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全國農村一片荒蕪，唯洪洞地方卻生齒日繁呢？說來也費唇舌。要之，是山西碰巧來了兩個蒙古貴族中的明白人來統治。察汗帖木兒和擴廓帖木兒父子政治上也實行高壓政策。但他們同時也把農民看作是財富的創造者。所以少開殺戒，實行“發展生產，予民以利”的經濟政策。山西人比別處容易活下去，造反的勁頭也就差了點。埋頭生產，不大搞武裝起義。加上山西的地理形勢，外省的戰亂也很少幹擾進來。所以戰亂過後，隻有此處還有剩餘勞動力供調撥。從全國來看，農民起義推翻了元朝的愚昧、野蠻統治，推動了曆史前進，在這場大革命中洪洞人較少參加，是有愧於時代的；從局部來看，山西人利用這偏安的機會，休養生息，保存甚至發展了勞動力，為後來整個民族恢複元氣積蓄了力量，則類於塞翁失馬。
看戲
今年二月，我回到出生地天津住了幾天。四十年沒來，下車之後就東奔西走，觀察、尋訪、憑吊我熟悉的和變生疏了的一切。吃了鍋巴菜，訪了娘娘宮，逛了寧園，看了鳥市……有的發展了，更新了。有的名存實亡了。有的連名兒也不被年青人知曉了。我仍很滿足。在這裏看見了逝去了的歲月和夢境一樣的童年。
臨回北京前，一個朋友問我還忘記辦什麼事沒有，我說沒有。他說：“我替你想起來一件，你這次來天津，沒有看一場戲！”
這當真是個遺漏。且不說對厲慧良的技藝一向憧憬。我出生以來第一次進劇場，第一次接受藝術的感染就是在天津，衝這個也應當看一場戲：從劇場裏再審視一下變化了的天津、變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戲，算來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歲時，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義莊。老爺掌鞋，也做幾雙新鞋賣，多少有點餘錢吧，姥姥就帶我去謙德莊看戲。那戲院是席棚搭的。去過幾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戲。台上兩邊站著許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間站著一個穿藍袍戴胡子的官，卻又矮又小。那官一個人唱、別人都看著。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來，兩肩往上聳一下，樣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問姥姥他這樣是幹什麼？姥姥說他年紀小，沒有勁，唱不出來，師傅會打他。他是在使勁！旁邊就有人說：“這孩子一天唱兩場，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記不清是當時就懂了這些話的意義呢，還是後來在回憶中弄懂的，總之把文藝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兒，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子。
唱詞既聽不懂，又可憐這胸部一鼓一鼓的官，（我確信那時就看著他可憐！）我就不願意看下去，鬧著要走，姥姥卻說：“再鬧不帶你來了！快看，多好的戲呀，怎麼要走呢？你聽那官唱得多好，看那打梆子的又出來了……”我拗不過她，又不愛看打梆子的，於是就睡著了。等她把我搖晃醒，台上已換了局麵：一群人穿得花花綠綠、畫著花臉、戴著長雞毛，舞刀弄槍。我興致高了，精神足了，睜大眼往台上瞧。可是姥姥拉起我往門外走去。
“姥姥，我愛看這個！”
“這不好看，乖，咱不看這個！”
她硬是不顧我哭叫、把我拽了出去。大人們就是這樣不講理！他合適的，你不想要他也硬叫你接受；他不喜歡的，你再想得到他也不給你。明明為了他自己合適，還作出副為你著想的麵孔。我記不清是當時就得出了這個結論還是後來在回憶中才悟出來的。總之，對那些高高在上的長者發生“腹非”，確是從這時打下的底兒。我長大之後，和母親談起這件事，她說那戲院分兩次打錢。前邊唱“牧羊圈”打一回錢。壓軸戲一開場再打一次錢，姥姥硬拉我走，是她的錢不夠聽完全場的。雖然如此，仍不能使我對姥姥佩服——既如此你何不兩次湊在一起看。你滿足之外，也讓我滿足一下。為何非要我跟你看兩次我不愛看的東西呢？
比起來，老舅就通情達理得多。
老舅那年十五六歲，跟三義莊一個電影院的人認識。他很喜歡放電影這個職業，就去義務替人家搖機器——那種放映機要有人搖它才會轉動。姥姥叫他帶我上電影院。進門之後把我往漆黑的觀眾廳一推，就忙他的事去，再也不管我。還告訴我：“願看就看，不願看找個地方坐下睡覺，不許來找我，到回家的時候我會來領你的。”看電影我不會睡覺，因為那個影院似乎隻有一部片子，什麼時候去都是演“火燒紅蓮寺”，飛簷走壁，擊鬥法。人攀著老鷹脖子在天上飛，十分有趣。沒有聲音，影片上人張嘴時，有人打字幕。字幕不朝台口打、而朝房頂上打。也不是用的幻燈，而是一隻大手電筒：所以字幕出現並沒準地方，觀眾的腦袋一會兒仰起來，一會兒低下去，這也很有趣。那時的電影比今天的電影還有一處先進的地方，就是機器既然靠手搖，快鏡頭慢鏡頭就變化得十分隨心應手。大權在放映員或者說是我舅舅手裏，如果有熟人要細看比武或是鬥法的場麵，隻要大喊一聲：“老二，下邊那段搖慢一點啊！”立刻就可以變成慢鏡頭。要多慢有多慢！
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老舅搖機器把手給搖了進去，軋掉一小節手指頭。老爺不準他再去盡義務，我也就失去了看電影的機會。
正式能記起來看戲的事，是在數年之後，我十一二歲左右的時候。那時我已失學，除去幫母親跑當鋪，賣家當，無事可作。有一位遠親在東北角的“天晴茶園”（即後來的“大觀樓”）當茶房。我常去看蹭戲，那裏雜耍之外加演“文明戲”。什麼“蒸骨三驗”，“乾隆下江南”，“血淚碑”。以糟粕為主，偶然也略帶有進步氣味的，如“新茶花”。大約是歐陽予倩先生在上海演出的劇目。還有一次什麼人買了票沒空去看，讓我上“天寶”看了一次鮮靈霞的“花為媒”。
比較起來，看戲留給我的不愉快的記憶多，說句時髦話，很有點“傷痕”。因為花不起錢，看蹭戲是難免遭人白眼和斥責的。我自己花錢看過兩次戲，卻更加叫人惱火。一次是攢了半個月的零用錢，去了一趟鳥市。有一個場子裏在演西洋魔術。一下吸引住我。魔術師把一個小孩裝進箱子裏，聲稱他打一槍，那小孩會變成一隻小狗。可是他把箱蓋鎖上之後，卻怎麼也不打那一槍。先是上來個年輕人用報紙卷成個漏鬥，頂在鼻子上，並拿火把漏鬥點著；隨後一個女孩子上來，用手扔三個球。弄來弄去，就偏不打那一槍，這期間就一次又一次地收錢，把我的一角錢分作三回收去了，他也沒打那一槍。我隻好走出來，從此掛念在心，不知那孩子是變成了狗還是憋死了。這件事又引出了第二次惡果。因為對西洋魔術有了興趣，所以看到上海有個魔術團來天津演出的海報，就發誓要去看一場。那時我已做工，一天可以掙三兩角錢。票價正好是三角一張。我攢了一天工錢，又曠了一天工，從北站走到西北角的大陸影院，海報上寫“二時開演”，我到那兒已開演了，卻找不到賣票的地方。問把門的一個老頭，老頭說：“拿錢來。”我把三角錢交給他，他一掀簾說：“自己找地方坐下看吧，”我進去時屋裏很黑，隻台上亂哄哄的許多人在排隊。等我找到座位，燈嘩的一下子全亮了，觀眾都鼓著掌站了起來。
我莫名其妙地問旁邊的人：“怎麼回事？”
人們說：“散場了！”
我說：“寫著二時開演，怎麼我剛來就散場了？”
有人說：“你再看看海報去！”
我疑疑惑惑走出劇場，又看看貼在門口的大海報。唉！原來是“十二時開演”，我漏掉一個“十”字！我生氣地進劇場裏邊去找那老頭。他正跟他的同行說笑，我說：
“大爺，我這三角錢掙來不易，你別蒙我，還我吧！”
他說：“什麼三角錢？走，搗亂我揍你！”
他的夥伴說：“你照照鏡子，看你象趁三角錢拿來看戲的嗎？你說這話誰信？”
他們說話的口氣挺厲害，臉上卻露出惶惶然的神色。我走開了，是哭著走的。由此覺得那個世界太不象話，對一些持強淩弱的家夥總該有點什麼報應才好。我參加革命後，漸漸把這事忘了。偶爾想起，也覺得這一切不公平會隨舊時代一起消失。誰料數十年後，於戴造反派紅袖標的漢子中又碰見了這一路人物。而且作起壞事，說起昧心話來麵不改色心不跳，連那點惶惶然的神色都沒有。方知時代盡管如此更迭了，某種人的品性卻並不能自然消失。確實如毛主席所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隻是這些灰塵善於裝作金砂，很能遮住一些人的眼睛。
回想起來，在天津看戲，留下最好的印象的，是鮮靈霞唱“花為媒”，那真是一次難忘的藝術享受。那以後我很少再看評戲，更沒看見過鮮靈霞。一九六三年，我獲遣之後，流落關外，忽然鮮靈霞去那裏演出；我一破不看評戲之戒，趕去看她的戲。票賣完了，我硬是找熟人蹭進去站著看了一個晚上，而且認真地鼓了掌，感謝她早年給過我的藝術享受。也暗暗向這位演員告別，我相信自己一生不會再有機會看她的戲了，當真自那以後沒再看過她的戲。
四十年後到天津，我確實應當看一場戲。我知道，今天天津的兒童，再也看不到當年那些有害的演出，再也碰不到我那些不快的遭遇了。可我仍然想看一場戲，親身從劇場裏體驗一下兩個時代、兩個世界的不同。
四月八日北京
初進上海
從電視上看到，南京人在舉著火把慶祝大軍渡江三十五周年，這才想到，過長江、打南京、進上海，已是三分之一世紀前的事了。
三十五年前四月二十二日晚上，我們到達八圩港待命，同誌們站在岸邊，望著那浩浩蕩蕩的一江春水、望著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萬千。“我們要過江了！要解放全中國了，要成為國家的主人了！”勝利者的喜悅和自豪使我們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邊談了多半夜，談話的原詞句我已記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內容，我並未忘記。說起來慚愧，竟連一句電影上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說的豪言壯語也沒說。大家這一時刻，對國家、對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強烈的，但由此引出的問題最多的倒是談自己和別人的缺點。因為同誌們心裏的一個共同感覺是“勝利來得這麼快，自己太缺乏準備。怎麼能帶著這些毛病過長江去呢？過了江我們每個人在群眾麵前都是黨的代表、都是軍隊的代表。咱這樣兒行嗎？”
二十三日下午，我們渡過江，到了江陰，隨後是進常州、進蘇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陣每個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來了。本來一向軍風紀不整齊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帶紮得正不正，綁腿打得緊不緊了；本來愛調皮說怪話的，變得嚴肅莊重了；本來生活上有嬌氣的女孩子，這幾天竟然比在艱難的環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氣也好了起來，互相間團結的氣氛也更濃，不大發生在吃敗仗時（請原諒我的實話，我們的隊伍偶爾也會打敗仗的）同誌間說句笑話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這樣一種自尊自愛的情緒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帶的老人，回憶起解放軍進城時，那種嚴格的紀律性，高度的自覺性，仍然讚不絕口，怕都和這種情緒有點關係。別人當時怎麼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經曆的幾件小事是記憶猶新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晚，我們從蘇州的木“圖_figure_0000_0000”鎮出發，乘卡車奔赴上海，從半夜就下雨，路上車馬又多，一路總拋錨，直到第二天天黑才從造幣廠那邊進入上海，雨還沒停，不知為什麼又在上海市內兜起圈子來。上海人十分熱情，卡車每在一個地方停下，不知從哪裏就會聚集起一堆人來，圍著車子鼓掌，呼口號、扭秧歌。走到金神甫路，車又被群眾圍住，喊跳之後，有人站到卡車前發表起演說來：“一九四五年國民黨進上海時我們也這樣歡迎過，可是他們叫我們失望了。我們拋棄了他們。希望今天這個歡迎會不再帶來失望，希望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希望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時我們都很年輕，被群眾的情緒激動得熱血沸騰，也跳到車頂上去講話：“我們是人民的隊伍，我們永遠和上海人民團結在一起，建設新上海！”這樣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後半夜才找到個駐處，竟是靜安寺路湯恩伯的公館。
這是一處極精致、極富麗的住宅。一切設備在那時代都是最先進的了。司令先生走得倉促，室內一切都原樣沒動，餐櫃上擺著菜點、廚房裏放著整箱的法國名酒、冰箱中有現成的各種食品。牆上掛的，桌上擺的，箱中裝的東西且不說它。當時正逢夏天，各個房間裏都擺了幾把團扇和折扇。每把扇子上的畫幅和詩詞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試想一下，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麼個華貴官邸，又確切無疑是敵產，突然闖進上百名餓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濕冰冷的造反派老爺會出現什麼景象？當時這些大軍——真正在火線上和敵人拚過命的“大軍”，不是“文化革命”中專拿皮帶、木棒淩辱革命者的“造反大軍”們，一連住了幾夜，整幢房子連一塊糕點、一把扇子也沒有丟失。檢查紀律時，隻發現放在地下室一個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結果，是一個戰士見上邊都是洋字，以為是藥水，拿來要為一個戰友治咳嗽，發現不靈，賭氣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軍的紀律當然是嚴的，但再嚴的紀律，若不自覺遵守，也等於零。那一天，別人怎麼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餓得發暈、房中又隻有我一個人時，看見床頭桌子邊那一盤糕點，實在想吃，甚至饞得有點睡不著覺。隻是覺得一個革命者、一個肩負解放全中國重任的戰士，伸手去摸那東西太丟人，太不自愛，才忍下了要吃的欲望。
過了一天，蘇州河北解放了。我們移駐到新雅酒店。文工團要演出，領導派我去買幾盒化妝油彩來，我們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業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門，就跟人打聽金城工業社在哪裏？人家告訴我在打浦橋，（也許是提籃橋，記不清了）我又一路上問打浦橋在哪裏。走到外灘公共汽車站，我向公共汽車司機打聽路，那司機說：“不用問了，你乘我們車去好了。”我說：“我沒錢買票。”（因為領導給我的錢是買油彩用的，沒說可以坐車，車上好幾個乘客便說：“上來好了，歡迎解放軍，我們替你買。”我再三謝過他們，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實在遠，而且又熱又渴，那汽車對我很有誘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雖然累，心裏倒是踏實、欣喜的。
這兩件小事，我從未對人說過。覺得說出來實在顯出我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後來幹脆連想也不再想起它。“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封我為牛鬼蛇神，叫我給他們用板車拉取暖的煤。派來與我同拉一輛車的，是位上海出來的老藝術工作者。
路上悄悄談起當時許多怪現象，他感慨地說：“上海解放時，我才二十幾歲，是自動冒著雨跑出門去迎接解放軍。那時的解放軍和從解放區來的幹部是真好，群眾怎麼會不愛戴？辦的每件事都為群眾著想，人民怎麼會不擁護？那股勁頭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國該是怎麼個樣子啊！”於是我又想起這兩件事，並且覺得也並不見得精神境界多麼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對於信仰的理論，那種虔誠態度，那種一絲不苟、身體力行的作風，究竟是好的。即使所作的事細小瑣碎，也比那說空話說假話言行不一的好；那種革命者的自尊感，盡管難免還有幼稚、簡單之處，究竟要比造反派們把別人不當人，把自己也並不當人的野獸哲學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車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場即興演說，我想，我們那時太單純，真正缺點在於天真輕信，沒想到在我們隊伍裏還混有張春橋、姚文元之類劣種！我想，中國共產黨並不隻是由我們這一批毛頭小夥子組成的，想把我們的黨和軍隊搞垮怕還不會這麼容易！可惜我不一定會看到雨過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並不象我想的這麼悲觀，老一輩的革命家們，竟以閃電的速度、霹靂的聲勢，迅速果斷平息了這場災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們又重新獲得了發言權。今天如果在原來的金神甫路那條街上，又碰上三十五年前參加過那個即興歡迎會的人，我們可以挺著腰板來大聲講，當年他們的希望沒有落空，我們的諾言不是空話：“共產黨永遠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解放軍永遠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個市民的雜感
到今年十月，我取得北京市民資格整三十五年。我的“民齡”正好跟共和國同齡。開國大典我沒趕上，可後來拍的紀錄片裏的開國盛況中卻有我，我在裏麵跟幾十萬北京市民一塊看天安門廣場上的文藝表演，因為，影片是補拍的。這樣，我得算參加過半個國慶，“民齡”從十月一日算起。
在北京住長了，有些變化就感覺著不顯眼，可要沉下心來一比較，就發現三十五年我們確實走了好長一段路。政治、經濟、國防、文化，這些大事自有專家們去論述。我是市民，就從市民的角度，談點生活感受。
剛入北京當居民，我最怕出門辦事，因為北京有一大半地方不通車。一九五〇年北京開第一次文代會，組織上叫我上白紙坊人民印刷廠送開會通知。我住東城，電車就通到天橋，從天橋下了電車就開步走。走到北緯路下雨了。北緯路到白紙坊全是土路，自新路那一帶低窪存水，水沒了腳脖子。連滾帶爬，早上八點出發，到白紙坊快十二點了。下午回來雨還沒停，電車倒先停了，沒辦法隻好雇三輪。那時沒薪金，我吃大灶包幹，這一趟車就坐了我小半月的零花錢。東單、西四、鼓樓前，這是通車的地方。通車的地方行路也不容易。那時候除去幾輛有軌電車，就隻有才從南京調來的七、八輛小型公共汽車。乘這些汽車有多擠先不說它，擠上去沒個好身板你也受不住，因為抖得厲害。車門一關，發動起來，先是上下抖，然後左右晃，得晃上半分鍾才能走車，有心髒病的人就受不了。還不定走到哪就拋了錨，大家下來去推車，沒心髒病的人也得出一身汗。從南京調來的老師傅還大有人在，問問他們就知道我不是胡說。騎自行車行不行？可有錢買車的人太少。那時“飛鴿”、“永久”都沒有出世。天津出一種“中字牌”，買一輛要一百多萬舊幣，而且貨很少。大灶包幹一個月十八萬舊幣，除去吃飯、穿衣、剃頭、洗澡，我攢兩年也買不起一輛“中字牌”。
現在，我們的交通條件也不算好。前些天電視台播放了332路汽車乘車難的專題，完全屬實，非改善不可。可憑心而論，到底還是比三十多年前出門方便得多。擠是擠點兒，等車的時間有時也挺長，售票員的態度也不是個個都好，可象我當年去白紙坊那樣的情況，總不至於再碰到。您得記住，今天北京的人口可不是三十年前北京的人口了，人口增加了好幾百萬，坐車比以前容易了，方便了，政府和人民不花點力氣不行，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成績。
出門不容易，買東西就處處可心嗎？也不見得。一九五二年，我在王府井“亨得利”買了塊手表，叫“法國遊泳表”，是我寫了一篇小說得到的稿費買的。舊幣八十萬，這在我是筆財富，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不動產。買來第三天，洗澡時摘下來掉在地上一摔，不走了。我拿著保修單上“亨得利”，一位店員打開看了看說：“完了，不能修了。”我說：“八十萬就這麼完了？不能想辦法嗎？”他說：“你想辦法再買一塊得了。”我心疼得哭了一場。現在人們批評商業部門工作不好，“吃大鍋飯”帶來不少弊病，我百分之百同意。可要說私營買賣處處都好，應該成為今天商業工作的學習標兵，我還是不能讚成。因為過了幾年，我認識了個會修表的朋友，他給我打開看看，設法把擺尖正了正，那隻表就走了，還走得挺準，可見“亨得利”有時也糊弄人。還有一回，我去參加土改，半年回來攢了幾十元零用錢，在東單小市買了件半截皮大衣，藍斜紋麵，麥穗筒子，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穿了兩冬穿髒了，我拿到洗染店去洗，過了一星期我去取，洗染店原封不動還給了我。我問：“你怎麼不給洗？”人家說：“我洗了你就沒法穿了。”說著他把剪開的下擺翻開來，叫我看看皮板。我一看半天沒說出話來，原來整個後片全是膏藥，這皮板是用一塊塊火柴盒般大的皮子頭，用膏藥粘起來的！今天，國營商業、合作商店服務態度雖有缺點，這種騙錢坑人的事總不會幹的。現在花錢買東西比那時放心多了。社會主義企業的根本性質是好的，這還得承認它。今天也有個體商業，但今天個體戶多半是有社會主義覺悟的群眾，他們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與唯利是圖的私人資本家根本不同。今天我們說商業工作有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是美中之不足。缺點歸缺點，根本性質不容懷疑。再看店裏賣的貨，更不可同日而語了，北京剛解放的時候，百貨店還叫“洋線鋪”，連線都是外洋來的，別的還用說嗎？現在國產的錄音機、彩電、雪花牌電冰箱、海鷗牌照相機、上海手表，人們司空見慣，不以為奇，有時還挑點毛病。我也是愛挑毛病的人，挑毛病就是找差距，找到差距才能有改進。可是別忘了，得先有東西才能挑毛病。三十多年前，我就沒聽說過誰嫌國產的錄音機失真，國產的電冰箱噪音大，因為那時候中國不會生產錄音機，也不會生產電冰箱，賣的全是外國貨。這個從無到有，可是兩個時代，兩種社會製度的不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革命奮鬥的結果。現在，我們和外國搞平等互利、貿易往來，市場上也賣進口貨，但外國貨再不能壟斷市場、左右中國人民的命運了。舊北京連圓珠筆也是美國進口的，名日“原子鋼筆”，一支筆的價錢夠現在買一盒筆的。非用不可的東西，你不會造，他當然奇貨可居。中國人不僅花了冤枉錢，還輸了自信心，覺得處處不如人。現在還這樣嗎？你會造我也會造，你的好點，價錢合適我就買。漫天要價我用自己的，質量差點比沒有強，國產品的質量也會逐日提高的。這就叫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以前北京市民不挑電視機、電冰箱的毛病，還有一個原因，是沒有幾個人跟這些東西發生關係，沒有幾個人買得起。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作家、藝術家的住所，就沒見過一個趁電冰箱的，連曹禺同誌也用涼水冰西瓜。北京人藝一個宿舍院住了幾十名演員，包括於是之、鄭榕這樣的名角兒，卻隻有一位隊長有個電唱機，一時被視為最闊氣的人，而他那個電唱機還是買的舊貨。現在，人們不光用上錄音機了，而且不滿足現有水平了，你得承認，北京人的生活水平到底有了很大的提高，三十五年並沒有白過。
我說這些，可決不是說咱們該知足。如果我們再過去三十多年不走彎路，北京的變化要比現在大得多，北京人的生活也要比現在提得更高。我是說有了基本變化，有了很大提高，可還沒做到應有的那麼好，沒提到可能達到的那麼高。
有沒有不如以前的地方？有沒有變壞的地方？
有。五十年代，北京人以首都居民而自豪，信仰堅定，理想遠大，向科學文化進軍，講究共產主義道德，一片團結互助、生氣勃勃的景象。外地人來一次北京，回去能說半個月，講北京的售貨員如何熱情，北京的民警多麼和氣，隨便碰上個北京人打聽道兒，那人就能放下自己的事把你領到交叉路口，指清楚，說明白，甚至把你交給電車售票員，請售票員一直把你帶到要去的站口。經過“文化大革命”，北京人的脾氣卻見長。有的飯館服務員往顧客身上潑醬油，有的服務人員跟顧客比著說髒話，大姑娘罵出來的話連老爺兒們都不敢聽。這當然是個別的，可個別的可不見得能量很小。我就輕易不敢上某幾家飯館吃飯。老北京人講究傷財不惹氣，又傷財又惹氣的地方還是躲著點好。這些人確實是個別的，但北京的名譽可就敗壞在這幾個身上。聽說有個外地的列車員教育自己的同誌就拿北京作例子：“咱們都到過北京，有誰願意受北京售貨員那份氣嗎？不願意？好！那咱就講究五講四美，對乘客熱心友愛，從咱們自己做起，決不做北京那樣的服務員、售貨員！”作為北京人，您聽了這話心裏是什麼滋味？！
還有一點，我心裏總覺著別扭，就是我們一邊在建設新北京城，一邊在破壞老北京城。這當然符合“破舊立新”的原理，可難道破壞的都是不值得愛護的東西嗎？我去日本，看見長崎華僑修了中國式的廟宇，日本政府定為國寶，把它保護起來。我到京都，看到為了保護這座城市的古都風貌，他們不在那裏建東京那樣的超高層建築，而把舊建築保存、修繕得十分完美。我們這兒卻不管幾百年的建築，不管有多少曆史價值、藝術價值，拆起來毫不心痛手軟。城牆拆了，東四、西四和兩個單牌樓拆了，這個廟毀了，那個寺平了，以致於連找個完整保存下來的小胡同都困難。我想，已經毀了的無法再找回來，隻好由它去，今後就別再毀壞了。不光不毀，能修的還要修，盡量保護好。修的時候，也要遵守整舊如舊的原則，別把現代派的玩意兒加到古老建築上去。這回整修天安門，聽說恢複了龍鳳和璽，許多老北京就異口同聲地叫好，希望修別的地方也照這麼辦。
說說故鄉平原
——為一張照片寫的補充說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筆後我習慣地翻閱當天報紙，在《人民日報》第二版發現一張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幾個農民挑選布料和針織品，說明寫道：“山東省平原縣去年農業又獲豐收，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會後的中國農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讀者可能隨便看一眼就放開、忘記的。
然而我激動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淚水把手背沾濕了。
中國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這地方，自戰國“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這是第一次“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頭一次被當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來，登在報紙上，向整個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淚，怎能不失眠嗬！
我很想找個人談一談。鄰居已經睡了；是不是去打個傳呼電話，把女兒從床上喊起來談幾句呢？
這孩子還算老實、儉樸。可我擔心她不會把這“二百八十元”的數字當回事。會說：“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一個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塊錢麼？”
是的，我們國家盡管窮，一個大學生畢了業，第一年工作就會“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達到六百多元。比起經濟發達國家來並不算多。他們也還不大滿足。把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裏，也有他們的理由。
我並不讚成那種刻板的、向後看的“憶苦思甜”運動。但是，難道不應該叫孩子們知道，這二百八十元對他們的祖父、曾祖、老祖宗們甚至對他們的叔叔、伯父們說來意味著什麼嗎？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藝在平原東鄉是出名的。他生了五個兒子，可餓死倆，還賣了一個。我父親十來歲給人放牛，冬天赤著腳，凍僵了就把腳踩到新拉的牛糞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夢到過“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時代？
“七七事變”那年，我已六歲。中央軍一隊又一隊穿過村子往南撤。鄉親們把麥種都碾了，磨了，嬸子大娘連夜烙餅、蒸饃送到軍人們手裏。求他們不要走，不要把祖墳和百姓扔給外國人。他們吃飽了說：“往南撤是委員長的一計，不出一個月就打回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於是平地拉起數不清的土匪團。“張八軍”，“胖娃娃”，槍口掛著紅綢，肩上扛著鍘刀，進村後先殺豬打酒，然後把村民趕到打麥場上，把幾個上年紀的捆起來，脖子卡在鍘刀刃下，宣布“馬上給我們籌一百大洋給養費！過十二點湊不齊就開鍘！”新媳婦摘下包銀鐲子，老太太拿出銀挖耳勺，一個雞蛋、一筐線穗的湊這一百大洋啊！那時候二百八十元是幾條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價啊！
“大日本北支派遣軍”到了，帶來了數不清名目的漢奸隊。燒殺搶掠之後，漢奸隊要給養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們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摳不出一百大洋。他們不象電影上的漢奸們那樣闊氣，非吃雞鴨魚肉不可。他們要給養隻要高粱餅子、棒子窩窩，一次幾十個，半拉的也行，發黴的也要。但為這個，老百姓也還是被打得皮開肉綻。因為幾十個高梁餅子也拿不出來。日本人抓伕修據點，開公路，地裏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樹皮，種田人忘記糧食的模樣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買多少糧食，隻記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鄧某人死了，是餓死的。死後人們發現他屋裏還藏著兩口袋麥子。人們當笑話說了多少年，笑他寧可餓死也不肯動這兩口袋糧食。我長大之後，終於明白了這秘密：他是“首富”，是“鄉紳”，憑這地位他在村裏說話說上句，拉屎占上風，漢奸政權也高看他一眼，收稅要差對他總客氣些。而他所以能有這點特權，就是比別人多這兩口袋糧食。他是寧舍命也不舍這高貴的首富地位的。
兩袋麥子賣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舊社會，人們盼清官，說是“官清民自安”。我們平原是有過清官的。“劉玄德攜民渡江”。劉備是當皇上的材料，該算清了。可他在平原當縣長卻沒什麼作為，最後隻得從下水道溜出城開小差了事。顏真卿是個愛國名士，毛筆字寫得尤其出色。他當了一任郡守也隻是留下一塊“東方朔畫像讚碑”，至今由文化館替他保管，在改變縣民受苦命運上並沒留下可稱道的記載。民國年間似乎也有位縣長政聲不錯，每到問案就脫下鞋來親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卻有幾千人餓極了去搶大戶，拉起杆子當“匪”。
這麼苦的地方，人們活不下去，就隻好四處流竄。於是在軍閥混戰時，不管直係奉係，南軍北軍，打槍拚命的大兵多說山東話；天津賣水的，北京淘糞的，鐵匠爐，鍋餅鋪，打拳賣膏藥，唱曲闖江湖的大多是齊魯方言。我父親給張大帥扛過槍，和“駱駝祥子”搭過伴，所以我才能寫兩筆京津風俗的小文。我在日本碰到個鄉親，當雇傭兵和夥伕走遍歐美兩洲，最後落在東京街頭擺地攤，賣“各國西餐”（全是“兵營風味”的食品）。
“越窮越革命”這句話，後來遭到濫用，不大興時了，四十年前在我們家鄉卻實在是真理。所以八路軍一到，人們的革命熱情就奔放了出來，平原成了抗日根據地之一。我參軍的時候，同一個部隊裏常有來自一個村的三四代人。因為多是同族，孫子當班長，爺爺當夥伕，重孫子當通訊員的“父子軍”並不稀罕。至今我村軍屬多，烈屬多，參加過抗日的老幹部多。平原人，遠的不說，從鬧義和團算起，為改變自己貧困的生活命運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鮮血啊！
今天我終於看到它“人均集體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了。隻有共產黨的撥亂反正政策，才有這奇跡！今夜怎得安眠呢！這二百八十元得來不易呀！
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這幸福溫飽的景象一度是距離我們這麼近，看得這麼清晰的。可是陰錯陽差，又遠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場誤會不久，我的親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東北大森林裏去了。他們到北京來求我幫助路費，訴說困難。我拍著桌子怒斥他們“攻擊三麵紅旗”。後來，他們流落在一個小車站上衣食無著，來信叫我寄點錢去幫助他們繼續趕路。我為“劃清思想界線”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個組織部門裏去，以示我這“戴帽右派”要繼續革命，並從此兄弟間斷絕了關係。我以為我是對的。不久之後，一個四十年前領導過我的老同誌來北京看病，見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沒離開平原一帶，就打聽家鄉真相，他沉默了許久，低聲說：“平原人為革命出過力。作為共產黨員，我怕見他們。咱們沒把事辦好啊……”我很困惑，從此，我再不敢打聽家鄉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隨著又有兩個同誌來訪，信是德州地區文化局寫來的。來人是距我村隻有半裏路的一個鄉親——我弟弟的同學。他們說家鄉在辦一個“小說寫作學習班”，叫我去講點什麼。我的天！是我聽錯了還是當真又“換了人間”？家鄉的老百姓居然不僅要看小說，而且還學習起寫小說來了，這可得是先吃飽肚子才能有的“閑心”咧！曾經有朋友出於善意，批評我的小說是“吃飽飯後的文學”，我並不反感，因為我暗自以為，人在饑火如焚的時刻是無暇顧及什麼三言二拍、民族風格、現代派、意識流等等閑事的。於是我去了。
讓我坦白地說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訪問，看到我離開三十五年後的日本的變化，我是很驚異的。可這一次在家鄉所見，其心情就不能用驚異二字所能概括。因為驚異之外還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又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責、自疚和慚愧。
山一樣的棉花、海一樣的新房，農民家中的電視機，村姑腳上的新皮靴，這些都使我興奮。但最使我動心的，是人的變化。有位同部隊的戰友，渡江戰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鄉後幾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難”。他除去扛槍打兔子，什麼活兒也不幹。他說“幹一天活買不來倆雞蛋，幹個啥勁？”可是隊裏一分東西就去要，人家不給就吵：“老子的傷疤是狗咬的嗎？”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兒子都離他遠去，出外謀生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包了塊地種瓜，種葵花，兩年成二萬元戶，蓋了房，置了車，還養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規定的承包費，他還要多交幾百元，並且把買來的機器、農具、牲畜主動供大家使用。他說：“這些年窮得我沒臉沒皮，成了全村的累贅。現在我這個共產黨員要起點作用了，要為國家和鄉親們作點貢獻了。”我回村去探望，沒想到流落外地幾十年的弟媳帶著孩子到村頭接我。我當年罵他們沒有罵回家來，政策一改變，還沒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們就自動回來了。她說：“家裏有麵，有油。哥，回家給你炸饃饃吃。”我的另一個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難，對他媽照顧不好，他媽分出去單過，族人頗為側目。這次我到他家去，新蓋的屋內卻端坐著一位本族的叔叔。原來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頭，孤身一人，生了幾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們悄悄告訴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趕上三中全會，趕上今天，這兒子說不定還是個孝子呢！以前是真窮啊！孩子太多……”我不讚成“衣食足然後知禮義”的說法，在國外我見過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當人的人。但若說窮限製了人們充分盡到應盡的某些義務，或許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山東這地方卻也是勤勞刻苦、古風極盛的禮義之地。經濟發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曆史形成的某些病變會除去，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美德會在共產主義思想的照耀下獲得新的質變與發揚。
在我們村裏，我看到領導人已經多半換成我弟兄輩和子侄輩的人了。當年離家時，送我參軍和每月往家中運抗屬補助糧的祖父、父輩的老黨員、老幹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現在的領導人，年輕，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滿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從抗日時就當村幹，幾十年來忽而上去，忽而下來，一會是“先進人物”，一會是“落後典型”，受過鄉親的感激，也挨過不少咒罵，現在退居第二線，這次回家，我母親特別囑咐我去看看他，說：“你這叔叔當了幾十年幹部不容易，鄧莊的老百姓不能忘記人家的好處。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眾更難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樣受窮挨餓，還比群眾多受了許多氣惱！”回村我見到他，把母親的話說給他聽。他頭發光了，牙掉了，頭腦卻極清楚。聽後連連歎氣說，“可不敢這麼說！我管事的時候，咱村餓死過人啊！你二大娘餓死了，我這個黨員總覺著欠全村的債呀！現在好了，中央的政策好，能象個黨員的樣子幹事了，可我也老了，你們這一代好好幹吧，好好幹吧！”而年輕的一代人卻是很少談這些往事。他們總是跟我講“咱村的棉花還不行，得向鄰縣看齊。”“咱這新房蓋得不少，可都是土坯的。還有草頂呢！還得變，瞧入蓮花池，一磚到底的大瓦房，還洋灰抹地咧。隻要政策不變，咱們的生產生活就會大變，越變越好！”
現在十二大開過，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也開過了。正確的政策已作為黨章國法定下來，鄉親們安心了。他們來信叫我寄一些學文化、學農業技術的書（以前來信不是要錢就是要糧票）。人們顯然悟到了一點真理：要改變幾千年來的貧困狀態，靠“清官”不行，靠好心的蠻幹也不行，要靠黨的正確政策和科學。平原和全國都要大變，越變越好。但我還是要告訴孩子，別小看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這是個曆史的界標。從此開始，我們甩掉了幾千年沒斷過的饑寒。從此為起點，我們會永遠甩掉貧困和落後。應當把這“人均集體分配二百八十元”幾個字和它的日期也刻在碑上。它的價值不會低於顏真卿那塊“東方朔畫像讚碑”的！
一月十三日夜，北京
再說平原
棉花種下之後，麥子開鐮之前，我又回了一趟故鄉山東平原縣。四十年來這是第二次還鄉。年初看到報紙上登載一張照片，說平原縣一九八二年人均分配達到二百八十元。我驚喜之餘寫了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此後收到家鄉老友來信，責怪我報道的分配數字不符合實際。寫信人將我的軍，問我“敢不敢回家鄉來核實一下？”我也決心去弄個清楚明白，便約了兩個伴兒同去，一個林斤瀾，一個從維熙，想借助他們的慧眼來幫我觀察，分析生活真相。
我一路提心吊膽。和林斤瀾回我村呆了半天，訪了幾戶人家，這心就放下了。原來信中說我“數字失實”，並非指我“虛報浮誇”，而是說我“漏報縮小”。經過核實的數字，不是人均二百八十元，而是三百七十八元。這雖然也算“失實”，與浮誇虛報、粉飾生活相比總還可愛一點。這一個喜氣洋洋的玩笑使我更增加了調查采訪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