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時懷疑，父親是否又有個共產主義的幻想一一我說幻想，因為他決計不懂什麼馬列主義，隻會望文生義，對共產主義有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幻想。他不止一次說：“共產主義有什麼可怕，共了你的，你共大家的，還不好嗎！”我在中學的時候，聽父親講到同鄉一位姓陸的朋友有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那兩個孩子倒是有誌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產黨。”我弟弟在上海同濟讀書的時候，帶了一個同學到我家來。我聽弟弟轉述那人的議論，好像共產主義的進步思想。我父親說那孩子是“有誌氣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對我說：“你覺得嗎，咱們爸爸很腐朽。”我斷定這是他那位朋友的話，因為他稱我弟弟為“安徐堂”的“少爺”。在他眼裏，我父親是一個大律師，住一宅寬廊大院的大宅子，當然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我沒有搬嘴，隻覺得很滑稽，因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論，和共產主義的口號很相近，我常懷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親主張人人該自食其力，不能不勞而食。表麵上，這和“不勞動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嗎？
假如我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豔羨，父親常常也隻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也許這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吹“個人奮鬥”。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我父親又喜歡自稱“窮人”。他經常來往的幾個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為他開口就有說不盡的苦事），一是“忙人”（因為他活動較多），一是父親自稱的“窮人”。我從父母的談話裏聽來，總覺得“窮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抗性的自詡，仿佛是說，“我是窮人，可是不羨慕你們富人。”所謂“窮”，無非指不置家產，“自食其力”。不過我父親似乎沒有計較到當時社會上，“自食其力”是沒有保障的；不僅病不得，老不得，也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幹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
我父親不愛做律師。他當初學法律，並不是為了做律師。律師的“光榮任務”是保衛孤弱者的權益，可是父親隻說是“幫人吵架”。民事訴訟十之八九是為爭奪財產；便是婚姻問題，底子裏十之八九還是為了財產。我父親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當起法官來，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成了當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紹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要求我父親設法對付他異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讓她承襲遺產。那妹妹還在中學讀書。我記得父親怒衝衝告訴母親說，“那麼個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臉說出這種話來！”要幫著欺負那個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這種案件。可是我父親硬把那人訓了一頓，指出他不能勝訴（其實不是“不能”而隻是“不該”），結果父親主持了他們分家。
有時候我父親為當事人氣憤不平，自己成了當事人，躺在床上還撇不開。
他每一張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勝訴。如果自己這一方有弱點，就和對方律師勸雙方和解。父親常說，“女太太”最奇怪，打贏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稱心，就好像全是辯護律師的恩惠。父親認為那不過是按理應得的解決罷了。有許多委任他做辯護律師的當事人，事後就像我家的親戚朋友一樣，經常來往。有兩個年輕太太曾一片至誠對我母親叩頭表示感謝；多年後對我們姊妹還像姊妹一樣。
有些事不論報酬多高，我父親決不受理。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駐某國領事高瑛私販煙土出國的大案件，那領事的親信再三上門，父親推說不受理刑事案。
其實那是誑話。我祖母的丫頭的兒子，酒後自稱“八路總指揮”，法院咬定他是共產黨，父親出盡力還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記得一次大熱天父親為這事出庭回家，長衫汗濕了半截，裏麵的夏布短褂子汗濕得滴出水來。父親已經開始患高血壓症，我接過那件沉甸甸的濕衣，心上也同樣的沉重。他有時到上海出庭，一次回來說，又攬了一件刑事案。某銀行保險庫失竊。父親說，明明是經理監守自盜，卻冤枉兩個管庫的老師父。那兩人歎氣說，我們哪有錢請大律師呢。
父親自告奮勇為他們義務辯護。我聽偵探小說似的聽他向我母親分析案情，覺得真是一篇小說的材料。可惜我到清華上學了，不知事情是怎樣了局的。
那時蘇州的法院賄賂公行。有的律師公然索取“運動費”（就是代當事人納賄的錢）。“兩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當事人沒錢，可以等打贏了官司大家分肥，這叫作“樹上開花”。有個“詩酒糊塗”的法官開庭帶著一把小茶壺，壺裏是酒。父親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師，我記得他們經過仔細商量，合寫了一個呈文給當時的司法總長（父親從前的同學或朋友）。過些時，地方法院調來一個新院長。有人說，這人在美國坐過牢。父親說：坐牢的也許是政治犯一一愛國誌士。可是經調查證實，那人是偽造支票而犯罪的。
我記得父親長歎一聲，沒話可說。在貪汙腐敗的勢力前麵，我父親始終是個失敗者。
他有時伏案不是為當事人寫狀子。我偶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我今天放了一個‘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的大臭屁“。過一二天，母親就用大剪子從《申報》或（《時報》上剪下這個”屁“。我隻看見一個”評“字，上麵或許還有一個”時字吧？父親很明顯地不喜歡我們看，所以我從沒敢偷讀過。
母親把剪下的紙黏連成長條，卷成一大卷，放在父親案頭的紅木大筆筒裏。日寇占領蘇州以後，我們回家，案上的大筆筒都沒有了。那些“評”或許有“老圃”的簽名，可是我還無緣到。舊報紙上去查看。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盡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不乖，父親隻會叫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我十一歲的暑假，在上海，看見路上牽著草繩，繩上掛滿了紙做的小衣小褲，聽人家說“今天是盂蘭盆會，放焰口”。我大驚小怪，回家告訴父母，惹得他們都笑了。可是“放焰口”還是我家常用的辭兒，不論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都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麼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嗚”。
我對什麼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一一這就等於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一一掇一條板凳，站上向街人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隻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準會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裏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隻要說“家裏不讚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裏不讚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都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程德全（我記不準）到了上海。當地土紳聯名登報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裏忽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幹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隻好罷了。可是我父親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了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to say no！你敢嗎？”
我父親愛讀詩，最愛杜甫詩。他過一時會對我說“我又從頭到底讀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詩。我記得他有一次悄悄對我說：“你知道嗎？誰都作詩！連××（我們父女認為絕不能做詩的某親戚）都在作詩呢！”父親鑽研的是音韻學，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
抗戰時期，我和鍾書有時住在父親那邊。父親忽發現發現鍾書讀字典，大樂，對我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其實鍾書讀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親得意，我就沒有分辯。
有時候父親教我什麼“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興趣，父親說我“喜歡詞章之學”，從不強我學他的一套。每晚臨睡，他朗聲讀詩，我常站在他身邊，看著他的書旁聽。
我跟著父親的時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辯護，一上午總伏案寫稿子，書案上常放著一疊裁得整整齊齊的竹簾紙充稿紙用，我常揀他寫禿的長鋒羊毫去練字。每晨早飯後，我給父親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父親飯後吃水果，我專司削皮；吃風幹栗子、山核桃等幹果，我專司剝殼。中午飯後，“放焰口”完畢，我們“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讓父親歇午。一次父親叫住我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隻是別出聲。”我常陪在旁邊看書。冬天隻我父親屋裏生個火爐，我們大家用煨炭結子的手爐和腳爐。火爐裏過一時就需添煤，我到時輕輕夾上一塊。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聲。
有一次寒假裏，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裏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盤裏，年糕掉在火爐裏，乒乒乓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簍裏了。母親知道了準會怪我們鬧得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幹的壞事。他有時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裏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隻半埋在泥裏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一一因為母親肯定不讚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隻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裏搖了半天。木桶裏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裏的冰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我們隻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裏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
三是到父親房間裏的火爐邊搖去。我們采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隻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親助興嚐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麼。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裏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隻要一湊上，蚊了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_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裏在外，尤其那種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麵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裏沒一隻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