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毛筆字和畫水墨畫，一般都使用宣紙，但初學者，卻喜歡用毛邊紙，因為它價格便宜，質地細嫩，表麵平滑，而且托墨吸水和宣紙有同等效果。但毛邊紙，邊並不毛，何以叫做“毛邊”呢?原來明朝毛晉汲古閣刻書時，先向造紙的地方把紙定下來，然後在這種紙邊上蓋有一個“毛”字的印，所以叫做“毛邊紙”。 毛晉是晚明時期開始刻書的，他是常熟人，築有汲古閣，藏書數萬卷，傳刻經史百家書，自手讎校，又刻《津逮秘書》十五集，皆宋、元以前舊帙。在他以前，刻書的紙張中大都帶有棉的成分，可以保持較長的時間，毛晉用的紙，除極少數名貴的書還用帶有棉成分的紙外，一般都用毛邊紙，所以毛氏汲古閣發行的書都很便宜，差不多全國都買他的書，風行一時。現在的明版書中，汲古閣的刻本是較多的。
【我國最早的印刷品】
我國最遲在商朝就用文字來記載曆史了，但那時還沒有紙，人們書寫時是用刀將字刻在龜甲獸骨或竹木片上，當然談不上什麼印刷了。印刷技術的出現，是和古代印章、碑刻藝術分不開的。正是在拓印古璽、碑銘的基礎上，啟迪人們發明了反刻的雕版和活字。
現在尚能見到的我國最早的木刻印書，也是第一部有插圖的印本書，是在敦煌發現的《金剛經》。這是一柄由七張紙連接起來的完整的卷軸。卷首是一幅釋迦牟坐在經筵上對眾弟子說法的木刻印畫，左右諸多護法神和僧人，上方還刻有飛天。整幅畫麵莊嚴肅穆，是為我國現有的第一幅木刻印畫。在佛經卷末則清楚地刻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筁為二親敬造普施”字樣。王筁是何許人現已不可知，但是這行文字卻說明了這部佛經是一個名叫王筁的人祈禱他的父母而出錢讓人雕印的。這部佛經雕版鏤刻細致，印刷技巧純熟，反映了這時的印刷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而事實上從文獻記載來看，在這部《金剛經》之前，我國唐代民間已經有過一些韻書，和曆書或者佛經的刻本，隻是沒能流傳下來。 從唐代發明了雕版印刷後，我國的刻書、印書之風隨之而起，不僅官府設有負責刻印的機構，一些官宦私家也普遍重視印書、刻書，常出重資雇人刻印，全國還形成不少以刻印為業的書肆書坊。 印刷術的發明不僅使人們免於長期抄寫之苦，而且對於古籍的保存、流傳起了很大的作用，從唐以來，雕版印刷(現在是翻印、複製)成為古籍流傳的主要手段。
【刻書世家】
在由唐至清一千餘年的中國古代出版印刷史中，出現了不少以刻書售書為業的家族，我們稱之為坊刻。他們子承父業，世代相沿，苦心經營，曆久不衰，有的經曆幾個朝代、五六個世紀以上。他們的聚居地，形成了曆史上的刻書中心，不僅在刻書內容和版刻形式上具有獨特的風格，而且為保存古代典籍、傳播民族文化以及促進印刷術的發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出版家保留到今天的唐代印刷品已十分稀少，然而在有如鳳毛麟角的幾件實物中，仍可發現一個十分普遍，而且值得注意的現象，他們大都標有“某某家”的字樣。如國內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實物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樓”附近一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陀羅尼經咒》，印本中央刻一菩薩像，周圍是梵文經咒正文，右邊首題漢字一行可認出“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等字，字體圓活秀勁，饒具唐人書法風格。
敦煌遺書中也有幾件唐代印刷品實物。其一為《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此卷雖僅殘留三行上半斷片，但卻保存上述書名及“中和二年(882)具注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之題記，刻印時間、地點、刻印家姓名俱全，此外還有“上都東市大刁家大印”曆日，也僅存下半一小條，為我們保留了刻書家題名。還有一些敦煌漢字寫本中有關於民間刻書家的間接記錄，如法國所存的一卷“陰陽書”，背後寫的是《新集備灸經一卷》。書下有“京中李家於東市印”一行。時間為鹹通二年(861)，在倫敦、巴黎、北京等地圖書館，保存著十多份帶有“西川過家真印本”字樣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都是寫在尾題經名之下，並有年月日明確題記。這些充分說明早在唐代我國就有印刷品廣泛流傳於民間。 以上所記的“龍池坊卞家”、“京中李家”、“西川過家”等，是一批以印售曆書、詩文集、字書，陰陽雜著為業的手工業者，他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出版家。四川成都地區是我國最早的刻書中心。
臨安陳氏和建安餘氏到了宋代，我國印刷業進入了黃金時代，繼四川之後，又出現了浙江和福建兩個刻書中心。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這些地區聚居了許多刻書世家。如南宋行都臨安(今杭州)的中瓦子南街和眾安橋一帶，就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經坊”、“書籍鋪”，有尹家、郭家、榮六郎家、賈官人、張家等。僅陳姓書鋪就有四家之多，以陳起父子最為有名。陳起，字宗之，稱陳道人，又稱武林陳學士。他在文學藝術上有較深的造詣，好刻唐人詩集，有“字書堪稱晉，詩刊欲遍唐”之譽。至今我們還可以看到陳氏刻的20餘部唐人詩集，書後大都刻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牌記。陳宅所刻之書，雕印精良，為曆代藏書家所珍重。應該說，後人所以能見到較多的唐宋之人詩詞，是與陳起等書坊刻書家的功績分不開的。
福建的刻書世家，主要集中在閩北建陽縣的麻沙和書坊二鎮。宋代祝穆在《方輿勝覽》中曾說：“建寧麻沙、祟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福建通誌》中也提到，建陽、祟安接界處有書坊，早在宋代就稱為“書林”，後改稱“書坊”，至今仍稱書坊鄉。我國雕版印刷史上著名的“建安餘氏”一族就世居在書坊鎮。建安是建陽的古代郡名。《書林清話》曾說：“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餘氏為最。”早在12世紀，餘仁仲萬卷堂所刻的經書就為餘氏贏得聲譽，嶽飛的子孫在《九經三傳沿革例》中，評價當時的經書說：“世所傳本，互有得失，難以取正，前輩謂興國於氏本及建安餘氏本為最善。”由於餘氏刻本流傳廣遠，清代乾隆皇帝還敕令福建巡撫鍾音派人專門查訪餘氏家族刻書的興衰始末。宋代餘氏刻書家，除餘仁仲外，還有餘唐卿、餘恭禮、餘騰夫、餘彥國等。元代餘氏書坊有雙桂堂、勤德堂、勤有堂等。其中尤以餘誌安“勤有堂”刻書最多，影響最大，至今仍可知見的刻本有30餘種。明代餘氏刻書家達數十人之多，著名的有餘彰德、餘泗泉等。餘氏三台館、永慶堂直至清代仍有刻書活動。
後來居上的蘇刻本除四川、浙江、福建外，到了明代蘇州、常熟、南京為代表的江蘇刻書躍居首位。例如在南京的三山街、夫子廟、太學前集中了數十家刻書坊，其中以唐姓為最多，有唐謙、唐琳、唐貞予、唐晟、唐少橋、唐少村、唐錦池、唐惠疇、唐廷揚、唐廷仁、唐龍泉、唐金魁、唐鯉耀、唐鯉飛、唐振吾、唐國達、罛宇、唐建元、唐繡穀、唐富春等十餘家。其次為周姓，有周曰校萬卷樓、周近泉大有堂、周對峰、周如泉、周昆岡、周氏嘉賓堂等。
【“書店”和“書市”】
書店在早些時候也叫“書局”，古時則叫“書肆”。書肆之名(市集貿易之處曰肆)，最早始於漢代，大概已經是有門麵的店鋪了。還有叫“書棧”、“書鋪”、“書棚”、“書堂”、“書屋”、“書籍鋪”、“經籍鋪”等名的，既刻書，又賣書。古人也有直呼字號的，如“富文堂”、“養正齋”、“鴻運樓”、“祟文閣”等。這些名號，除統稱為“書肆”外，宋代以後還將一些藏書處賣書處統稱為“書坊”。“書店”一名，最早見於清乾隆年間，距今已有200多年了。 我國古代最早經營書籍的專業商市“書市”是在漢代出現的。當時，由於造紙術的發明應用，給編抄各種書典帶來方便，漢武帝時，曾下令征求上古遺書，並設立了國家圖書館，設有專門抄寫書籍的人員。在國家提倡下，民間各流派文士所抄線裝書典也名目繁多。因此各種大小書肆(市)也相繼湧現出來。京城長安最高學府大學院附近，就設有一個生意興隆的書市。因這個書籍經營市場座落在繁茂秀麗的槐樹林中，許多讀書人稱它為“槐市”。這個“槐市”“無牆屋”，是一個真正的露天貿易集市。太學院的學生常把抄寫的線裝書典帶來，與經營書的販子進行交易，同時“議論槐下”，切磋學問。 古代的書商則稱“書儈”。
【我國古代的圖書館】
在我國，關於圖書的起源，《易?係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可見在周代以前早已有了藏書之舉了，不過沒有載於典籍罷了，到了周代就有了“史”這一官吏，來掌管四方之誌、三皇五帝之書。《史記》說，老子曾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班固的《漢書?藝文誌》也說，老子做柱下史，博覽古今典籍。可見老子擔任過當時的圖書館館長是確鑿無疑的了。孔子周遊列國，得讀120國的書籍。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墨子也說，他自己曾見過百國春秋。當時圖書館之多，藏書之豐富，於此可見。西漢政府重視圖書事業。漢武帝時第一次由政府下令在全國征集圖書，在宮內建立了頗具規模的收藏圖書的館舍。有人說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見諸文字記載的圖書館。隨後由劉向父子開始了我國曆史上政府圖書館的第二次校書編目工作。但以上所說恐多係國家典藏，非普通人能夠借閱的。那麼我國公共圖書館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按一般的說法，我國公開圖書館應推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端方督江蘇時創立的江南圖書館為最早，當然，從命名來說這可以說是最早的，但實際上，卻可以追溯到南宋。據《廣信府誌》記載說：“紹熙、慶元間(南宋光宗和寧宗年號，1190—1200年)，直敷文閣趙不迂(晉臣)建書樓於江西鉛山縣以供眾覽。謂邑人舊無藏書。士病於所求，乃儲書數萬卷，經、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鑰掌之。來者導之登樓，樓中設幾席，俾能縱覽。”另外，在《稼軒集詞題》中也有記載說，有個名叫鄭文英的人，在福州建了一座“巢經樓”，樓旁設“尚友齋”儲備了不少圖書，需要借書的人可以在齋中自行取書閱讀，但不得攜出。 這以上事例，都和現代圖書館設置的閱覽室十分相似。由此看來，我國公開的圖書館，已有近800年的曆史了。 當然，1907年創辦的江南圖書館可視為我國近代圖書館創始時期最早的之一，最早的還有湖北省圖書館，其前身創建於1904年。1905年湖南圖書館創建。這些近代圖書館都是以“圖書館”為名的。
【難解的天書】
四川安嶽縣離縣100餘裏處有座合義寺，早年毀於戰火，現僅存石洞。洞口有兩副楹聯，一副為端莊凝重的楷書，寫著：“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另一副由笨拙迷奇的象形文字組成，一向被稱為難解的“天書”，至今無人識得。據傳說，洞寺內有一座秘密的藏寶窟，誰能識破洞口的石楹聯，誰就能找到打開寶窟的鑰匙。
【磚書】
在伊拉克的古城尼尼微遺址上，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批用泥土燒成的磚書，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曆史，它記載了古代亞述帝國的故事。
【金書】
公元五世紀中葉在斯裏蘭卡古都阿努拉達普拉的一座古廟中，發現一部金薄箔製成的書，全書共十四頁，每頁都係純金薄箔製成，上麵載有古印度史詩。據載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由印度傳入的。
【銅書】
在保加利亞西部的加布羅沃城市圖書館保存著一部世界上製作最為精巧的青銅書，它是二百年前保加利亞著名銅匠科斯托維用十年時間鑄成的，全書共二十二頁，重八十五公斤，上麵鐫刻的全是警句與格言。
【鋼書】
在南美洲巴西聖保羅市的中心廣場上，陳列著一部鋼書。該書共有一千頁，重一噸半，上麵記載著這座城市的全部曆史，以告誡後人別忘記祖先創業的艱難。該書采用不鏽鋼薄板鑄刻並裝訂，書中記錄著聖保羅城市的曆史沿革、風土人情和名勝古跡。
【石頭書】
在緬甸曆史名城曼德勒一座古塔裏，珍藏著一部全世界最大的石頭書。全書七百三十頁，每頁都是重幾公斤的大理石，總重一千四百六十公斤。據考，它是十八世紀中期一百名石匠用九年時間刻成的，內容全是佛經。
【用人皮裝訂的書】
用人皮裝訂的書在世界上最為罕見。估計這種圖書目前在世界上至少一百冊。最有名的一本是法國著名天文學家、詩人卡米爾?弗拉馬利翁博士的詩集《空中的土地》。據說，當時有一位伯爵夫人非常喜歡這個博士的詩，她在遺囑中提出要用自己肩上的皮裝訂這本書。現在，這本書的封皮上燙有這樣幾個法文金字：“遵照一位女士的心願，用她的皮裝訂而成。一八八二年”。這本書一直為卡米爾博士收藏，他死後，被一個美國藏書家購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的一個俘虜收容所所長的老婆，對人皮、特別是有紋身圖案的人皮有興趣。她利用其丈夫的職位，殘酷殺害了一些身上有紋身圖案的俘虜，用他們身上的皮作成一些書的封麵。其中有希特勒的影集、《我的奮鬥》和她自己的日記本。
【能穿的書】
美國推出一種印刷和包裝獨具一格，製作過程極為複雜可以穿的係列叢書。它是印在一種特殊的布料上，讀者看書時將書頁全部打開，便成了一件書中主人公穿的特別服裝。假如這是一本警察擒拿歹徒的小說，那麼此書打開後就是一種標準的警服，並配有腰帶、徽章、手銬和警棍。這種“穿著叢書”內容豐富多彩，諸如描寫太空人、法官、機器人、影視明星、私家偵探等。讀者隻要把頭套進中間剪開的領洞、搖身一變就成為書中主人公了。
【最小的書】
世界上最小的書是公元1878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城出版的《論禱告》(或《祈禱書》)。全書用七種文字撰寫而成，每頁隻有3．5×3．5毫米，約有一粒紅小豆那麼大。該書是用活(鉛)字鑄排機印成，而不是用照相排字機縮小影印的；封皮是手工裝的羊皮麵並飾以赤金燙金書名。由於字跡和篇幅微小，所以無論印刷、拆頁和裝訂工作都異常艱巨。為便於閱讀，它裝在一個鑲有放大鏡的有機玻璃盒裏。這本書現藏在西德美德因茲市古膝貝格博物館中。
【“芝麻”書】
1980年7月，日本東京的一位出版商出售了200多本微型兒童讀物，這種書麵積為0．14平方厘米，名曰《螞蟻》，隻有在顯微鏡下才能進行閱讀。全書20多頁，字體呈行草書。據稱，在目前所有的書本中，尺寸之微，首屈一指。
【最長的書】
世界上最長的書要數愛爾蘭大學在1968年——1972年出版的(英國1800——1900年國會文件》一書，全書共分1112卷，重3640公斤，耗資達6．9萬美元，光製作和裝訂就用了3．4萬張印度羊皮和價值2．2萬美元的鑄字，如果一個人每天讀10小時的話，讀完它得花9年時間。
【舞台書】
美國米德造紙公司為了擴大影響，特製了一本世界上最大的書，長近5米，寬4．2米，共有400頁。這部巨著書現在放在美佐治亞的一家公司中，有趣的是並不是供人閱讀，而是將其平放於地讓人們把書當成舞台，供大家在書麵上演講或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