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白汝瑗
這不是一部普通的詩集，是關於一個人、一個非凡的人物命運的傳奇故事。
他曾經是一位詩人，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詩壇上耀眼明亮得如一座晨星。但很快他就消逝了，消逝得緲無蹤跡。1982年詩人的侄子在英國牛津的書店發現了他--他的名字和他的七首詩被收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中。後來又有人在國內十餘家出版社所出版的新詩名篇選集和新詩覽賞辭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和他的詩。
詩人的名字叫“玲君”，而生平介紹隻有略略數語，有的幹脆為“生平不詳”。讀者不會想到，這個曾燃燒著青春激情的詩人，已垂垂老矣，正在走向生命的終點。其實詩人就曾在我們的身邊，我們曾和他一起寫就一部大的詩篇，那部詩還沒有寫完，我們還在繼續。
“玲君”是白汝瑗同誌的筆名。應該說，他是我的前輩，我是他的傳人。在黑龍江日報60年的曆史中，他是第九任總編（當時沒有社長），我是第十九任社長。他任職在1957年到1965年，那正是中國高歌猛進又風雨交加的年代；而我任職在中國改革開放中風調雨順的二十一世紀初，我們的經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一直以為白汝瑗前輩是最具資質的省級黨報的總編輯。他青年時代就讀於南開中學、輔仁大學，後來在燕京大學讀新聞專業，斯諾曾是他的老師。他同學中的文友有曹禺、端木蕻良。他於1936年3月參加革命，1938年5月赴延安抗大、魯藝學習。後來任新華日報華北版記者、山東大眾日報副總編、膠東大眾日報總編。抗戰勝利後，他曾到東北、中南工作，曆任安東日報總編、東北日報副總編、長江日報副總編、中央宣傳部新聞處副處長、黑龍江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黑龍江日報總編。有這樣資曆的省報總編在全國可能也是絕無僅有。
也許作為省級黨報的領導者最精彩的表現，是他在1957年7月的幹部大會上所做的《關於辦報思想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提出10條辦報綱領：我們報紙的性質是省委機關報，又是人民群眾的報紙；報紙應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報紙上開展自由討論，把社會上的不同意見引向正確的道路；報紙應在共性的基礎上有自己鮮明的個性；報紙不僅要有政治標準，也應有技術標準；在報紙上和報社工作中，經常開展反“左”和反右兩條戰線的鬥爭；在工作中貫徹全黨辦報方針，要依照黨的意誌辦事，在省委領導下獨立負責；依靠群眾辦報，大力開展群眾工作；指導我們工作的思想是力求有功、力求無過，反對不求有功，隻求無過的自由主義……可惜在這之後的反右鬥爭中，他的辦報思想受到批判，他報紙改革方案夭折，改革的骨幹被打成右派。不屈不撓的白汝瑗，在1960年3月再次發起辦報思想的大討論，他又提出了“新、全、高、快、短、活”的辦報“六字要訣”。做為中國黨報的建設者和領導者，他深知我們的長處，也深知我們的弊端。在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下，他勇敢地提出了符合新聞規律的“六字要訣”，是需要非凡膽識的。白汝瑗的報紙改革如春風化雨，讓黑龍江日報麵目一新，為廣大讀者喜聞樂見，為全國新聞界矚目。這之後黑龍江日報被評為全國文教戰線的先進集體。白汝瑗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的照片，成為黑龍江日報曆史上最光彩的一頁。作為後來人，我們曾以白汝瑗同誌最早引領了省級黨報的改革而自豪。
黑龍江日報是一個文脈深厚的集體，我們其中不乏詩人作家。但是誰也不知道，身材不高，精神矍鑠，寬邊眼睛後一雙明眸的老革命白總編曾是一位詩名赫赫的大詩人。著名詩人、資深編輯陸偉然回憶說，從1960年到1966年前的五六年，我當詩歌編輯，沒有聽到過他對本報發表的詩，全國報刊發表的詩，以及出版社出的詩集，談過任何意見。他們認識了27年，一直到1987年11月20日，在省報刊登的白汝瑗的訃告上，他才知道白總編寫過詩，出過詩集，筆名為“玲君”。他說：“得知白汝瑗就是玲君，我曾經好一陣不平靜。與詩界明星在一起生活多年，竟然擦肩而過，全然不覺，激動中充滿了遺憾與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