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扁平”的世界還有易破難立的特點。特別是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敬畏感隨著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從更流行，權利比責任更動心，無論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獲得解構主義一類學術裝備後更是見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這一過程削弱了上帝與王權，清算了教條與偽善，其功績不可低估；但無政府式的激進狂飆若無解藥，其結局必是相對性等同虛無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識難以搭成，真理永遠缺位。真理也許還是有的，但在很多時候隻剩下每個人那裏“我”的真理，即自戀、自閉、自利的各種強辭，甚至是專職扒糞的哄客四起——這不過是社會淪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征。聖人、先知、導師一類從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體。一個個公權政府在這樣的逐利時代也更像個總務處，無心也無力充當精神旗幟，無心也無力實施有效的社會調控。避罵自保的公關活動已夠他們忙的了，討好票源和收買民意巳夠他們累的了，他們哪還有建構民族與人類精神的遠大抱負和堅定行動？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約束和引導機製，一個扁平的世界就是沒有方向的世界，是無深度和無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們通常也形同剌蝟而不是獅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隱在主流受眾的視野之外——在生態、經濟、政治等重大危機逼近之前，在民眾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況大體如此。
這個時代當然還有文化，有文化運動與文化衝突，也不乏輪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過，與傳統意義上的聖人、先知、導師不同，很多現代文化偶像形式大於內容，迎合多於獨行，公關造勢優於埋頭苦幹，成功獲利重於大道擔當。這些人不過是營構一種虛假的方向，在無方向時代滿足一種偶像消費，其中既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拜，也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毀。在這裏，狂拜或狂毀隻在一念，無須深思熟慮和身體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經久耐用，隔數月或隔幾天就更換一個，實為攤檔上的尋常。正因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難安，不得不到處奔走，拚命保持公眾能見度成了他們的殊死搏鬥，也成了他們與以往大師的明顯區別之一。一個個豪華大片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驚世的主義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讓人開心的狂生或浪女就這樣火了，又冷了——到後來，很多人參與圍觀純粹是為了有權開罵，爭相點擊隻是為了自秀髙明和比拚刻薄，於是火就是為了冷，或者說火本身就是冷，感官的火在另一麵就是心靈的冷。每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二〇〇八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高達百分之四十七左右的公眾已經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網絡。美國佩尤研究中心二〇〇四年的調查統計顯示，媒體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對CNN信任值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二，即大多數人持懷疑態度。有意思的是，這一類文化產業不正是公眾用高點擊率、高收視率、高票房額等熱心喂養起來的麼？不都是文化市場上的成功典範麼？
時值二十一世紀，人類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選擇權，但為什麼從這時起人類倒變得如此猶疑不定、六神無主、手足無措、茫然無計，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賴和需要的東西？如果人類長期處於這樣一種文化消費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對抗，那麼這種所好即所疑、所樂即所輕、所愛即所憎的左右兩難，是不是一種文化狂歡之下的精神死機？如果人們在這個美妙時代裏什麼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裏，既要揮金如土又不要儲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又不願繳稅（見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句話，既不承擔任何責任又奢求什麼東東來為自己承擔全部責任，那麼這種“減肥可樂”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終的一無所有？
也許需要重新啟動，重新確定一個方向。
一個重建精神價值的方向。
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種盡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級差以及組織，即文明教化的正常體係。是的，在這裏我願意重新使用“教化”這樣一個詞，在人類幾百年來鍾情於“自—詞以後，在有效教化與寬幅自由互為條件的奇詭曆史之中。換句話說，“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贖。今天的教訓是：沒有教化的自由已經成為了另一種災難。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