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我說，“不好過。”
“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了。”父親笑說：“我也這樣。”
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裏，乘涼的時候，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幾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故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休的時候嗎？一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隻是神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綣曲或破殘的書角補好，叫我用頇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隻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準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盒裏。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羨慕，就建議“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親曾花一筆錢買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麵教我名稱。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禱子錢”之類。
我心不在焉，隻想怎樣能替掉些父親的心力。
我父親忙的時候，狀子多，書記來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恭楷錄寫，而且不許抄錯一個字。我的墨筆字非常惡劣，心上愈緊張，錯字愈多，隻好想出種種辦法來彌補。我不能方正正貼補一塊，隻好把紙摘去不整不齊的一星星，背後再貼上不整不齊的一小塊，看來好像是狀紙的毛病。這當然逃不過我父親的眼睛，而我的錯字往往逃過我自己的眼睛。父親看了我抄的狀子就要冒火發怒。我就急得流淚一這也是先發製人，父親就不好再責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賴不肯抄了。我說：“爸爸要‘火冒’（無錫話‘發怒’）的。”父親說，“誰叫你抄錯？”我說沒法兒不錯。父親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後園去。我往往在後園躲了好一會回屋，看看父親臉上還餘怒未消。但是他見了我那副做賊心虛的樣兒，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親那次出庭不能開口之後，就結束了他的律師事務。他說還有一個案件未了，叫我代筆寫個狀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寫成稿子。父親的火氣已經消盡。我準備他“火冒”，他卻一句話沒說，隻動筆改了幾個字，就交給書記抄寫。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親的幫手。我父親當律師，連自己的權益也不會保障。據他告訴我，該得的公費，三分之一是賴掉了。父親說，也好，那種人將來打官司的事還多著呢，一次賴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門了。我覺得這是“酸葡萄”之論，而且父親也太低估了“那種人”的老麵皮。我有個小學同班，經我大姐介紹，委任我父親幫她上訴爭遺產。她贏了官司，得到一千多畝良田，立即從一個窮學生變為闊小姐，可是她沒出一文錢的公費。二十年後，抗戰期間，我又碰見她。她通過我又請教我父親一個法律問題。我父親以君子之心度人，以為她從前年紀小，不懂事，以後覺得慚愧，所以借端又來請教。也許這番該送些謝儀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請我吃一碗五個湯團。我不愛吃，她殷勤相勸，硬逼我吃下兩個，那就是她送我父親的酬勞。我常奇怪，為什麼有人得了我父親的幫助，感激得向我母親叩頭，終身不忘。為什麼有人由我父親的幫助得了一千多畝好田，二十年後居然沒忘記她所得的便宜，不顧我父親老病窮困，還來剝削他的腦力，然後用兩枚湯團來表達她的謝意。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竟這麼大？
我們無錫人稱“馬大哈”為“哈鼓鼓”，稱“化整為零”式的花錢為“摘狗肝”。我父親笑說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無當的住宅，又如讓人賴掉公費等），又愛摘狗肝（如買古錢、古玩、善本書之類）；假如他再精明些，貪狠些，至少能減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隻作總結，並無悔改之意。他隻管偷功夫鑽研自己喜愛的學問。
有一次，我旁觀父母親笑說著互相推讓。他們的話不知是怎麼引起的，我隻聽見母親說：“我死在你手裏。”父親說：“我死在你手裏。”我母親後來想了一想，當仁不讓說：“還是讓你死在我手裏吧，我先死了，你怎麼辦呢。”當時他們好像兩人說定就可以算數的；我在一旁聽著也漠然無動，好像那還是很遙遠的事。
1938年10月，我回國到上海，父親的長須已經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經回複舊時的裝束。我回國後父親開始戒掉安眠藥，神色漸漸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一門《詩經》，聊當消遣。不過他掛心的是母親的棺材還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隻他一人記得，別人誰也找不到。那時候鄉間很不安寧。有一種盜匪專虜人勒贖，稱為“接財神”。父親買得靈岩山“締穀公墓”的一塊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親的棺材。有一位曾對我母親磕頭的當事人特到上海來接我父親到蘇州，然後由她家人陪我父親擠上公共汽車下鄉。父親摘掉眼鏡，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隻破氈帽。事後聽陪去的人笑說，化裝得一點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識分子，而且像個大知識分子。父親完成了任務平安回來。
母親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禮堂去上漆了。
我們在公墓的禮堂上，看到的隻是漆得烏光鋥亮的棺材。我們姐妹隻能隔著棺木撫摸，各用小手絹把棺上每一點灰塵都拂拭幹淨。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壙，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裏，隨後就用水泥封上。父親對我說，水泥最好，因為打破了沒有用處；別看石板結實，如逢亂世，會給人撬走。這句話，父親大概沒和別人講。勝利前夕我父親突然在蘇州中風去世，我們夫婦、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後才從上海趕回蘇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經營的。父親的棺材放入母親墓旁同樣的水泥壙裏，而上麵蓋的卻是兩塊大石板。臨時決不能改用水泥。我沒說什麼，隻深深內疚，沒有及早把父親的話告訴別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戲言：“我死在你手裏”；父親周密地安葬了我母親，我們兒女卻是漫不經心。多謝紅衛兵已經把墓碑都砸了。但願我的父母隱藏在暴岩山穀裏早日化土，從此和山岩樹木一起，安靜地隨著地球運轉。
自從我回國，父親就租下兩間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時住錢家，有時住父親那邊，鍾書探親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親那邊。三姐姐和七妹妹經常回娘家。父親高興說，“現在反倒擠在一處了！”不像在蘇州一家人分散幾處。
我在錢家住的時候，也幾乎每天到父親那裏去轉一下。我們不論有多勞瘁辛苦，一回家都會從說笑中消散。抗戰末期，日子更艱苦了。鍾書兼做補習老師，得了什麼好吃的，總先往父親那兒送，因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親常得意說，“愛妻敬丈人”（無錫土話是“愛妻敬丈姆”）。有時我們姊妹回家，向父親訴苦：“爸爸，肚子餓。”因為雖然塞滿了仍覺得空虛。父親就帶了我們到鄰近的錦江飯店去吃點心。其實我們可以請父親吃，不用父親再“放焰口”。不過他帶了我們出去，自己心上高興，我們心理上也能飽上好多天。抗戰勝利前夕父親特回蘇州去賣掉了普通版的舊書，把書款向我們“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親在上海的朋友漸漸減少。他一次到公園散步回家說，謠傳楊某（父親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驚問怎會有這種謠言。原來父親碰到一個新做了漢奸的熟人，沒招呼他，那人生氣，罵我父親眼裏無人。有一次我問父親，某人為什麼好久不來。父親說他“沒臉來了”，因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戰的那幾年，我父親心情還是很愉快的，因為愈是在艱苦中，愈見到自己孩子對他的心意。
他身邊還有許多疼愛的孫兒女一一父親不許稱“外孫”或“外孫女”，他說，沒什麼“內孫”、“外孫”。他也不愛“外公”之稱。我的女兒是父親偏寵的孫女之一，父親教她稱自己為“公”而不許稱“外公”。缺憾是母親不在，而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親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勞累。有時碰到些事，父親不在意，母親料想不會高興，父親就說，幸虧母親不在了。
父親去世後，我末一次到蘇州舊宅。大廳上全堂紅木家俱都已不知去向。
空蕩蕩的大廳上，停著我父親的棺材。前麵搭著個白布幔，掛著父親的遺容，幔前有一張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樣到廚下去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門檻上傻哭，我們姐妹弟弟一個個淒淒惶惶地跑來，都隻有門檻可坐。
我父親根本沒有積累家產的觀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掛念。～
我隻傷心父親答應傳給我的《詩騷體韻》遍尋無著，找到的隻是些撕成小塊的舊稿。我÷遍比一遍找得仔細，咽下大量拌足塵土的眼淚，隻找出舊日記一捆。
我想從最新的日記本上找些線索，隻見父親還在上海的時候，記著“阿×來，饋××”。我以為他從不知道我們送了什麼東西去，因為我們隻悄悄地給父親裝在瓶兒罐兒裏，從來不說。我驚詫地坐在亂書亂紙堆裏，發了好一會呆。我常希望夢見父親，可是我隻夢見自己蹲在他的床頭櫃旁，揀看裏麵的瓶兒罐兒。
我知道什麼是他愛吃而不吃的，什麼是不愛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夢見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蘇州。車站上跟在背後走，看著他長袍的一角在掀動。父親的臉和那部《詩騷體韻》的稿子，同樣消失無蹤了。
我父親在上海經常晤麵的一位老友有挽詞五首和附識一篇。我附在後麵，因為讀了他的“附識”。可約略知道《詩騷體韻》的內容。
讀他的挽詞，似乎惋惜我父親的子女不肖，不能繼承父學；他讀了我的回信，更會歎恨我們子女無知，把父親的遺稿都丟失了。“附識”中提到的《釋麵》《釋笑》等類小文一定還有，可是我連題目都不知道。父親不但自己不提，而且顯然不要我看；我也從未違反他沒有明說的意思。《詩騷體韻》一書，父親準是自己不滿意而毀了，因為我記得他曾說過，他還想讀什麼什麼書而不可得。
假如他的著作已經謄清，他一定會寫信告訴我。毀掉稿子當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給我的信上一定未提起他的書，我兩個姐姐都一無所知。父親毀掉自己的著作，罪過還在我們子女。一個人精力有限，為子女的成長教育消耗太多，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來。
我讀了《堂吉訶德》，總覺得最傷心的是他臨終清醒以後的話：“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善人吉哈諾。”我曾代替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詩騷體韻》的作者。”我如今隻能替我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你們的爸爸。”
我常和鍾書講究，我父親如果解放後還在人間，他會像“亡人”一樣，成為被“統”的“開明人士”呢；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呢？父親末一次離開上海的時候，曾對我賣弄他從商店的招牌上認識的俄文字母，並對我說：“阿季，你看吧，戰後的中國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將怎樣迎接戰後的新中國，料想他準會驕傲得意。不過，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大概是會給紅衛兵打死的。
我有時夢想中對父親說：“爸，假如你和我同樣年齡，《詩騷體韻》準可以寫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親虎著臉說，我隻求出版自己幾部著作嗎？像我父親那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很普遍，卻也並不少。所以我試圖盡我的理解，寫下有關我父親的這一份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