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語言相區別，很多西方語言文字呈現出某種詞義原子化和單鏈化趨向——雖然也有複詞和詞組，也可表達兼義，但單詞大多單義，單詞貴在單義，單義詞庫日益坐大，為人們的線性形式邏輯提供了最好舞台。古希臘哲學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論的，習慣於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贖之愛，是一神論的，習慣於非我必邪的爭辯、指控、裁判以及戰爭。它們都免不了追求詞義的精純和邏輯的嚴密，甚至都有一種幾何學的味道，長於理法推演，誌在絕對普世，因此不管是來自雅典的“格理致知”還是來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愛”，兩相呼應，一路窮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變的、孤立的神聖天理吒在這一過程中，真實（true）高於事實（fact），因邏輯推演而身份高貴，以至fact一詞遲至十六世紀才伴隨各種外來的物產和知識進入歐洲詞彙同是在這一過程中，對抽象的再抽象，對演繹的再演繹，使他們產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語言，理法優先而不是經驗優先的符號工具，諸如being，nonbeing，other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foritself-ness……讓漢譯者們一看就頭大，真是要譯出高血壓和精神病來。顯而易見，這種語言確保了精密，營構了形而上的天國，卻忽略了活態實踐中太多的半精密、準精密、非精密以及無法精密。
兩種主流文化傳統都經曆過自我反思。很多西方人曾不滿意理法霸權，很多中國人也曾不滿意經驗霸權。歐洲就有過質疑邏輯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強大聲浪。中國學人也對本土文化傳統中的含混、虛玄、圓滑、散亂、空洞、實用投機等等有過激烈批判。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衝動，包括對很多兼義詞實行悄悄改造，以適應形式邏輯的需要。比如當今的“國家”實際上是指國，與家沒有太多關係，兼義變成了偏義——科學家、法學家、神學家不正是需要這種精密的語言嗎？現代社會不正是需要這種言說的明確無誤嗎？不過，這種語言的改造運動力有所限。改造後的“國家”一詞仍然兼有國土（country）、國族（nation）、國政組織（state）等義，很遺憾，還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亂，在很多西方人士看來仍未達標。更重要的是，兼義複詞在漢語中仍是浩如煙海，構成了深人改造的難點。比如“情理”就很難由兼轉偏，因為在中國老百姓看來，任何事情必須辦得人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廢，所以“情理”必須是一個詞，是一回事，不可切分為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鬧出一個“情理主義”，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視為雙頭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義”和“理智主義”，大多中國人又肯定覺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個人分屍兩段。
雙方碰到這一類詞語還是難辦，無奈之下隻能求助於大致心會，留下各種文化之間不可通約的餘數。
不僅“情理主義”說不通，“標本主義”、“剛柔主義”、“知行主義”等也肯定不像人話。這證明大多中國人處理標與本、剛與柔、知與行之類問題，還是頑強堅持和持久懷念一種整合、互補、兼濟、並舉的態度，不大承認詞素之間的各不相幹，更不樂意在價值取向上挑邊押注。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語言影響思想，還是思想影響語言，中國語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盡可能全麵地、相對地、變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壓縮了一元獨斷論的空間，使“主義”和“化”一類詞用得不大方便。中國古人的儒學、墨學、經學、玄學、理學、心學等都很難簡化為一個主義。經過二十世紀的西化狂潮，隨著實踐經驗的逐步積累和文化自覺的逐步蘇醒，一些進口的單色標簽也在逐漸凋零。“革命化”、“市場化”、“集體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類口號，經人們現實感受一再淘洗，在當今不是巳退出曆史，就是被用得十分節製。很多外來詞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條件，比如中國老百姓較能接受大眾與精英的結合，因此“大眾主義”和“精英主義”聽上去總有點剌耳，不易說得理直氣壯，始終難以響亮起來。誰要是拍著胸脯自封“精英主義”或“大眾主義”，在多數情況下必是自找沒趣和自砸場子。
當然，“現代化”一詞還未被更好的說法取代，姑且約定俗成地用著，以照顧人們的習慣和情緒。但多年來沿用的“社會主義”一詞已經被“中國特色”、“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以人為本”等多種附加成分所拓展，詞組越來越長，內涵越來越繁，已讓很多西方人難以適應，不知這到底是什麼玩意。明眼人不難看出，這不過是中國人對舊標簽的小心彌補和修整，或可視為一種名理上的破蛹待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