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上海租界裏過起文字生涯來了。他不時為一些抗日的報刊寫些掌故一類的文章。以後他在一個朋友開的小銀行裏找了個工作，日子也還湊合。太平洋事變後，他工作的銀行關了門，我在重慶很久後才知道，幸而我不時托人帶些錢接濟他，生活得以渡過。勝利後，我回到上海，他已住在我的一個親戚家裏，每天給孩子們補課。那時我多麼想找到幾間房子和他住在一起，可是國民黨劫收的房屋我沒有資格去消受，而出錢頂房子，又一無黃金二無美鈔。我實在愧見我的老父，因為我自己一家四口還是臨時住在嶽父家的。父親似乎早已見到我的苦衷，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他不動聲色地寫信給我杭州的一個寄姊，要到杭州去卜居。杭州的阿姊當然歡迎，等我知道，他們已一切安排好了，要我做的大事，便是把父親送到杭州去。
父親說了許多理由。說年老了，苦於上海的煩囂，所以要到杭卅I去住，可以清靜些，在西湖邊徜徉終日，也對他的肺疾有所幫助。他越是談他的理由，我越是增加自己的負疚心情。我沒有一處自己的家，我拿什麼理由來留他！他在杭州住不上半年，還是回到上海來了。我嶽母看我找不到房子，不能一家團聚，而終日怏怏不樂，便收拾一間屋子出來，給我父親住。但他在這兒也不過住了一冬，之後便因肺疾複發而進了醫院。不過，雖然僅僅是一冬，由於朝夕相處，我何父子之間的了解，倒也日益加深。當時他和我談得最多的是解放戰爭的形勢。父親的思想，照他的年紀和所受的教育來說，作為一個舊民主革命時期老知識分子應該說是很開明的。他年輕時參加過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大革命時期他參加過國民黨，但是在濟南慘案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山東，殘酷殺害中國的外交特派員蔡公時（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不會知道他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剜眼，割舌，淩遲而死的）後，他從此便看不起蔣介石，他那時因為懂日文臨時調到蔡公時那兒當隨員，負責交涉濟南青島鐵路通行的工作。濟南慘案發生，他倉卒撤退回來，看見蔣介石那種無恥投降的行徑，他上書力爭，可是誰也不理會他，他寫了多少字的意見，退回來時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他悲憤之餘，便辭職不幹。一直到全麵抗戰，膠濟鐵路的權益，也沒有從日本人手裏拿回來。
抗戰勝利，淪陷區的人民，懷著滿腔愛國之忱，歡迎國民黨歸來，但他們所得的隻是又一次洗劫，國民黨反動派的行為並不下於日帝。我父親也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些認識。到一九四八年時，他已經完全寄厚望於解放大軍了。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是“勝利”的消息，從前線逃跑日“轉進”，失掉城市則日：“戰略撤退”如此等等。父親每每看到這些大標題，便冷冷地說，“又吹牛了，也不怕臉紅。”解放戰爭中的重大勝利和消滅蔣介石的有生力量使他高興，對共產黨的指望也就更強烈。他在病榻前曾經說過，“我從年輕時就希望有個強大的中國，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民主自由的中國，同盟會給我失望，國民黨也給我失望，現在隻能寄希望於共產黨了。”這種對中國共產黨的樸素感情，我想正是那些在大陸解放前夕，拒絕跟國民黨到台灣或遠離祖國的愛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深為遺憾的則是父親既沒有親見上海的解放，也沒有看到新中國的誕生。如果他還在世上，他一定會歡欣鼓舞的。他那種對黨和對中國解放事業的心向往之，純粹是他把推翻帝製後逐個時期加以比較辨析的結果；絕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這種感情是原始的，但也是誠摯的，可惜他活在人世的年月太少了，死時不過六十幾歲，照現在的說法，他還不算太年老啊！
如果他還活在世上，他一定會對我說好好幹吧，你的日子比我處得好。而現在我已經超過父親的壽命，我當然還要幹，而且還要對我的兒孫輩說，好好幹吧，你的日子比我處得更好。
想起父親，我沒有悲哀，隻有負疚和歉然之感。我總在心頭說，要是我能使他辛苦了一輩子的晚年過得稍稍順暢些，早有個落腳的窩，他一定不會那麼早死去，而看不到光輝的今天的。這真是吳天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