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實踐須自主立言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迎頭相撞，恩怨交集的關係剪不斷理還亂，其中大概含有三個層麵：第一是利益的共享與摩擦，比如抗曰戰爭期間的國人比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會與藏獨鬧事期間的國人則比較容易看到摩擦。第二是製度的融合與競比，比如引人市場和民主的時候，國人比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東南亞、美歐日經濟危機的時候，國人則比較容易看到競比。
其實第三個層麵的關係更重要、更複雜、更困難，卻更隱形，即中國對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納與超越。百年來時風多變暗潮迭起，但不論是仿俄還是仿美的激進革新，中國人都從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學術，包括車載鬥量的外來詞，遍及哲學、宗教、科學、法學、文藝、經濟學等各個領域，極大擴展和豐富了國人的視野，擴大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近似值。檢點一下諸多新型學科，如果說國人因此對西方欠下一筆大人情，恐怕並不為過。在這裏，即便是“XX主義”和“XX化”也是重要的舶來品。它們至少能讓我們全麵了解全球思想生態，知道偏重、偏好、偏見本是生態的一部分，在特定情況下甚至不可或缺——這當然是另一個可以展開的話題，在此從略。
不過，中國與西方雖然同居一個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類生理基因遺產，卻來自不同的地理環境、資源條件、曆史過程以及文化傳承，又無法完全活得一樣和想得一樣。有些洋詞是對西方事物的描述，拿來描述中國事物並不一定合適；有些洋詞在描述西方事物時已有誤差，搬到中國來更屬以訛傳說——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誇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條主義，倒算得上一個真實的“主義”，近百年來在中國不幸地反複發作。有些知識人似乎被洋槍洋炮打懵了，隻能一直靠西方批發想法，總是忙於打聽西方的說法，爭著在遠方學界的注冊名錄裏認領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軟骨症重到了殘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說及吾國吾民之事，卻念念不忘在關鍵詞後加注譯名，一定要比附歐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國他民的思維操典，否則就如無照駕車和無證經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來同行們的竊笑和聲討。
其實，任何命名係統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間既可譯又不可全譯，比如中文裏的“道”就很難譯，英文裏的being也很難譯，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難譯之處多是某種文化最寶貴的優長所在，是特殊的知識基因和實踐活血之蘊藏所在，最值得人們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輕易地外譯，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換句話說，一個毫無難度全麵對接的翻譯過程，通常是一個文化殖民和文化閹割的過程，一個文化生態多樣性消失的過程，對於一個有誌於自主創新的民族來說，無異於聲頻漸高的警號。
從這一角度看，創新文化的基礎工作之一就是創新詞語，弘揚文化的高端業務之一就是輸出詞語，包括不避翻譯難度、增加翻譯障礙、使翻譯界無法一勞永逸的詞語，哪怕造成理論對外“接軌”大業的局部混亂和一時中斷也無妨——這有什麼可怕嗎？這有什麼不好呢？說岔了就暫時岔一岔，說懵了就暫時懵一懵，可持續的差異、隔膜、衝突難道不正是可持續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個不岔也不懵的美滿結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結局。
作為文化活力與生機的應有之義，作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規表現，曆史一再證明，富日子裏不一定綻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詞彙，促成命名係統的不斷糾錯與校正。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麵對一個全球化或多種全球化交織的時代，在深度吸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眾家之長，避各方之短，從洋八股中大膽解放出來，在一種大規模的自主實踐中真芷做到循實求名，對於當今中國來說必不可少，也非常緊急。
如果這一片土地上確有文化複興的可能。
如果這裏的知識群體還有出息。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