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一次充滿傷痛的下放，如果沒有高強度的履曆反差和身份分裂，很多寫作者也許就隻能揣著差不多的文憑，出人差不多的高樓和汽車，結交差不多的同事與賓客，繼續都市白領和金領的小日子，然後在咖啡館、電影院、旅遊線路以及檔案卷宗那裏，投入同質化、準同質化、半同質化的各種虛擬與感歎~盡管感歎也有雅與俗的各種款式。他們當然可以圖謀突圍和反抗，甚至可以壯懷激烈地宣言和奔走，穿上印有格瓦拉、披頭士、梭羅、特裏薩修女一類頭像的T恤衫，在各種聚光燈下氣衝牛鬥。但如果他們終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軌道，突圍和反抗就隻會是一堆符號遊戲，不會是全心身抵押與托付，不過是以“口舌之文”冒作“心身之文”。詞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中的個別人也可能走出潮流與體製，爆出星光燦爛的三兩個案，但一個文學新異群體的出現，一大批創作與理論幾乎同時同地聯袂登場相互呼應，進而推動其他藝術和學術領域持久的“文化熱”，其發生概率則似乎太小。
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難以重複的，顯然也非大多數當事者所願。“尋根”者的特殊資源也有限，不一定能支撐他們的文學遠行。不過，走出幾步與自囚禁足還是不一樣。從今後遠景來看，作家們被教育體製、從業模式、流行風尚等統一收編難以恒久，不會是什麼“曆史的終結”。新的經濟危機、政治動蕩、宗教擠壓、革命推動、生態災難等，總是會造成社會格局的重新洗牌，遲早會使某些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切換人生，走向新的寫作資源，包括經驗資源也包括文化資源。在這個意義上，“尋根”是非西方世界一個幽靈，還可能在有些人那裏附體和興風作浪。美國學者亨廷頓（Himtingtcm）所說的儒家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還有其他有專家補充的印第安文明、印度文明等，完全可能在什麼時候重獲一種蘇醒與激活機製，進入文學書寫，甚至是大規模的文學書寫，釋放感覺、審美、文化的能量，與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紀對話——上述這些文明的積蓄地至少值得抱以希望。
顯然，中國八十年代的所謂“尋根”不是什麼文學妙方，不過是這些已經或正在發生的對話之一。這次對話發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階級結構多變的中國，發生在世界文明版圖大變之前，應該說不足為怪。
這次對話發生在尚無經濟高速趕超和“國學熱”的二十多年前，發生在西化浪潮獨大和狂勝之際，難免各種誤解與警覺。如果人們不是特別健忘，便可知“尋根”曾經幾同汙名，在八十年代中國遭受過兩種嚴厲政治批評：一是來自當朝的左翼人士（如賀敬之等），指“尋根”背離了“革命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回到“封建主義文化”的危險動作；二是來自在野的右翼人士（如劉曉波等），指“尋根”是“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的反動，純屬對抗全球現代化的螳臂當車。不難看出，這兩種批評政治標尺有異，卻分別延續了五四新文化以來“大破四舊”和“全盤西化”的兩種實踐，分別展現了蘇俄西方和歐美西方的強勢背景，透出了某種外來意識形態共同的麵包味與奶酪味，顯然是異中有同，甚至是一體兩麵。它們的聯手打造了一種文明進步觀，力圖把本土這個話題打人遺忘。
但對話畢竟發生了，或者說開始了。
這一類對話能否豐富和提升人類的整體精神，則正在和將要考驗參與者們的能耐。
說到這裏，基本不涉及對“尋根”或“文化尋根”的績效評估，更不意味著對各種文明體係做出全麵價值判斷。
清理該現象的三兩相關條件，隻是為了今後討論多一點方便。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