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相關的因素有社會政治經濟製度、家庭背景、少年時期的社會環境、就學機會與條件、職業選擇自由程度等。沒有過硬的家庭背景或社會關係，從政先天條件不足，“官倒”也沒有門子，選擇範圍自然就較小，容易產生做學問傾向；書香門第，自然從小受唯有讀書高的熏陶；有的人青少年時期趕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當不成兵，連工人也當不成，隻好自己讀雜書；當時學馬列蔚然成風，有人於是打下了些社會科學的基礎，加上社會閱曆較多，搞起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研究也就順理成章了。這些都是機會或機遇的作用。
總之，許多人，無非就是在上述種種主觀的、客觀的、內在的、外在的因素的共同決定下，走上了治學的道路。博士們不一定特別傻，但也不一定特別聰明；他們隻是像其他任何人一樣，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生產函數
上文目標函數中的變量，是各種成就，包括做學問的成就，而成就是靠勞動投入換取的。這種投入與產出的關係，便是所謂生產函數。
不同的產出有不同的生產函數，各有其特征。而“學問生產函數”的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學問做到一定程度之後，進一步勞動投入的邊際收益率會發生快速遞減。
這指的是，一門學問，最初掌握其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是較容易的，這時多讀一點書的邊際收益率顯得很高；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後，要想再進一步，就要求再投入比過去大許多倍的勞動和心血，要讀比過去多許多倍的書。
這大概是由以下一些因素決定的。
第一，已經成形的基本知識，自然都是關於已經解決了的問題的，相應的理論自然也就已被別人以明了的形式做了闡述，掌握起來也就較容易；而進一步的知識，總是關於那些尚未解決或未完全解決、還在被人們從各方麵加以探索的問題，掌握起來必然不那麼容易，要讀的書也就多得多。
第二，理論上真正有所成就，哪怕是些微的成就，都需要有係統的知識為基礎，能夠把各方麵的問題融會貫通，還要求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而構成係統的各種問題之間那些複雜和微妙的聯係，以及科學思維方法的精髓或精妙之處，恰恰是三言兩語說不清或者幹脆是些“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隻能在大量閱讀前人著作特別是大師名著的過程中，在反複深入思考、反省和磨煉的過程中，在大量的、多方麵的知識積累中，逐步體驗出來並且把握住，成為個人的財富或個人的知識。佛學上講“悟”，便是這樣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而“悟”的過程，正是長時期“打坐”，邊際“正果”卻極小的過程。因此，到了一定階段之後的學問生產函數，便可稱為“悟函數”，其特征便是“邊際收益快速遞減”。（這裏我們看到了經濟學“褻瀆神明”的俗氣：學問家們神乎其神的悟性，在經濟學中就叫作“邊際收益快速遞減”。）至於過了悟的階段，會不會出現邊際收益遞增，是否有“悟後階段”，靈感層出不窮，板斧一揮，如入無人之境？是把靈感算作悟後階段的高額產出，還是歸算為悟階段累積的果實？由於我尚未“脫毛”，進入那樣的佳境，所以隻好留待大學同學們作答。
學問生產函數的上述特征，可以解釋以下一些現象。
第一是所謂毅力或恒心在做學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能否成就學問，就看一個人能不能經得住打坐的磨難，能不能熬得住邊際收益極低，或邊際成本極高的痛苦。
第二是最終留下來做學問的人總是少數。一個人如若不是不能幹別的，或者不是由於對做成學問的個人偏好極高，那麼他的理性選擇必然是學問做到一定程度便轉而去幹別的。因為對他來說幾方麵不大的成就加到一起所能提供的滿足，必然比在治學之路上一條道走到黑所能提供的滿足為大，或者獲得同等滿足需付出的代價較小。
第三是長期做學問不一定大有成就，但有大成就者必然有相當長期治學的經曆，特別是在知識高度積累的今天。
最後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生產函數，是真知灼見的生產函數，而不是冒牌產品或劣質產品的生產函數。著作本身，不一定等於真有建樹。而學術產品是否真有價值，不憑是否有一時的轟動效應，也不能靠自吹自擂或請記者來吹，而是要由同行來評判，由社會實踐來評判，由曆史和後人來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