次納人了專業化體製：理論與文學開始分家，甚至小說與散文也開始分家，甚至議論性的雜文與敘事性的散文也開始分家。盡管有托爾斯泰、尼采、雨果、魯迅、羅蘭·巴特等人，仍然表現出對文體分隔的不適與謀反，仍有一種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達欲望，但就大多數而言，文化人隻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職，專業定位日益與自己的生存常態告別。偶有越位的文體客串，頂多隻能算業餘興趣，不足為訓，無關宏旨。寫出最像理論的理論，寫出最像文學的文學，才是大家更為惦記的目標。
這有什麼不好嗎？在一定的條件下，專業化分工可以使人們的術業有專攻，各求其長，各用其長，資源優化配置，寫作更加職業化與技術化，知識的生產、流通、消費以及相關人力培訓也更有效率。同時，專業化寫作並不強求專業化閱讀，讀者們完全可以上午讀理論，下午讀文學，一天之內頻繁跑場與換道，采用雜食性精神菜單，在各種特色產品中博采眾家然後自融一爐。歐洲十六世紀以後的人文興盛，就呈現這樣一種百體倶興、百體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麵，使我們毫無理由對文體分隔過於擔心，而且足以對這一趨勢的前景仍然充滿期待。
問題在於，文體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過來製約內容的。當文體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方便，而是形成一種模式化強製，構成了對意識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規定，不是作者寫文章而是文章寫作者，到了這一步，作者的精神殘疾就可能出現了，文化生產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這正像分類競技的現代體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塊，離人體健康其實越來越遠。在這種情況下，智性與感性的有機互動關係被割裂。人們或是認為理性比感性更“高級”，從笛卡爾、萊布尼茲、康德以及列寧那裏繼承對感覺的懷疑；或是認為感性比理性更“本質”，從尼采的“酒神”說和弗洛伊德的“潛意識”說那裏繼承對理智的蔑視。還是在這種情況下，理論不光是一種文命，它構成了學者們獲得感覺能力的障礙，其實也是創造優質理論的障礙，哪怕他們筆下可以偶得一些漂亮的文學化修辭——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太難。文學也不光是一種文體了，它同樣構成了作家們獲得理智能力的障礙，其實也是創造優質文學的障礙，哪怕他們筆下可以搬弄幾個深奧的理論化辭藻——做到這一點同樣不是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