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糧食產量連年下降，糧食供應十分緊張。寧夏人均占有糧食，1958年為36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9公斤，下降了39．2%。特別是農村，1959年糧食減產，加上高征購，使農民口糧標準大為降低，生活十分困難，隻得用野菜、瓜果、甚至樹皮充饑，使得部分農村勞動力外流或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浮腫、非正常死亡現象大量出現。
連續減產也使農業的基礎地位受到嚴重損傷，更加突顯了西部工業超過農業承載力的畸形發展性質，從而迅速導致整個西部經濟的全麵危機。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困難是全國性的。為了渡過難關，擺脫困境，1960年冬黨中央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強調把農業放在首位。西部各省區從實際出發，認真貫徹“八字”方針，開始了對西部各省區農業和農村政策的調整。調整了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製度；反對和糾正了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有領導、有計劃地恢複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
經過以上調整，扼製了“一大二公”和浮誇風、瞎指揮的傾向，農民的積極性得以重新調動，西部地區的農業生產在持續的自然災害中有所恢複和發展。農業的恢複，為以後西部經濟的重新發展奠定了基礎。
1963年以後，西部各省區根據“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的指導思想，廣泛宣傳加強農業的重要意義，確立了在首先保證糧食生產增長的同時，抓好經濟作物的生產，在保證種植業發展的同時，抓好林、牧、副、漁生產的“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農業發展方針，同時明確要求各行各業，特別是與農業關係密切的農機製造、修理企業和小工業、供銷部門等把支援農業當做首要任務去抓，從而形成了一個“全黨動員，大辦農業”的局麵。
在糧食生產方麵，主要是加強了農業基本建設，強調建立高產穩產田。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北地區風沙嚴重，本來就稀少的森林及草原植被，解放後還不斷遭到破壞，從而造成水土流失和風沙危害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過去曾被長期忽視的林業生產，這一時期開始得到高度重視，三北防護林的建設，在西部造林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這一時期，牧業生產由於繼續實行和完善大牲畜包產到戶、豬羊以私養為主和鼓勵群眾飼養家禽等政策，因而也有了長足發展。
三、“文化大革命”對農業生產的破壞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政治運動使經濟發展的正常進程受到幹擾。農村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開展了連續十幾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
大寨是山西省晉中地區昔陽縣一個自然條件很差、土地貧瘠的小山村。合作化以來，他們在土石山上開溝造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建成了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的農田。1964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核心是學習大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文革”開始後，大寨變成了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大寨精神也質變為“大批促大幹”，“農業學大寨”開始偏離正確軌道。
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西部農村亂批亂鬥，大批大鬥。“文革”前在農村中的正確方針政策被攻擊為反動路線；黨所提倡和允許的多種經營、個人家庭副業、集市貿易被當做資本主義加以批判；“文革”前在農村反複爭論的“產量責任製”、“包產到戶”被當做“複辟資本主義”的典型。人民公社整頓期間實行的一係列政策，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等，也被當做“修正主義的右傾錯誤”加以拋棄，而代之以“窮過渡”。農村經濟中的“左”傾錯誤達到了極端，農業生產徘徊不前，農民生活狀況嚴重惡化。1966年～1976年，西部地區農業總產值平均僅增長3．2%左右，社員人均集體分配收入從1965年的50元，提高到1976年的60元，平均每年增長不到1元錢。如果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農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左”傾錯誤被清算，人民公社製度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並在隨之而來的農村改革浪潮中，讓位於農村的新經濟體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