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尋根”？尋什麼“根”？怎樣去“尋”？你尋到了什麼？……問題一旦籠統和通俗到這個地步，事情就不好談。二十多年前談不清楚，二十多年後肯定還是談不清楚。正是考慮這一點，很久以來我對這個話題能躲則躲。
文化是個筐，什麼都可以裝。上至主義與體製，下至廁所與廚房，世間萬物無不文化。那麼跳進“文化”這個遼闊泥潭裏起舞，還想勾搭出什麼共識，隻能是找死。即便是約定了邊界和規則，以木代林、同床異夢、陰差陽錯、頭痛醫腳也常是討論時的亂象。
也許可以換一種辦法來談。比方問一問：什麼不是“尋根”？什麼地方沒有“根”？什麼時候沒法“尋”？……這種排除法，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麵造型和全景檢閱，但至少可縮小範圍，就近設置定位參照，讓大家盡可能對接思路，減少七嘴八舌的虛打與誤殺。
權且一試。
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文學景觀之一，所謂“尋根”或“文化尋根”大概算不上普遍現象，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學新法。就是說，它大概不適用於所有中國作家，更遑論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同行。比較而言，愛情小說、探案小說、批判現實主義、後現代主義、都市青春文學等等，都具有傳染性和輸出空間，幾乎是全球普適品種，有可能在任何群體那裏開花結果——但“尋根”不是。隻要稍稍放開眼界，就可發現這一嚐試，特別是群體性的嚐試，其實受製於諸多條件，似乎不那麼好仿造與移植。
美國隻有兩百多年的建國史，除少許印第安保留區裏的文化遺跡，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來文化，有什麼“根”可尋？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依陳序經先生《東南亞古史研究》裏的說法，在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罕有文宇史，漫長曆史一片晦暗無法探知，有多少“根”可尋？戰爭、屠殺、流行病、有言無字、典籍流散之類事態，一旦把曆史記憶和傳統文化打人時空黑洞，作家們“尋根”就難以想象。讓那裏的賈平凹們寫出“秦漢”，那裏的李杭育們寫出“吳越”，那裏的阿城們寫出“莊老”……恐怕是強人所難。
美國人可域外尋“根”，如長篇小說《根》的作者尋到了非洲，不過他尋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緣譜係，不足以掀起“文化熱”。非洲當然也是文化富礦區，藝術與巫術的特色尤為觸目。據說東非是人類最早發源地，古埃及比古中國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然而，中國後來避免了解體與換血，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國家在十八世紀以後遭受深度殖民，其語言、宗教、教育、政體幾近歐化，以至很多國家沒有自己的大學，連娃娃們也在舶來的教材前高聲齊誦“我是高盧人”或者“我是英格蘭人”。至於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曾與歐洲共享古羅馬帝版圖，在人種融合、文化雜交、政治統轄的過程中麵目逐漸漂白，至今被很多人視為歐洲的一部分——至少是“歐洲”的郊區或表親。到了這一步，對於這個半生不熟的黑歐洲或灰歐洲來說，對於操一口法語或英語的很多作家來說，他們是否有願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個文化本土？
一種另類於西方的本土文化資源，一份大體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毀的本土文化資源，構成了“尋根”的基本前提。在這裏，資源並非高純度，幾千年下來的文化中，雜交串種乃普遍命運。不過，此雜種與彼雜種還是常有區別。作為一個億級人口的共同體，中國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但文字沒有換（不似南亞等），宗教沒怎麼改（不似非洲等），人種沒怎麼變（不似南美等，更不似北美和澳洲），還是雜得有些特殊。
接下來的問題：這種特殊資源如何被發現、被喚醒、被啟用？往根本上說，文化資源的活態呈現就是生活與人，那麼這些生活與人是怎樣進人作家的視野？怎麼變成了小說、詩歌、散文以及理論批評？我們不妨看一看通常頂著“尋根”標簽的作家，比如賈平凹、李杭育、阿城、鄭萬隆、王安憶、莫言、烏熱爾圖、張承誌、張煒、李銳等等。無論他們事實上是否合適這一標簽，都有一共同特點：曾是下鄉知青或回鄉知青，有過泛知青的下放經曆。知青這個名謂，意味著這樣一個過程：他們曾離開都市和校園——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達和覆蓋的地方，無論是以蘇俄為代表的紅色西方，還是以歐美為代表的白色西方；然後來到了荒僻的鄉村——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積澱和藏蓄的地方，差不多是一個個現場博物館。交通不便與資訊蔽塞，構成了對外來文化的適度屏蔽。豐富的自然生態和艱辛的生存方式，方便人們在這裏觸感和體認本土，方便書寫者叩問人性與靈魂。這樣，他們曾在西方與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驚訝，在自然與文化的雙軸坐標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強烈震蕩，其感受逐步蘊積和發酵，一遇合適的觀念啟導，就難免嘩啦啦的一吐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