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漫漫朝聖的行旅
不為聖賢，即為禽獸；隻問耕耘，不問收獲。
——曾國藩
中華文化在走向成熟的發展過程中，孕育誕生了許多偉大的科學家、發明家、文化名人。從遠古的燧人氏、伏羲氏、甘受煉獄之苦的史學家司馬遷、鬥酒詩百篇的詩仙李白，到清代著名碩學大儒曾國藩、康有為、梁啟超，這些科技巨擘、文人先哲、山林隱士、民間巧匠、學術大師，共同裝點了中國文化燦爛的星空，他們的故事也在文化典籍、藝術作品和民間傳說中廣為流傳，他們的生命曆程也開啟著一代一代的後來者，在自己的生命曆練中懇拓著人生的疆土。我們無法去開掘考證那些久遠的曆史陳跡，就像飄逝的記憶難以捕捉，但那些依然鮮活的生命智慧，如流淌不盡的源頭活水浸滋著人們的心靈，卻是提醒著後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在這些文化巨擘的人生和思想世界中開掘著無盡生命的寶藏。
到過西藏的人，無不驚異於高原雪山的絕美，更會看到過虔誠的信徒，五體投地，匍匐著走向自己朝聖地的場景，作為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你或許會認為這簡直是生命的奇跡，對宗教徒那份精誠虔敬難以釋懷。巴荒在《拉薩日光城印象》中描述了一些朝聖的教徒，把履行一種外人看來單調、千古不變的同一儀式作為每天生命開始的最重要內容：
我曾整夜遊走於拉薩隱秘的街頭。
拉薩夜雨後此起彼伏的狗叫，成為夜宿巷頭街尾的朝聖人甜酣的伴奏。那些溫和的狗享有一樣接受布施的自由，它們大多由寺院和朝聖者來豢養，所以喜歡臥在寺院的門庭下，或者在院牆下懶散的自由行走
黑暗中，我也曾守候在大昭寺的門庭，觀看喇嘛們點燃淩晨的第一撥香火；一個老喇嘛和一個小喇嘛從寺院的大門出來，輪轉著推動門庭左側巨大的轉經筒……
新的一天就從這兒開始。
最早來到寺院朝拜的信徒已開始了周而複始的仆伏磕拜，但天還沒有放明；門庭下那發光的地石在黑暗中反射著奇異的光澤，這是被信仰者的身軀一次次地仆伏打磨和意念的疊加而成的神秘魔鏡，它折射著信仰的力量。
我懷著內疚之心蹲在門庭內觀望，但信徒們隻是偶爾望上我一眼，沒有反感我的神色。一輛卡車開來，劃破沉寂的黎明，它載來一群手持酥油燈盞的信徒。他們排成行，麵向寺院的門庭展開一條印著經文的寬大的黃布卷，開始禱念。而我開始數數，以此來抵抗寒冷和困乏並計算時間。這些在數小時內反複以同一係列規範的動作，口念同一則經文來頂禮膜拜的信徒讓我肅然起敬，我冥想著這信仰的力量、崇拜的內核和人類的相同和不同處境直到天明。
一輛私人的公共汽車開來停在寺院的左側，等候去甘丹寺的信徒和遊人；街上有了三三兩兩開始轉經的藏人，踩著夜雨漬水的路麵，發出像折疊錫箔紙的聲音；我提起步子，想跟上幾個從我身邊走過的轉經人，但他們的腳步聲很快就超越了我而消失在遠處。
等到東方的山顛透出玫瑰紅的朝霞，天空全部放明，一些塗脂抹粉的拉薩少女也來磕頭。你不必為一些穿喇叭褲的小夥子磕完頭後又去林卡跳迪斯科而感到迷惑，也不必因為磕頭的老婦們間或與旁人閑聊或打著哈欠而感到驚訝，更不必因為大多數信徒講不清佛教的教義和經典而感到失望。這是他們的生活內容：磕頭、轉經、背誦經文與吃飯、穿衣、跳舞和唱歌一樣，既重要又平常。這是鬆讚幹布的子孫後代保持了上千年的與宗教儀式不可分割的生活方式。
或許這樣的純淨平常的場景，因為單調、重複、整肅的行為而顯得神聖，俗常的瑣碎生活也因此而具有了重大的意義和象征，平添幾分的生意和機趣。可是，你可曾想到，即使沒有那種宗教的儀式和信仰的苦修，凡俗生命隻要有內在精神的堅守，也一樣具有神聖性的內容，因為在內在的超越之中，人格已經得以充滿了神聖性，這也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的神髓所在，在一種人生的形上追求和道德品格的無限提升中在趨向一種神聖的宗教狀態。
重現“魚化石”之美
世間的事物常因為有缺陷而更加美麗，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就難以見出生命的可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就讓世人減少些許對先賢聖哲的景仰。辛棄疾在《采桑子》裏有過如此的感慨“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而老大後櫛風沐雨，卻又隻得慨歎“而今識盡愁滋味，卻道天涼好個秋”。真是與少年不更事的清淺簡單有霄漢之別，正如人生成長的階段不可以超越和跨越一樣，生活的曆練與世事的洞明是獲取生活智慧和人生體悟的煉獄，更是走向人生通達化境的必要旅程。書海茫茫，人生有涯，喧囂浮躁的世風讓人們難以保留一個安謐寧靜的讀書園地。可在有限的讀書時間裏，閱讀空間的打造，心靈地圖的繪就，都離不開明確的選擇性，在這裏，我隻是想打開曆史的一角，從一個特殊的曆史人物出發，為那些渴望從先賢聖哲的人生和著作中獲得生活智慧的朋友提供一點可能的參照。我隻能借滄海一粟，借秋葉一片來窺見一顆豐滿博大心靈的一隅，采得一絲散落的星光。
隨著中國社會現實進程的發展，近二十多年來，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經過了許多重要的階段，各種新的思潮和動向頻頻展現，無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保守的還是激進的，民族主義的還是全球化的，文化諸神的狂歡煞是熱鬧。一步步地走向了一個文化思想更為獨立，知性追求更為自覺，知識分子的學統最終得到了延續和維持。當代知名思想史家和美學家李澤厚在《浮生論學》中剖析最近幾十年思想界的變遷，認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是最重要的表現，知識分子現實參與的熱情似乎沒有往日飽滿，為學術而學術一度很流行。
這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就是，知識界為回歸學統，尋求知識分子的獨特地位和身份歸屬，重新發現並評價了一些有爭議的曆史人物，其中諸如曾國藩、陳夤恪、顧準、吳宓等。尤其是隨著《曾國藩全集》和長篇曆史小說《曾國藩》的出版發行，點燃了一場“曾國藩熱”的聖火，延續至今。
人生的命運如此，曾國藩的著作也在大陸銷聲匿跡幾十年後，又重新得到發掘整理，重現了它的思想價值和曆史的影響力，恰如詩人艾青所取譬作喻的魚化石一樣重新發射出耀眼的光芒。歲月的塵封掩埋不住思想的光芒，經典的著作總有其永久的魅力。曾氏著作尤其是家書，自從他逝後的1879年（光緒五年）《曾文正公家書》出版以來，凡129年。在中國這片大陸上，隨著世事沉浮社會的變遷，它的命運反複頗有戲劇感，人們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曆史時期，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甚至非常熟悉熱愛讀曾氏著作的人，也因為政治立場的改變而作出大相徑庭的判斷，好在歲月有情曆史是公平的。單純從政治文化層麵看待評價一個曆史人物，往往不能客觀公允，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但若能夠從文化的視角則可能會更為久遠中肯。如何評價這位具有爭議的人物，從文化的角度的判斷就給了我們不少的啟示。
曆史上無論是官場士林還是軍旅商界，都有許多著名人物留下了關於曾國藩的精到認識，我們還是看一看李鴻章、黎庶昌、蔡鍔、梁啟超、毛澤東、蔣介石、範文瀾等人對這位複雜矛盾的曆史人物的評價。
他的入室弟子門生故吏多有景仰之議，“吾師之書乃一代巨人心智也”（李鴻章），“臣道之粹精，稀世之人傑，”（黎庶昌），“德比諸葛，功過蕭曹，文章無愧於韓歐，實為近百年來難得的聖賢”（門生故吏）。
一代英傑蔡鍔將軍，輯錄曾國藩與胡林翼有關治兵方麵的文字，編為《曾胡治兵語錄》，加以評注，作為訓練新軍的教材，影響深遠。他認為“曾（國藩）、胡（林翼）兩公，中興名臣中錚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僅半個世紀，遺型不遠，口碑猶存，景仰想象，尚屬非難。”從曾氏那裏學得切實的帶兵練勇的策略辦法。
梁啟超這位維新變法的鼓手和宣傳家，多次談到閱讀曾氏著作的收獲，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裏曾經這樣評論：“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有超群絕倫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於競者，其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一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艱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如無曾文正毅力，必為失敗之人。”甚至在《新民說·論私德》裏認為，“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即使在維新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日本船上也堅持閱讀曾氏著作，並且感言：“讀曾國藩家書，痛然悔悟，非得道之人不足以成大事。”
偉人毛澤東對於曾國藩家書也是熟悉的，稱之為近世唯一探得“大本大源”的人。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給友人黎錦熙的信中寫到：
“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幹樹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當然，毛澤東對於這位“獨服”的同鄉的觀點是有變化的，建國後曾有過“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的看法，無論觀點如何，毛澤東對於曾氏是充滿敬佩之情的。
雖則民國時期排滿的革命家斥曾國藩為“漢賊”，但蔣介石的推崇卻依然使這位曾文正公的影響非凡。“我認為曾、左等人能打敗洪、楊，完全是由他們的學問勝過敵人，亦就是他們的精神與信心勝過敵人。我認為古今中外一切戰爭的勝敗，都是取決於將帥的精神與道德學問。至於中文讀書寫字之法，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言之甚詳。你們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與國學有心得，必於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據蔣經國晚年回憶，他的父親常常督促他們閱讀曾國藩的家書家訓，要求他們以曾氏為榜樣，即使他留學蘇聯期間，也在書信中問及他閱讀曾公家書的情況。這位毛澤東的政治對手，一輩子不論處身何時，書房裏總有一套《曾文正公全集》，成為他案頭時常備閱的書籍。
曆史學家範文瀾在1948年發表文章，用階級分析的觀點重評曾國藩的階級屬性以及他在曆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劊子手”、“民族罪人”的結論。幾乎等同於永劫不複的蓋棺定論，甚至在今天的曆史教科書上依然是這個簡單的政治標簽。真也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封侯拜相的曾國藩，源於撲滅太平天國的燎原大火，落得反差巨大的判斷也是因為鎮壓了這場農民起義。這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至於對農民起義的曆史作用的評價問題，不是這篇小文論涉的主題。但的確是自此之後，曾氏就隻有一個“劊子手”的美名了，曾氏著作也從此銷聲匿跡了幾十年。
真要說到重新讓世人改變幾十年來簡單武斷的觀點，那得歸功於兩位在文化出版界素負盛名的人物，即鍾叔河和唐浩明兩位先生，恰巧這兩人又都是湖南人，都工作於嶽麓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