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從維熙一起去參觀了寇坊公社。這公社兩年前我來過。當時一位隊長才蓋起五間新房。這房子是他自己設計的，水泥抹地，有單獨的灶間和大玻璃窗。他為此很驕傲，對我說：“我這房在咱平原縣算第一等的了。”這次我領著從維熙去看他，他招待我們喝茶，介紹隊裏的生產情況、社員的平均收入，卻不再誇他的房。我說：“你給從同誌介紹介紹你的房子呀。你這不是全縣第一流的嗎！”他一跺腳說：“完了，俺後悔了，你看看今年村裏人蓋的是什麼房！我早蓋兩年，可落後了十年咧！”他領我們去看村裏正動工修建的房屋。人們已看不上由土把式蓋的一般磚瓦平房了。他們從濟南拉來方石，從泰安等地請來包工組，蓋那“石頭牆裙一人高，窗框牆角石頭包”的洋式平房。不少人買了摩托車。上工時扛著鋤頭鐵鍬，騎著“亞馬哈”、“嘉陵”，故意繞著圈子往地頭上走（因為地塊太近沒過夠騎車的癮）。
最使我驚愕的是許多人家鍋灶頂上安了馬口鐵打的排煙罩！這種東西並不值錢。既買得起二十英寸彩電，買它不算什麼。可是人們對它的需要多半產生在對電視機的需要之後。排氣罩是要在吃飽穿暖，有了起碼的文化娛樂之後，人們要享受點窗明幾淨的樂趣，追求衣飾環境的美化時才用得著它。一年前我來這裏，還沒見有人安。目前我住的北京宿舍樓，安它的戶也是少數。我說：“看樣子這一兩年，你們生活又提高不少！”那位隊長說，在他們這四十三個大隊，一萬六千多人的公社內，去年一年，糧食增產了二百八十八萬斤，棉花增產了一萬擔。去年人均純收入達到七百九十八點二元，比我來的那一年每人多收二百三十八點二元。我們設想到本世紀末達到的“小康水平”，是人均收入八百美元，現在這個公社已經有兩個隊、八百六十五戶超過這個水平了。
“人均收入三百七十八元”，這不僅僅是物質增產的結果，它還是人的智力、才幹發揮的結果。
我請林斤瀾和我一起到我家鄧莊去。我們村在全縣是中遊偏下的地方，去年人均收入也達到三百七十多元，一千斤口糧。我看到了全村第一棟完全用磚蓋的新房（以前連地主的房子也隻在四角用磚，中心仍是土坯的），看了自己家用具齊全的住室，看了翻修整潔的小學校，心中很是激動。但林斤瀾卻冷靜地點著頭，沒一點喜悅的模樣，我對他相當不滿意。隔了一天，我正想找他交換一下意見，他風塵仆仆地從外邊歸來了，麵上閃著極喜悅的光彩說：“那天我看了你們村的情況，心上真涼了半截！你們村是老根據地，解放四十多年了，那小學校還這麼簡陋！你弟媳婦家的用具還這麼欠缺！盡管人均收入三百七十多元，我仍然感到心情沉重。今天我看了個新人物，發現了生活中的新因素，對你們平原的看法才變了。”我問他看到了什麼人？他告訴我見到了坊子公社的張傳軍。
這位張傳軍，既是個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又是個給人帶來思索的人。他今年三十五歲，共產黨員，為人精明強幹。因為家中七口人隻有他夫妻兩人是整勞動力，所以很貧困。三中全會以後，他除去承包責任田外，農閑時還經營一個醬豆腐作坊。從一九八一年十月起，在作坊開工十個月的時間內，他竟然使純收入達到三萬八千九百多元。加上承包責任田和養豬養牛的收入，這一年全家淨收入將近五萬元，按人口平均每人收入近七千元，他發財之後，大聲宣布：“我是共產黨員，我都敢靠勤勞致富，你們大家還顧慮啥？別看我自己富了，這個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大家都走社會主義的富裕大路！”於是他拿出四千多元去扶持經濟困難戶；拿出四百元專門資助村中的小學校。並且買來木材請人為學校做一堂新桌凳。一九八二年過春節，他跑到集上一次買了七口肥豬，宰了九百多斤肉，分送給全村各戶中去，挨門宣傳：“三中全會決議就是要放寬農村經濟政策，讓咱農民勤勞致富。別觀望了，放手幹吧，明年你們也大膽創業。”村裏有個孤獨老人叫耿傳亮，張傳軍宣布這老頭全年吃的鹹菜和醬豆腐、臭豆腐全由他包了。過年時他除去給老人和一個殘廢兒童各送去十五斤上好的肉外，還給每人送去十元錢添年貨。因為這兩人沒有勞動力，他替他們把改善生活的義務擔負起來。
張傳軍靠做臭豆腐發了財，可是他並不會做臭豆腐。技術上要請臨清縣的師傅來“指導”，勞力上也要請本村的鄉鄰來“幫忙”。對“指導”的師傅，他每人每月付一百五十元工資，管吃管喝管抽管住，冬天送一身新棉衣，夏天送一套新單衣。師傅探親來回除去發路費，他還給買一份禮物帶上。一個師傅的兒子定親，他白送三百元幫忙。另一個師傅蓋房，他又拿出七百元支援。對本村“幫忙”的鄉親，他每月給工資六十元。磨製三十二斤黃豆算一個活，每天做七個活算完成定額，超過七個活，每多作一個，提出純收入百分之三十作為獎勵。豆渣、漿水，優先供給幫忙戶養豬上地。不論師傅還是幫忙的，一律六小時工作製。每年秋收後開業，幹到“五一”關門，然後各自仍去種責任田。張傳軍不僅不管做豆腐，他甚至也不管賣。誰替他賣，賣一百元有五元經銷費。這樣他的臭豆腐就賣到了德州、滄州、濟南、石家莊等十幾個縣市。
張傳軍既不做，又不賣，卻掙這麼多錢，人們服氣嗎？大家伸出兩個大拇指頭喊“服”。因為大家親眼看見過隊裏以前集體辦的豆腐房，不死不活毫無生氣。這套籌劃、經營、管理、推銷的本事，關係到作坊的成敗興亡，不是人人都有的。
但是，若把張傳軍僅僅看成個難得的經理人才就錯了。張傳軍自辦作坊的勇氣不僅來自對能力的自信，更主要是來自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心。開作坊要雇工，他入黨多年了，長期當幹部。他心裏明白，所謂請師傅“指導”也好，請鄉鄰“幫助”也好，說穿了全是雇工。如果政策有反複，他這個黨員的帽子就會長翅膀。“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景象人們並沒忘記。若隻為掙錢養家，他幹點更安全的事兒豈不更好？一個地方企業請他去當廠長，另一個國營廠動員他去當采購員，都答應待遇從豐。憑他的能力和才智，幹什麼也不拉後。但是，他全拒絕了。因為他長期種地，他比別人更知道農村的真實情況。農民已窮到了極限，再不讓大家生活有較大的提高，元氣將難以恢複。所以三中全會決議一公布，人們如在大旱之年聽到了雷聲，望到了雨雲。但農民也有他的保守性，疑慮重重，路子不看準是不敢邁步的。他們想：“要真照文件上說的這麼辦當然好，萬一又是個臨時措施呢？辛苦一年，糧食到手時政策又變了呢？剛掙下倆錢又來掐尖子呢？大鍋飯雖然吃不飽，可也餓不死。自己立灶雖有吃飽的希望，弄不好也有連砂鍋也打碎的危險。還是先看看他們黨裏的人怎麼操辦吧。他們要敢致富，咱們也跟上。將來就是糾偏也有他們站在前邊。不糾偏呢，既然共產黨員都允許富起來，咱老百姓還有啥可怕的？”張傳軍感到群眾用眼盯著他的腳步！
促使他下決心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看到三中全會以前，隊裏辦的豆腐作坊浪費大，收益小，人人指責。他想證明一下，那個豆腐作坊辦不好不是這門副業無利可圖，也不是群眾體懶手拙，更不是走了什麼資本主義道路！原因就是一個：極左思潮。吃大鍋飯這套主張根本就不該存在！他想叫人們看看，還是這夥人，還是這套工藝，政策一變馬上改觀。他要為三中全會作個例證，讓那些“左”大爺們開開眼！
“政治經濟學”將來對社會主義製度下雇工怎麼論述，他弄不清。但眼前黨需要他作什麼，群眾希望他作什麼，他是很清楚的。他不能不響應生活的召喚把這副有潛在危險的擔子擔起來。他認為一個黨員作黨號召作的事總不會錯，同時，他盡自己所認識到的，在收益分配上作了些努力。他隻留一部分生活費用，大部分用來擴大再生產、搞公益事業和幫助鄉鄰。他準備在幾個城鎮建立門市部；還要開辦榨油廠、釀造廠，考慮將來吸收群眾入股，把作坊、工廠辦成自願結合的、自由入股的集體所有製企業。
對張傳軍的行為如何評價，我曾費過一番思索。並和幾個同誌作過研討。我最後的看法是：張傳軍確實在搞活農村經濟方麵起了一個黨員應起的帶頭作用。他增加了社會財富，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生活，他使一部分群眾更加堅信黨的政策，敢於放開手腳去創造財富和享用財富。這些顯然都有利於四化建設，有利於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他富裕之後許多有共產主義風格的行為（這方麵例子很多），也起了某種示範作用。這樣的黨員難道不是越多越好嗎？如今農村中成千上萬有才智有能力的人才被發現，受支持，使他們把被禁錮多年的活力釋放出來，為發展社會主義農村經濟而充分施展，這是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一項大成就。它的價值絕不低於增產多少噸糧食。對這樣的新事物我們應當放聲歌頌。至於它的不完善之處，須要從理論上澄清匡正之處，不難在實踐中逐步解決。
對平原縣其它的一些人與事，我也是這樣看。新的事物也帶來些新問題，但是最根本的事實是人才輩出，各顯神通；是勞動人民肚中有食，身上有衣，手中有錢。幾千年來的饑寒之色從臉上掃去了。一個供銷社負責人告訴我，恩城鎮開物資交流會，存一輛自行車二分錢，看車的人一天竟收入八百元的存車費！八十元一床的毛毯來了就搶；幾百元一輛的輕騎摩托一投放就光；連六十元一輛的幼兒三輪車也是暢銷貨。他問我：“你說我們平原曆任的縣長，有幾個舍得花幾十元給孩子買這麼個玩物的？”這能說不是開天辟地以來空前大好形勢嗎？
一天，給我寫信的那個朋友來看我，我責問他為什麼不明說我把數字報少了，而故意含糊其詞地說我“數字不實”？他說：“故意將你一軍，好促使你回來看看。”我問他：“我那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數字並不是自己造的，是報上登的，你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嗎？”他說：“知道，這是去年秋收前縣裏估產的數字！”我問：“為什麼估計數字與實際收入差這麼遠？”他笑了聲說：“這是我縣馬書記的一貫作風。他對下邊的態度是你估低了他不追究，你估冒了，他大會小會批評，因此大家都學會了他的原則：困難往大裏估、成績往小裏估。所以平原縣過去多少年都是中下遊！”我說：“現在不致於這樣了吧！”他說：“一個樣。你要明白，成績是幹出來的，名聲可是吹出去的呀！我要不把你將回來，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的印象就印在全國讀者的頭裏了麼，馬書記不會叫人寫信更正的！我替全縣的人不平，已經達到的成績為什麼不可以宣揚宣揚呢？”
我臨行前，馬榮珂同誌來找我閑談，我把上述的意見轉達給他。他不以為然地說：“總把事情往有利的方麵估計，不肯朝困難和不足之處多看兩眼，這毛病叫我們吃夠苦頭了。少報了點錢算什麼，三百七十八元隻是平均數，這個縣還有一百來個隊人均分配在一百五十元以下呢！為什麼不說一說？大牲口的飼養數至今還沒達到曆史上的最高水平呢！你別看好多農民買了電視機、洗衣機，大部分電視機不能看、洗衣機不能轉！因為供電不足，這些東西隻能當擺設！生產要再發展，不講科學不行，沒有足夠的知識分子不行，這些都不是好解決的！同誌，我也不是天生愛說泄氣話的。我想爭取到一九九五年產量翻一番，提前五年完成中央的號召。有多少困難愁得人睡不好覺，我哪來的精神頭去吹喲！”
吐魯番懷古
關於吐魯番，人們談得夠多了。它的葡萄和葡萄幹，它的輕歌曼舞，它的全球之最的海拔低度，它的燒餅烤爐式的酷熱幹燥的氣候……不說家喻戶曉，總算是馳名中外。臨去之前我已下了決心，不再寫什麼關於它的文章了。
然而終於忍不住還是提起了筆。
這“忍不住”開始於交河古城，（就是大詩人岑參“飲馬傍交河”的那個交河）在頹壁殘垣之間，朋友隨手拾起一隻麻履送給我。麻經呈淡黃色，淺幫、高臉，後跟上有絆，是元以前的舊物。我把玩再三，為了尊重參觀製度，臨行時把它鄭重地放到鼓樓殘跡的台階上。這地方沒有看守人員，我想過不多久就會被牧羊人或是遊客丟棄。但我還是鄭重地擺好，帶著紛亂的心情離去。此後，在阿斯塔那墓群，在高昌古城，這心情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由吐魯番縣城去阿斯塔那墓地，途經火焰山下，讀《西遊記》，我很佩服吳先生的想象力。來到火焰山下，卻又驚歎人的想象能力的可憐，怎麼也趕不上造化的鬼斧神工。八百裏火焰山一片赤紅，山的皺折逼似狂燃中的烈焰，在高溫氣流的折光下搖晃升騰。放眼望去，視界之內所有地麵全是火紅色，不見一個人，不見一棵草，不見一絲有生命的物質。我正在想，阿波羅的宇航員在月球上的感覺也不過如此吧？可是汽車拐了個彎，尖叫著刹住，這就到了阿斯塔那墓群。古墓是在戈壁灘地下的，地表似乎沒有封土。一共五十多個墓，我們隻看了三五個。斜長的墓道，方形墓坑，有濃豔精美的壁畫，有幹屍。其它的主要出土物已經送走，展出在烏魯木齊的展覽館。來此以前我看過。更以前，我在被驅出社會生活，蟄居在一間地震棚中時，讀過關於這幾個墓的發掘報告。因此，從這墓地到高昌古城，我一直沉迷在幻象中，置身在那個既遠離了我們，又幾乎是可見可觸的世界裏。
高昌古城，好大啊！城牆大部完整，垛口整齊莊嚴，成片的住房，有些隻是少了屋頂。街坊市巷，殘跡宛然，寺廟中塔樓上，在一個龕裏甚至還殘留下一尊佛像。院落、官署、王宮的建築，雖然隻剩下了四壁，但格局依然清楚，不難想出身穿窄袖襦衫，長裙曳地，眉貼花鈿的唐女當爐賣酒的景象。這門前應擁擠著蓄短髭，著皮靴的武士。官署前來往的是頭戴烏紗，著對襟寬袖襦衫，下著白裙的官員。騎馬匆匆而來的胡商，應是頭戴尖頂卷沿氈帽，帽頂兩側繡出菱形圖案，深目高鼻，大胡子卷在項下。若逢上吉日廟中作法事，香煙繚繞，唱佛號之聲是要響遍全城的。
這景象我不是想到的，而是“看”到的，我看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眾多木俑，木俑中甚至有一個劇團，幾個醜角的麵部表情，使我們想起肖長華、芝麻官和川戲的名醜們。幾個扮小生的演員，官帽後邊露出發髻，證明越劇中女演員扮小生在中國不是獨創，竟是千年前的老慣例了。
在千年之前，這片火洲之上能有如此繁榮昌盛，文化發達的景象，是我們的祖先經過血與汗的搏鬥爭來的。鬥爭的關鍵就是要統一還是要割據，要團結還是要分裂。
這些木俑，出自阿斯塔那二百零六號墓室，這墓的主人名叫張雄，是個在曆史上應當用筆大書的人物，可惜至今除了幾個考古學家外，別人還沒大注意他。
翻開地圖看一看，人們就會發現吐魯番的地理位置，正處在絲綢之路東半，河西走廊的西口外。從長安出發，不論走北路去烏魯木齊、伊犁，奔裏海；還是過了哈密往南折去樓蘭、龜茲，西往波斯，以致南穿塔裏木沙漠奔印度，這八百裏火洲都是必經之地。所以不論玄奘也好、岑參也好，以及後來發配伊犁的林則徐也好，都在吐魯番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這樣一個重要地區，自然要成為中央政府管轄西域的重要據點。漢朝時這裏稱為“高昌壁”、“高昌壘”，“壁壘森嚴”是為了保護東西交通的要道，有效地管理邊陲。晉以後，中央政權衰敗了，這裏就成了幾個民族、幾股勢力角逐的場所。你殺我砍，走馬燈似地換了幾個主人，到後魏孝文帝二十三年，敦煌人麹嘉波被擁為高昌王，局勢才穩定下來。
中國是個大國。各地方勢力是與中央政權保持一致還是離心離德，關係著國家興衰。按曆來規律，凡是中央政權穩定、強盛時，地方勢力就容易順從和擁護；中央政府衰敗，中原局勢不穩，地方勢力的離心力就增大。張雄卻是在中央政府權力更迭，中原局勢一片混亂的情況下，盡全生精力來維護祖國統一的，這是他高人一籌的地方。
張雄出生於隋開皇四年（五八四年），卒於貞觀七年（六三三年）。這五十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亂、唐初由亂到治的時期。中原正在捉對兒撕殺，當然顧不上邊陲的吐魯番，彈丸之地的麹氏高昌，隻得周旋於周圍的幾股強大勢力之間。他一方麵不得不接受反中央政權的“鐵勒人”派官員給他監國，一邊又設法和反鐵勒擁中央的突厥結親，並千方百計去和隋朝聯係，爭取中央政權的領導與支持。
大業五年，隋煬帝“巡河右”，到了張掖。高昌王伯雅去朝見了他。並隨煬帝去了長安，參加了隋朝征高麗的戰爭。大業八年，隋朝把宗室女華容公主嫁他，伯雅夫妻雙雙回到高昌。臨行之前，伯雅向隋煬帝表示此次回去，要下令全國“庶民以上，解辮削衽”，恢複漢族衣冠，以示效忠祖國。隋煬帝很高興，當即下詔：“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勢，並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複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為冠帶之國”！不論煬帝幹過多少壞事，搞了多少女人，在維護國家統一，團結地方勢力這件事上作的總算正確。
可是這卻惹惱了極力控製高昌並心懷分裂野心的鐵勒人。他們先是通過監國官員威脅伯雅，使他改變衣冠的計劃，因為“畏鐵勒而不敢改”；繼之煽動對伯雅不滿，懷有篡權野心的人發動政變，把伯雅趕下台，攆到吐魯番以外的地方去了。可見搞霸權，弄顛覆，也是人類由來已久的惡癖，怪不得一提霸權，世界人民都反感。
伯雅去長安四年，家裏誰替他掌政呢，曆史上沒有記載，估計可能就是張雄的父親。因為張雄的祖父是高昌國官員，死後追贈“左衛將軍，綰曹朗中，”父親是“建義將軍、綰曹郎中，”和伯雅是郎舅之親。張雄的姑母是伯雅的“太妃”，並且生了太子文泰。
伯雅被迫流亡時，張雄是陪著一塊出走的，就在這次流亡中和後來的反攻中，張雄立下了大功。他的墓誌上記道：“屬奸臣作禍，偽（指高昌）祚將顛，公出乾候，兵纏絳邑，君執羈靮，經始艱難；功冠卻燕，勖隆複郢”。
伯雅和張雄流亡到什麼地方，也是沒有記載的事。考古學家吳震認為他們逃到突厥統葉護可汗處去了。我讚成此說，因為突厥與鐵勒是仇家，他們當時是擁護中央政權的，二來突厥統葉可汗的夫人正是伯雅的女兒，是張雄的表親。
我們現在反對把私人關係攪合到公事中來，因為這是“封建思想”的表現。但發生在封建社會裏的這類事，卻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央政權和高昌、突厥，用一條姻親血緣的帶子連在一起，在當時是有利於祖國的團結統一的。伯雅張雄的複辟戰爭，不能看作個人權力之爭，實在是團結與分裂，統一與割據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張雄的功績也就在於為維護統一和團結而奮鬥不息。
伯雅從下台到複國，用了六年時間。他回來時中原雖已換了王朝，但天下仍未安定，隋朝的王世充和河北的劉黑撻尚在與瓦崗英雄們進行較量。伯雅無法和唐王朝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隻好待機。到了貞觀初年，可以和唐朝中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聯係了，他卻死了，換了伯雅的兒子、張雄的表兄弟文泰來當國王。
伯雅被推翻的六年，誰在高昌當權呢？史書不載。從阿斯塔那出土的文書上看，這六年用的是“義和”年號，（伯雅第一次執政用延和，延和十二年發生政變。他回來後改元重光，表示重新光複，大地重光之義）看來並非鐵勒人自己出麵，而是用了高昌人作傀儡，我很懷疑就是這個文泰。一則沒有見到他跟他爹同時出走的記載，二則他上台以後就一反他父親的擁護中央的政策，大搞起稱霸一方的分裂政策來，凡是途經高昌上中央進貢的西域使節，他一律扣留，搶劫財物，認為“阻漠憑沙”有恃無恐。玄奘去印度取經，也幾乎被他留住，真唐僧並無孫猴保駕，隻得絕食抗議，這才允許他走了下去。張雄多次勸文泰改弦更張，皆被拒絕。這個憂國憂民的漢子終於憂憤成疾，鬱鬱死去。死時的官銜是左衛大將軍，都管曹郎中。感謝吐魯番的幹熱氣候，把他的遺體保存得極好。我在烏魯木齊展覽館見到這位將軍的遺體時，依然身高體大，威武雄壯，隻是臉上滿是愁苦相，證明憂鬱致死的說法可信。
李世民對麹文泰開始是極力團結、爭取的，貞觀元年賜文泰妻花鈿一副，貞觀四年召見文泰時，又賜文泰妻姓李，並且封為常樂公主。而文泰一麵向唐王朝貢玄狐，獻“圖_figure_0000_0001”林狗，一麵卻背後搞分裂活動。而且在貞觀六年和十二年兩次襲掠焉耆。唐朝皇帝是有心機的，開始時不動聲色，等中原穩固，生產恢複之後，立即下詔叫侯君集帥兵去滅高昌。曆來的陰謀家兩麵派很少不是膽小鬼的。文泰自我擴張，作了幾年小霸，仿佛不可一世，一聽侯君集帶兵來打，竟嚇得嗚乎哀哉了。隻得由他的兒子先行繼位，馬上就請罪投降。
唐朝滅高昌國後將此地改為西州，州治也挪到交河去，所以岑參的詩上寫了交河。但唐王朝對高昌國的君民，待遇卻是寬大的，對張雄一家的忠於祖國，也頗重視。滅國之後，把他們弄到洛陽住了幾年，隨後就封文泰的兒子麹智諶做了“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府州刺史”。張雄兩個兒子，張定和當了“前庭折衝都尉”張懷寂當了“西州行參軍”，張懷寂後來又累任了“張掖縣令”“疊州長史”。長壽元年，張懷寂隨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平定叛亂立功，受到褒獎，又升任了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司馬。
唐朝直接管理西州地方後，這裏的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昌盛起來。這在張雄墓的兩次隨葬品中有著極鮮明的反映。張雄死時，隨葬十九個木俑，都是用半圓木條刻的，製造簡陋，人物的穿著還是黑帷帽，黑衣白褲，女性也沒什麼修飾，不過多一條長裙。五十五年後張雄的夫人下葬時，木俑的形象卻是精雕細作、絹衣彩繪了。而且數量品種都多的多，騎馬俑十個，文官俑五個，武士俑五個，另外還有一個劇團的各色戲弄俑，兩組駝馬人物俑，人物表情之生動，衣飾色彩之華麗，充分表現了在中央政權直接管理下，走向繁榮富足，文明昌盛的新高昌的麵貌。五十五年前的隨葬品，在這相比之下，那封建小國的生活狀態就顯得十分寒傖落後了。
我站在高昌古城的宮牆下，把這城市、木俑和張雄將軍的遺體在想象中組合起來，仿佛置於那個遠離了我們的世代，親眼目睹了曆史發展的一課。人類總是要進步的，而進步則必須由人自己付與血和汗。團結和統一，也是要用鬥爭所換取。我們一代人隻是整個曆史鏈條的一個環結，我們會把屬於我們的這一環鑄得更堅固完美，光彩永不消失。
阿斯塔那古墓壁畫
上文談到麹氏高昌國的左衛大將軍張雄。這次，我們一行驅車來到了張雄屍體出土的地方“阿斯塔那”，恰在吐魯番城和高昌故城之間。“阿斯塔那”維語是“京都”的意思。當初就是高昌王城的墓葬區。按照習慣，我想象定會看到一片高低不等的土丘，蒼翠挺拔的鬆柏，但汽車一直在光禿荒涼的火焰山下紅色的戈壁灘上奔馳，連一棵樹、一個高出地麵的墳頭也沒見到。我還在張望，突然象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一個維吾爾族小姑娘，打著手勢叫我們的汽車後退——原來這戈壁的礫石下就是阿斯塔那古墓。地麵上沒有標誌，無從認出它的輪廓。但我看的兩個墓室，一個編號為“二一六號”，另一個編號是五百九十號，分布麵積不小。
二百一十六號墓，在西北角上。由新修的坡道下到五米左右的地下，進入正式的墓道。正麵墓室成正方形，沿三麵牆是一凹字型的土台。這裏出土的幹屍不下幾百具，但現已被取走，不知到哪裏去了。使來客感到濃厚興趣的，就是古墓中的壁畫。壁畫就畫在迎門的室壁上，共有六幅。中間四幅每幅畫著一個人。兩頭兩幅各畫著一件奇特的器皿。畫的技法是成熟的，洗練的。千餘年前邊陲地方能有這樣的藝術家，可見當時中國文化之發達。但這幾幅畫的價值主要還不在這裏，而在於它對研究當時中原和西域的思想文化交流提供了極可貴的資料。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無價之寶。先說兩件器皿。左邊的一個象個沒有底的大茶盅，上粗下細，中間橫貫一振軸杆。軸杆連結在兩邊主柱上。於是這個大茶盅就略有點傾斜地懸在空中了。
此物名叫“侑厄”，原是計酒的量具。因為它上大下小，又懸在空中，就帶來點特性：空著的時候，重心在中間偏上，因而雖立著但稍有點斜；注入不多不少的液體，重心下移了，就站得規規矩矩，不偏不倚；而液體如果注得過滿，變成上重下輕，便會一個筋鬥翻過來，弄成大頭朝下。於是古人便把它放到案頭來當作無言的“座右銘”，以示“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這東西本身也就改名為“宥坐”，名副其實地成了“勸戒之器”。右邊畫的另一件器皿是個兩頭瘦中間肥的撲滿。撲滿一旁還畫了一捆草一卷絲線。這三樣東西原是漢朝的公孫弘被舉為“賢良方正”後，同鄉鄒長清送他的一套禮物。一捆草取“生縐一束，其人如玉”之意，要公孫弘守身如玉。卷絲是表示聚眾絲而成繩，許多小事積成一體便成大節，勸人不以善小而不為；而撲滿的道理更幹脆——你要一滿，就該被人打碎了，凡事留有餘地才好。
中間的四個人像，引起了考古界一些爭論與猜測，至今沒有最後定論，證明不了它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從左往右，第一幅是個青年正襟危坐，兩手環抱胸前，胸前方格內有“×人”二字，這“×”模糊不清，無從查考到底是什麼字了，這就帶來了麻煩。因為第二幅上那個側麵坐著、嘴上蒙著一塊布、背後寫著“金人”。第三幅的兩手揮舞作爭辯狀，胸前寫著“石人”。第四幅則是位安詳和氣、長髯飄拂的長者，卻什麼字也沒寫。這“金人三緘其口”，人們是明白的；其他幾個人怎麼回事？什麼含義？他們四個列在一起又是什麼含義？缺少了頭一個人的一個字和最後那人的全稱，這就引起了百家爭鳴。我們在這裏不談它的具體含義，也不介入爭論。隻說確定無疑的一條：這兩件器物和四個人物的形象，這形象所表達的典故，以及這些典故所包含的哲理，全部屬於中原地區漢民族的文化。由此證明，早在初唐時，吐魯番地區已和中原地區的人民具有了如此相同的心理特征、文化風尚和哲學觀點，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文物，其價值是無可估量的。我見到的除上邊提的壁畫外，還有一大批木俑、陶俑、泥俑和各種文書。俑人中竟有一個完整的戲班子，生旦淨醜幾乎無一不有，而且演小生的紗帽後露出女式發髻，證明中國戲裏女扮男並不從越劇的範瑞娟開始。而尤其珍貴的是，在一隻紙糊的屍體罩上，人們發現所糊的廢紙裏有一張是唐朝大詩人岑參到這裏來時用的馬料賬，上寫“岑判官馬柒匹共食青麥叁（鬥）伍勝（升）付健兒陳金。”
對這樣一個隱藏無價之寶的地下大寶庫，現在有關部門已作了有計劃的發掘和整理，這對國內外學者來說卻是值得欣慰的事，相信將來阿斯塔那墓群會發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惠遠遺跡
現在一提新疆，人們首先想到的城市是烏魯木齊，所以常有人奇怪：林則徐發配為什麼要發配到伊犁不到烏魯木齊，是不是因為伊犁比起烏魯木齊來更為邊遠？而當初新疆最高的統治者不是烏魯木齊的主管人，而是“伊犁將軍”，也常使人費解。
其實一八八二年以前新疆的首府不是烏魯木齊，而是惠遠。
惠遠城建於一七六四年。這塊地方即漢時的“烏孫”，唐屬的“西突厥”。一七七五年乾隆平定了準噶爾叛亂，以“伊麗水”為名，將此地更名“伊犁”，設“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統轄天山南北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諸地。將軍府即設在惠遠。一七六四年在伊犁河北岸築城。城高一丈四尺，周長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將軍府駐大將軍一員，領隊大臣五員，滿州旗兵四千。伊犁河南岸則駐錫伯、蒙古、達斡爾兵丁屯墾戍邊。那時霍爾果斯以西以南數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尚未被鄰國割走，惠遠是在新疆中心偏北的位置上的。林則徐禁煙惹怒了帝國主義和中國皇帝，發配到惠遠即是伊犁將軍府當兵。他在這兒的錢糧門當差。有文章記載：發配來充軍的人，不論原官職多高，“見將軍例佩刀長跪，命之起乃敢起”將軍要觀演武時，則“一邊三十六，盡排長戟壯軍容”，那生活是相當屈辱的。但伊犁是個富地方。當“伊犁將軍”這樣的封疆大吏，軍政大權操於一手，儼然是新疆王。其“富貴”頗為人羨慕，俗話說是“不貪不嫌、一年百萬”的美差。將軍如此，下屬也不致太窮，有了錢總得找地方花。於是便從內地遷來諸工百貨、聲色狗馬，茶樓酒市，惠遠城一度極為繁華，被人稱作“小北京”。
我到這“小北京”時，那情景實在淒涼。除去四周還殘留一段段城牆的廢墟外，已是一片瓦礫，半坡黃土。若和高昌、交河古城相比，這裏隻可勉強稱作遺跡，看樣子，不要多久連這點遺跡怕也難以尋覓了。因為城裏所有地方都開成了耕地，水渠交流，莊稼茂盛，實在認不出一絲城鎮的容貌了。況且南側半個城已沉入伊犁河水之中。
惠遠城是毀在俄國沙皇手裏的。一八六二年沙俄入侵新疆，在伊犁地區盤踞十餘年之久，直到左宗棠督辦軍務，他抬著棺材誓師入疆，聲稱“不收回伊犁仰麵還鄉”，這才迫使俄國把兵撤出去。而左宗棠到伊犁，惠遠等邊塞九城全被夷為平地了。過去很少聽到關於左宗棠的好話。有些文章一張口就稱他是鎮壓人民起義的劊子手，這大概也是真的。但他在驅逐外侮、恢複失地方麵作過好事，也是真的，不應該把它抹殺。
一八八二年清政府將新疆建省，省會設在迪化，政治中心就移到了今天的烏魯木齊。伊犁雖仍設將軍府守衛邊塞，並在原城以北十五裏處重建一惠遠城，那規模和氣勢就小多了。不久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伊犁將軍府”成了曆史名詞。如今這惠遠城徹底變成了邊疆小鎮，聚居了維、漢、哈、回、滿、錫等十個民族的居民。尚能看到的將軍府舊物隻有兩尊石獅一座花亭。有幾間舞廳，已為某單位派了用場，不久也會失去其原貌的。隻惠遠南邊有一棵大槐樹，當地各族老鄉稱為林則徐所栽，十分愛護，經常派人看守，至今枝葉繁茂。很說明人民心中的是非觀。
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這是新疆人引為驕傲的兩宗寶物。
我去了一次吐魯番，再吃吐魯番的葡萄，覺得不是一個味了。以前，隻覺得這葡萄，尤其是葡萄幹實在甜，現在覺得除了甜，還品出一點別的味道。
我到吐魯番時已是初秋，可是午間室外氣溫仍在攝氏四十度左右。又熱又幹，那滋味大概近於北京烤鴨店烤爐中鴨子嚐到的滋味。我毫不懷疑要一個勁兒的在戈壁灘呆下去會獲得烤鴨的膚色。很想找個葡萄棚躲一躲，享受一會陰涼。然而放眼望去，隻見灰白色的戈壁，赤紅的烈焰般的火焰山，沒有草，沒有樹，幾乎看不見任何有生命的東西。
同行的朋友指點我看那一堆堆的墳包似的礫石堆，叫我在想象中把這些礫石堆聯成一條線。順著這條線走下去就會找到人，找到牲畜，找到綠蔭，最後就找到了葡萄！那地下是“坎兒井”，礫石堆是當年人們挖井時提上來的砂石聚成的。這條想象中的水線是名副其實的“生命線”。
吐魯番古名火洲，是個深井式的盆地，北風擋在山外，氣溫奇高。沒有樹木，沒有湖河，赤裸裸的戈壁，太陽一落散溫也快。這晝夜的溫差就增高了葡萄的含糖量。鮮葡萄摘下來，掛到四麵透風的閣樓裏，一下子就被幹燥的熱風吹成果幹；不失果香，不損糖分，不變色澤。這真是大自然賜與吐魯番生產葡萄的獨一無二的好條件！
然而，水是一切生物的基本要素，這裏雨量卻少得近於零；人們有時看到烏雲聚集了，看到電閃聽到雷鳴了，甚至望見高空中的雨絲了……這雨卻落不到頭上，在半空中就蒸騰揮發，變作輕霧飄回天上去了。人要飲用，田要澆灌，隻有去搬天山的雪水。這麼長的流程，這麼幹熱的氣候，這麼暴烈的日光，有多少水也會在輸送中耗盡的！但人終是萬物之靈，他們要生存，要抗爭，要把自然改造得萬物皆備於我。不知走了多少彎路，流了多少血汗，到底摸索出一條堪稱創舉的巧招——把水渠修在戈壁灘的地下。於是吐魯番的特殊氣候成了有利條件，於是吐魯番人向世界貢獻出了顆顆綠玉般的葡萄幹。而吐魯番和它的人民也由此而舉世聞名。
從吐魯番歸來，每當再拈起那甜膩膩的葡萄幹，我就不由得驚歎。在那沒有科學儀器，沒有施工機械的年代，人們匍匐在暗黑的地下，一镘筐一镘筐地挖起砂石，提到地上。一個礫石堆銜接一個礫石堆地挖下去，要有多強的決心，多高的信心，多大的耐心呢？吐魯番的特殊氣候，隻是對強者來說才是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吐魯番人的祖先如果沒有硬要和這幹旱燥熱的氣候爭個強弱的氣概，不僅我們今天不會吃上這綠晶晶甜蜜蜜的吐魯番葡萄幹，這塊地區是否列入有人居住的地帶都說不定。
下邊再說說哈密瓜。
中原地區的葡萄，是張騫通西域後才由新疆引進來的。漢民族最早用葡萄為裝飾物，就是出名的“海馬葡萄鏡”。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女屍腸子裏卻有甜瓜籽，可見甜瓜在中原安家早於葡萄，顯然也不是從西域來的。我在蘭州、安西、烏魯木齊、伊寧全吃了甜瓜，沒有一個品種和河北山東一帶的“蛤蟆蘇”、“老頭樂”、“三道梁”相似。這裏的甜瓜，大如幾十斤一個的哈密瓜，小的如一二斤重的“黃旦子”，模樣兒、味道都與內地的甜瓜不同。總起來說，這裏的瓜肉細、汁多、味甜、香濃。在買的時候，幾乎用不著象在北京買瓜那樣又要敲，又要聽，又要聞。隨手拿起一個，掰開來就是熟透的上好佳品，大部分是軟瓤兒。
這地方不僅瓜多、瓜好，而且便宜，所以從一下飛機就和瓜結下了不解之緣。旅館裏朋友們在床前地上事先就堆了一堆瓜。出外訪友，友人掀開床單，從床下一大堆瓜中拽出幾個就夠吃一個夜晚。
至於乘汽車做長途旅行，那更是非帶瓜不可的。戈壁灘上，幾個、十幾個小時趕不上飲水處，不帶著瓜是要遭難的。瓜成了這幹旱戈壁的必備品，而這幹旱的戈壁與沙漠也成全了瓜的品性。為什麼西瓜甜瓜長得滾圓而多水？就因為它生在戈壁灘上，瓜熟蒂落之後便於被風吹得滿地亂滾，一旦撞碎，它的一腔水正好滋潤撒下瓜籽的一塊地方，便於瓜籽萌芽，擴大它的生存空間。這滾圓溜滑的形體當然為裝卸工人帶來了麻煩。古時人們裝卸西瓜隻能抱起來一個人扔給另一個人，接力傳送，人們也許就從此得到啟發而創造出了籃球和它的玩法。世界上許多好的結果，常常倒是不利的條件逼出來的。
到西域兩個月，比我過去幾十年加在一起吃的瓜還多。這麼香甜的瓜，不僅以前從未吃過，以後怕機會也不多了。這次吃了許多地方的瓜，我以為安西的最好，新疆的黃旦子雖不被當地人看重，我也極喜愛。蘭州的白蘭瓜則更是獨此一家，決非其它瓜所能代替的。
那麼哈密瓜呢？你不是要談哈密瓜嗎？
這次我隻在哈密車站過了一下，沒去哈密城，作為一個品種，“哈密瓜”我是吃到了，很好，簡直是神品，但未必是哈密產的。據說哈密也並不產瓜，真正的哈密瓜也是來自鄯善。隻因當初這瓜進貢到北京，皇帝吃了叫好，問是“什麼瓜”，周圍人誰也叫不出名來，聽說是哈密王獻來的，就隨口說“這是哈密瓜”，從此成了它的大號。
察布查爾的錫伯人
我在伊犁訪問的第一個目標是“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這個縣是由於一件傳聞引起我的興趣的。
清朝後期，滿洲人多已放棄使用滿文和滿語，到六、七十年代，想要找幾位精通滿文的人才從事清朝檔案文件的研究已感困難。周恩來總理為此曾作過指示，要民族學院開設“滿洲語文”專業。就在這不久之後，出現了下邊的傳聞：有位老學者去故宮辦事，忽然聽到有一群人說說笑笑，全用的“滿語”，而且他們每到一處，都大聲地把門額上的滿文念出來。念得準確無誤。老學者還以為是幾個自己的同輩同行，走近一看十分驚訝，竟是一群十幾、二十幾歲的毛頭小夥。他問小夥子們：“你們這滿文在哪兒學的？跟誰學的？”他們說：“在家裏學的，跟爸爸媽媽學的。”老學者問：“你們的家在哪兒？爸爸媽媽是作什麼工作的？”他們說：“家在察布查爾！爸爸媽媽是錫伯族社員！”人們從此才知道在新疆的一個角落裏，有那麼一兩萬人至今仍使用活的滿洲語文。這傳聞到底有幾分可靠，不大清楚。不過今天中國各大學，凡開“滿洲語文”課的，其教員多是來自察布查爾的錫伯族同胞確是事實。
為什麼要說是察布查爾的錫伯族？因為在東北的吉、黑、遼三省，在西南的雲南邊境，皆有錫伯人居住。唯有察布查爾的錫伯族才用滿洲語文。
察布查爾的錫伯人，是一七六四年奉乾隆帝的聖諭由吉林和沈陽遷來的。皇帝當時命令調撥八個“牛祿”錫伯軍人去新疆保衛邊防，八個“牛祿”共有一千名士兵，二十名軍官。加上軍人家屬，共五千零五十人。一七六四年四月十日從沈陽出發，一七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到達伊犁竟變成五千四百人了。在路上走了一年多，生了三百五十個娃娃。這五千多人從此就一邊開墾，一邊戍邊，在新疆紮下根來。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時，人口已達到八千餘人。我到察布查爾時，縣委書記，宣傳部長和書法家協會理事等錫伯族幹部和我座談，告訴我今天他們的人口已達一萬七千人。解放後三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倍。我說：“國家規定在少數民族地區不推行計劃生育，你們人口過幾年還會增加吧！”他們卻不這麼看，這裏錫伯族同胞文化水平高。解放三十年來，這一萬七千人中進過中等專業學校以上的人有一千多人，平均每一百個中有一人受過大學教育，而五十歲以下的人幾乎都上過中學。知識分子越多，持“多子多福”觀點的人則越少。人們想多擠出點時間生產和學習，自願控製生育的人也比較普遍。
錫伯族人好學是有曆史原因的，他們來到新疆之後，生活在維吾爾、哈薩克、蒙古和漢人之間，成了少數民族中的最少數。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堅持使用自己用慣了的滿洲語文（錫伯族早在明朝中葉以前就使用滿語滿文）。為了與各民族友好相處，不得不同時又學習各兄弟民族的語言文字。幾百年下來他們個個成了天才的翻譯家。如今的察布查爾錫伯人，很少人不會三種以上的語言。他們多半都會使用漢語、維語、哈語。有些人還會俄語和蒙語。他們保存了較多的本民族的風習。比如騎馬射箭，至今是他們最普及最熱愛的體育項目。我國射箭運動的許多教練員和優秀射手都來自這個民族。我對察布查爾幹部說：“你們出了這麼多翻譯家，這麼多好射手，真值得驕傲。”他們搖搖頭說：“錫伯族人民最值得驕傲的倒不是這些。”
“那是什麼？”
“我們從一七六五年到達新疆，國家就把這一段邊界線交給了我們。從那時起，二百多年來我們沒有後退過一寸。沒有一個錫伯族人離開過自己的神聖崗位。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肩負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職責，這才是我們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