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亦代
坐在逆行的車座上，在我的感覺裏，即使列車在向前行進，也似乎並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車過了長江大橋，過了南京，進了山洞。車裏突然暗了下來，盡管有微弱的燈光，但一霎時又是滿車陽光了。
就在這從亮到暗，從燈光到陽光的變換裏，有什麼東西在我心頭觸動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讀書時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親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來。
父親故世已經三十四個年關了，但他那坐在書桌前默默抽煙的神態卻經常跟著我在各處跑。1949年5月下旬的一個淩晨，在上海一處八層的高樓上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我高興得流了眼淚；但我那時想的則是“如果父親還活著……”，須知那時他死了還不到半載！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戰役捷報傳來時，他已經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覺也吃不下飯了。不過每天我到醫院去看他時，他總要問我新華社廣播了什麼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戰訊告訴他，他那張已經十分瘦削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隨即又低沉地說：“不知道什麼時候過江，我能看到解放軍過江就好了，但願……，於是他淒然一笑，便躺下身來，揮著手說，”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著淚離開了病室。
他每天都對我說，“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卻越來越嚴重了。他在1949年1月8日淩晨，離透視發現他是肺癌，不過三天就去世的。臨死前他神誌還很清楚，嘴唇嚅動著，可是已經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他說了些什麼嗎？還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軍過江就好了”的話嗎？
母親生我那一年，父親整三十歲，母親產後一個月，便因產褥熱不治故世了。父親很傷心，不願再在杭州老家裏生活下去。他是留學日本學鐵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張鐵路工作。以後又去江西修南潯鐵路，到北京交通部當京官，然後又到粵漢鐵路。總之，他很少回家，隻有1926年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時，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後患了咯血，差一點死去。病好後就到津浦鐵路改行當審計人員了，因此我對他很陌生。
他在杭州的一年暑假裏，一查我的功課，什麼都過得去，就是代數剛剛及格，因此在暑假裏規定由他自己給我補習。父親是工程師，靠計算吃飯；母親在日本學師範，回國當了數學教師，也整天與數學打交道。要是根據血統論，則我一定可以成個數學家，可歎的是我有各式各樣的愛好，腦細胞裏唯獨缺少數學的因子；寧願熱得滿身大汗和表兄表姊們玩“官打捉賊”，也不願坐下來解一個方程式。父親氣傷了心，但也無可奈何。後來他病了，暑假也過完了。一直到考大學時，我就吃了數學不及格的虧，進不了我日夜想念的清華大學，然而懊悔已經太晚了。
這一次是我一生和父親同住在一個屋簷下最長的日子，以後他盡可能一年回杭州一次，總說來休假，事實上則是請了假來看我這個不肖子的。等我到了上海讀大學，他那時已經在南京津浦鐵路做事，根本連杭州也不去了。
我和父親雖然見麵不多，但他的愛子之心則是很強烈而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有件事是最好的證明。我快九歲時，忽然家裏人說父親娶了位繼母，馬上要在暑假裏回杭州來了。果然我放暑假沒幾天，父親帶了繼母回來了，住了一個多星期，父親又回九江去，而繼母便在家裏留了下來。我的一位表姊告訴我說父親曾經決心不再結婚，但是現在祖母死了，沒人照顧我，所以改變決心續了弦。回想那些日子我是多麼高興，父親回來了，還帶來了一位繼母！我祖父母喜歡孩子，我的表兄表姊共有八個，他們都住在我家裏，另外還有一個堂姊和一個堂弟，他們都有母親，唯獨我沒有。聽他們媽媽、媽媽叫得歡，不免心裏豔羨。姑母們害怕我不好受，誰都要我叫她“幹娘”（杭州人對姑爍、姨母的愛稱），那也不過是嘴上熱鬧而已。祖母疼我這個獨根苗，但她去世得早，由兩個表姊帶管著我。她們也大不了我多少，戀愛、結婚夠她們傷腦筋的。所以父親在續弦時，事前就說明有個兒子，需要她撫養成人。
繼母出生於南昌的一家破落戶，雖屬名門，式微已久，知書而不識理。每天不打麻雀牌時，便手捧《紅樓夢》；還以為一朝嫁人，夫婿須要贍奔她的全家，可是又死愛麵子，不說她要錢接濟娘家，反而造出種種理由，說我要衣服鞋襪，還因為我自幼身體孱弱，每日需吃營養品。拿這些理由，一封封信給父親要錢。父親起初是有求必應，但後來起了疑心，因為衣服鞋襪和牛奶雞蛋究竟所費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