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經驗表明，在地區差別嚴重的情況下，政治穩定、國家統一是很難維持的。除中國之外，其他三個被點名的國家是巴西、尼日利亞和埃及。中國與這樣三個國家並列為地區差別過大的國家，顯然不是什麼好的兆頭。裏查森（H．W．Richardson）曾將空間均衡與總體效率的關係描述為一條損益曲線。曲線上的任何一點都代表一定的平等與效率的組合：過度追求平等時，效率會較低；過度追求效率時，差別會較大。問題是曲線上的哪一點最理想。這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手段解決。因此，即使在經濟效率上作點犧牲，也應設法縮小地區差別。更何況如前麵已指出的，縮小地區差別並不一定與提高經濟效率有必然的矛盾。
地區差別造成的問題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現在不少人相信，為了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犧牲地區間的平衡是值得的。他們的理由很簡單，資源是稀缺的，在資源分配上要考慮其機會成本。與其把資源投向低效率的落後地區，不如把它們投向高效率的先進地區。把資源投向落後地區，雖然能縮小地區間差別，但會造成很大的效率損失。
（一）地區差別過大會導致經濟增長受損
繆爾達爾（Myrdal）早就注意到，地區差別在欠發達國家比較大，且呈增長態勢；它在發達國家比較小，且趨於下降。一般從這個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任何國家要縮小地區差別，必須先設法加速國民經濟的增長。似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會神奇地自動起到縮小地區差別的作用。但從繆爾達爾的這個觀察中還可以得出另一個邏輯結論，即為了加速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先設法縮小地區差別。兩種推論哪一個對呢？也許兩個都對。增長有利於縮小地區差別，縮小地區差別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希金斯（Higgins）從他對兩者互動關係的曆史研究中發現，後一種推論更有道理。以美國為例，由於存在著一些獨特的條件，在美國沒有一片大區域曾被長久地遠遠拋在其他區域後麵。相反，一個時期裏的慢增長區往往在另一時期內變為快增長區。這種“棘輪效應”（Vatchetefect）導致了地區間差距的縮小，地區間差距的縮小則成為美國經濟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前半葉高速發展的一個有利條件。相反，正是地區差別大且仍在擴大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一般更為緩慢。
（二）地區差別過大會導致較高的失業率和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使宏觀經濟不易穩定
一般來說，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有一種負相關關係：當通貨膨脹率升高時，失業率會下降；失業率升高時，通貨膨脹率會下降。
實際上，中國在就業機會上的地區差別在近年來也越變越明顯。一方麵，東南沿海省份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大量雇傭外地勞工；另一方麵，西部廣大的農村和城市出現了勞動力過剩，失業和準失業的人口數量正迅速增長。幾千萬流動人口就是這種差別的結果。勞動力流動從理論上講是有利於提高效率的，但當幾千萬人快速流動時，會帶來無數難以解決的問題。“堵”不是辦法，“疏”隻能疏解幾千萬人中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要在中西部創造就業機會。這個問題應引起區域發展研究工作和各級政策製定者的高度重視，必須著手解決地區差別問題。
地區均衡發展不會必然以犧牲國民的整體效率為代價而隻惠及部分落後地區，相反它可以同時提高西部地區的效率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