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成為“尋根”意向最為親緣與最易操作的一群，顯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們是熱愛本土還是厭惡本土，這並不重要。他們受製於何種寫作態度、何種審美風格、何種政治立場，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下放”既是社會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串聯。文化蘇醒成了階級流動的結果之——這種現象也許是一個有趣的社會學課題。
於是，這些下放者不會滿足於“傷痕”式政治抗議，其神經最敏感的少年時代已被一種履曆鎖定，心裏太多印象、故事、思緒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後的日子裏揮之不去。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他們筆下總是會流淌出一種和泥帶水翻腸倒胃的本土記憶——這大概正是觀察者們常常把他們混為一談的原因，是他們得以區別於上一代貴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區別於下一代都市白領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讚賞“尋根”（如汪曾祺，如張悅然），但履曆所限，就隻能另取他途。換句話說，所謂“尋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後也可有多種反思角度，但就其要點而言，它是全球化壓強大增時的產物，體現了一種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構成了全球性與本土性之間的充分緊張，通常以焦灼、沉重、錯雜、誇張、文化敏感、永恒關切等為精神氣質特征，與眾多目標較為單純和務實的小說，包括不少傑出的曆史小說（姚雪垠、二月河等）、鄉村小說（趙樹理、劉紹棠等）、市井小說（鄧友梅、陸文夫等）等拉開了距離。
有意思的是，很多作家與批評家對“尋根”摩拳擦掌之日，恰恰是他們對西方文學與思潮如饑似渴狼吞虎咽之時——至少我的當年觀感是這樣。他們在另一些場合常被指認為“先鋒派”和“現代主義”，也能旁證這一點。那麼這是一種奇怪的混亂和矛盾，還是一種正常的遠緣基因組配？其實，本土化是全球化激發出來的，異質化是同質化的必然反應——表麵上的兩極趨勢，實際上處於互滲互補和相克相生的複雜關係，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顯。當然，在具體實施過程那裏，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特別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全球中上層生活圈的西方化。比如一種由城區、大學、超市、快餐店：汽車潮、媒體市場、女性主義、中產階級職場、散裝英語或法語、消費主義時尚所組成的精密體製，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編在西化狂潮之內——作家們通常也不會放過這種金光閃閃的收編機會。後發展國家和地區的作家，更容易把這一切看作“進步”與“文明”的尊榮。在這種情況下，走向民間、走向本土、走向另類的想法如何操作？在陌生人那裏發現、喚醒以及啟用多元文化資源，對於作家們來說是否不大容易？是否將麵臨體製性和生存性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