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最好不要過多惦記前輩的紀念館。那些紀念館展示了激動人心的精神高蹈，相關操作經驗卻難以複製，在時過境遷的另一個時代很可能失靈。如果把大師當摹本，在紀念館裏凝定夢想，立誌成為托翁第二或莎翁第二，那麼很可能是操一支古代長矛的天真出征。
這是因為大師多具有一次性，不可能克隆量產；而且在當今這樣一個劇變的時代，哪怕真有托翁與莎翁再世，哪怕他們手裏集有先賢的全部經驗和手段，恐怕也不夠用了。
人很難在不同時間踏進同一條河。
文學的認知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缺少網絡、影視、廣播甚至報紙的時代，作家就是一個個信息中心，是社會萬象和人生百態的主要報告人。隻要不是寫得太爛，他們怎麼寫都新鮮，怎麼寫都開眼，怎麼寫都有好奇的讀者，其小說、散文、劇本、詩歌都是“黃金時段”和“報紙頭條”——假如那時也有這些概念。如果他們心一橫，敢言人之怯於言，便更是振聾發聵的意見領袖，足以爆破整個社會認知成規。問題在於，新聞業正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後來居上和異軍突起的新聞業迅捷而龐大，呼風喚雨，無所不至，對人世間每個角落的動靜都施以信息榨取和認知過濾，比作家總是快上一步。於是，靠文學來擴展見聞和傳播知識必定低效。文學“信息量”偏少已成為讀者們普遍的抱怨。作家們即使操弄個性化、具象化、虛構化、深度化等祖傳利器，但就一般情況而言，要把新聞業濾下的殘渣做成佳肴，確已難度大增。
文學的娛樂功能也被大大削弱。文學最為火熱的時代，一定是電子遊戲、流行音樂、夜總會、旅遊、動漫、選秀、T台等尚未普及的時代。那時候的戲劇如同節日，詩歌如同美酒，小說與散文是最佳休閑場所，具有娛人耳目的相對優勢。洛陽紙貴、鑿壁穿光、一書難求、接力夜讀等情景大概就是這樣出現的。問題在於，娛樂業也在從作家手裏接管這一業務。謀求神經亢奮，尋找感官刺激，竊窺人性隱私，如此最HIGH之事常在文學之外即使是講故事，影視公司似乎能做得更為有聲有色和規模宏偉。那麼，還有什麼理由要求一般尋樂者繼續對文學的忠誠？有什麼理由去奇怪一般青少年一包括不少大學文科生，把魯迅、曹雪芹、托翁和莎翁視為沉重的學業負擔？文學的文字美、結構美、想象美等等，在缺乏相應訓練的讀者那裏正成為入門頗難的智力運動項目，正在日益小眾化與專業化，難道不是極為正常的結果？
有些變化是可逆的，有些變化是不可逆的。文學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不可逆變化，是以電子化和數碼化為特征的新興傳播手段，一如以往紙的發明、印刷的發明，正在使文學猝不及防地闖入了陌生水區。
美國學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L.Friedman）幾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書，認為因特網的廉價推廣，促成了技術、資本、信息三個“民主化”同時到來，深刻改變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但談得不夠多和不夠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學。“民主化”的文學是否可能？如果說“民主化”意味著一個有核心、有級差、有組織的塔狀結構，讓位於一個無核心、無級差、無組織的麵狀結構，那麼這一前景是否值得萬眾歡呼？或者是否僅僅值得歡呼？
這當然是更為複雜的一個問題。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眾聲喧沸。從原則上說，由編輯、審查、批準一類關卡所組成的文化權力體係幾近瓦解，每一個IP地址自由發聲，都可能成為強大的文化媒體。英才慘遭埋沒的可能，偽學與贗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傳統意義上都會減少。全民批評權的運用，也是一種有益的破壞性檢驗。不過問題的另一麵，是胡說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產，優秀者至少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一旦優劣平權成了優劣倶放，文化產量中庸質與惡質的占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產能不僅無法淘汰，還可能日益滾大和坐大。一些優秀作品即使生產出來，也可能在過量的文化淹沒中，在受眾們暴飲暴食式的閱讀之後，在食欲不振的這些快餐者們那裏，出現影響力的嚴重折扣。一旦腸胃已經吃壞了，再多的良藥也都無濟於事。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多數為王。在一般的情況下，有些潮流可以修複民眾良知，是真理的脫穎而出；有些潮流泯滅民眾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橫行。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多數人的理解力構成潮流的邊界，那麼大眾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機會，而冷門的、偏僻的、艱險的、高難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則可能缺氧。進一步說，市場總是嗅覺靈敏地跟蹤多數，跟蹤購買力的所在，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它們必然就低不就高，隨眾不隨寡，視高深、高難、高雅為營銷毒藥，並有足夠的本領使輿論、獎項、教育、權力等資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權和垃圾霸權。一種品質趨下的文化誘導機製，在這種情況下幾乎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