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安石的生平經曆
第一節 家世、家庭與青少年時代
王安石的家世、家庭和青少年時代的生活，史籍記載比較簡略，但就現存的資料看，對王安石做官以後的行止有很大的影響。他執政後，“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與家庭的影響、少年時代的立誌是密不可分的。
1．家世與家庭
王安石的先世出於太原，不知何時遷徙臨川。曾祖父王明，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祖父王用之，為衛尉寺丞。用之有子五人，長子王益，即安石之父，幼子王孟，曾為楚州司理參軍，餘皆早卒。王氏的起家，在安石叔祖王貫之。貫之於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登進士第，曆任漢州軍事推官，大理寺丞，大名知縣，忻州、真定府通判，保州、深州、齊州知府，提點淮南刑獄，以及滁州、興元府知府等。貫之在任內，勸農桑，修水利，為政務在寬民。在提點淮南刑獄期間，修水利受益農田達五萬餘頃，宋真宗曾贈書獎諭。官至尚書主客郎中。仁宗天聖六年（1028），以病卒，享年六十二歲。
王安石父輩一代人，多在江南一帶做地方官。王安石《讀江南錄》雲：“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王文公文集》卷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父王益，始字損之，後改舜良。少以文章為地方官張公詠所賞識。王益於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08）登進士第，先後任建安主簿、臨江軍判官、新塗知縣，改大理寺丞，又移廬江、新繁知縣，再改殿中丞、韶州知州和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江寧府通判等職。王益在任內，關心民間疾苦，吏治嚴明，自律嚴而待人寬，注重禮義道德教育，所在皆有政績。在建安主簿任上，他不肯催逼貧民賦稅；判官臨江軍任內，敢於打擊地方豪強；在知韶州期間，曾以巧妙的辦法，平息了一次“蜀效忠士屯者五百人”的謀叛，又“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地方“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為吾州守未有賢公者”。《王文公文集》卷三三《先大夫述》。王益的這些作為，給幼小的王安石以很深的影響。他後來回憶其父說：“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跡。然嚐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嚐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王文公文集》卷八《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益不是熱衷於功名利祿之人，他為官一直有功成身退的思想。其《靈穀》詩雲：
靈穀神仙宅，言歸肆目新。
山光遠如畫，秋色老於人。
世俗棋爭劫，人心海變塵。
功成思範蠡，湖上一閑身。《臨川縣誌·藝文誌》。
寶元二年（1039）二月二十三日，王益以疾卒於江寧通判任上，享年四十六歲。
王益一家在鄉裏沒有什麼田產，靠官俸維持生活。嘉間，安石在《上相府書》裏說：“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托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王文公文集》卷二。又在《上歐陽永叔書》裏說：“親老口眾，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王文公文集》卷三。可見，王家不是地方豪族。
王家自徙臨川後，世居臨川城東南鹽步嶺。臨川於東漢置縣，至宋，已是江南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城東以溪為護城潦，有水門，因常在此地卸鹽，故名鹽步門。城門往前向東南，有大街，市麵繁富，名河頭市。城東南為高丘，名鹽步嶺，是全城最高的地方，王氏故宅即在鹽步嶺上。由故宅北折而東百步許，有一祥符觀，內有九曜閣，登閣東向隔溪而望，汝水悠悠，北流彭蠡，文昌大橋連接兩岸。隔水四十裏處，山巒起伏，中有靈穀峰，山勢聳峙，諸峰連抱，飛流映日，有如白練，靈穀有十勝景，遠近聞名。時山中有隱真觀，安石少年或在觀內讀書，或隨大人涉水登山，不勝其樂。仁宗嘉二年（1057），知州裴建材又在鹽步嶺祥符觀外側築擬硯台，安石有詩賦其台曰：
君作新台擬硯山，羊公千載得追攀。
歌鍾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
城似大堤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
時平不比征吳日，緩帶尤宜向此閑。《王文公文集》卷六六。
王家世居的鹽步嶺，是臨川城的名勝。
安石的外家吳氏，是臨川金溪大族。外祖父吳畋。外祖母黃氏，肅靜裕和，治家甚有條理，又知史書，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裏。吳畋兄吳敏，淳化三年（992）進士，官尚書都官員外郎，為人孝友忠信，鄉裏稱為長者。吳敏夫人曾氏，出自南豐大族，為曾鞏、曾布祖父的姐妹。曾氏“於財無所畜，於物無所玩”，廣讀史傳，明辨智識，“當世遊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王文公文集》卷九九《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吳敏有四子：長子吳芮，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進士，官秘書丞；次子吳蕢，以蔭入官，曆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廬州司理、亳州錄事參軍；三子吳蕃，讀書甚眾，好古而學其辭，論前代善惡存亡與治亂成敗之由，甚有見解，四十三歲卒；四子吳蒙，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登進士，官淮南東路濠州司戶參軍。後安石娶吳芮之女吳氏為夫人，吳、王兩家兩代聯姻，在臨川傳為美談。
安石母吳氏，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常有人所不及之處，平生事舅姑甚孝。安石兄安仁、安道非吳氏所出，但吳氏愛之勝如己出，待其母之族如己族。又憫農濟貧，分人衣食。吳氏又能詩詞，嚐有小詞約親戚遊西池，句雲：“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仁宗時朝廷嚐數次召安石，安石堅辭。有人對吳氏說：為何不強令安石應召？吳氏回答：士各有誌，我又怎麼好強迫他呢？安石以不足於養為憂，有歸誌。吳氏勸勉說：義苟當去家，我是不會有不安的。參見《臨川縣誌·雜記》。吳氏的為人行事，都給安石以良好的影響。
吳氏世居金溪歸德鄉柘岡，離臨川城外三十裏。柘岡周回五裏，其西一裏許的烏石岡，有不少木蘭花。安石少年居臨川時，來往於外家甚勤，一生對柘岡和烏石岡記憶極深。其《柘岡》詩曰：“萬裏紛紛隻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王文公文集》卷七一。《贈黃吉父》詩雲：“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為言春至每傷心。”《王文公文集》卷五八。又《送彥珍》雲：“握手百憂空往事，還家一笑即芳時。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王文公文集》卷五八。又《烏塘》雲：“烏塘渺渺綠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王文公文集》卷七一。特別是烏石岡的辛夷樹，即木蘭花，一到春天就開滿白花，給他的印象尤其深刻，使他留戀不已。《寄吳成之》雲：“辛夷屋角摶香雪，躑躅岡頭挽醉紅。想見舊山茅徑在，追隨今日版輿空。”《王文公文集》卷六○。《寄吉甫》雲：“解鞍烏石江邊坐，攜手辛夷樹下行。今日追思真樂事，黃塵深處走雞鳴。”《王文公文集》卷六○。在這些詩作裏，洋溢著他對柘岡和烏石岡的深情。王安石在柘岡還有書屋。可以說，他對外家的親情，甚於本家。
王益有子七人，女三人。王益前妻謝氏，生安仁、安道。謝氏早卒，以益故封永安縣君。吳氏生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五子，女三人。安仁在皇元年（1049）登進士，安石在慶曆二年（1042）登進士，安國在熙寧元年（1068）登進士，安禮在嘉元年（1056）登進士。
王益夫婦有三女，長女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女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三女適揚州沈季長。三女皆能詩，長女尤長於此。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雲：“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最多。著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王家至王益一代，已是書香門第了。
安石有子二人，女二人。長子王，字元澤，聰明敏悟，未冠已著書數萬言，治平四年（1067）登進士，熙寧間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遷龍圖閣直學士。《金溪縣誌》卷五九錄有王的一首五言詩《翠雲寺》：
寺古無鄰家，千山抱虛碧。
門開猿鳥路，殿鎖煙霞跡。
老木森回溪，飛湍自淙激。
曾無車馬到，絕境間今昔。
逍遙賢大夫，肯此攜佳客。
鳴騶清曉來，歸時日常昃。
不使訟庭空，誰能傲泉石。
細玩詩意，有雖愛山林但更愛廟堂的思想。王三十三歲去世。次子王旁，亦早卒。長女適吳充子吳安持；次女適蔡卞。王、王旁均無子，後以王棣嗣王為過房孫，王棣在徽宗宣和四年（1122）賜進士出身。
從家世和家庭看，王氏無疑是屬於地主階級的中下階層。這一階層是不穩定的，它或者上升到大地主階層中去，或者淪落為普通的庶民。王氏家族的興盛是在王安石一代，自王安石以後，王氏就家道淪落了。
2.少年與青年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辛酉，王安石生於臨江軍府治維崧堂。時其父王益為臨江軍判官。《清江縣古跡誌》雲：“維崧堂在府治內。宋天禧中，王益為臨江軍判官，其子安石生於此，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一。相同的記載，亦見於縣誌所載王直的《科甲題名記》。
由於王益在各地做官，都攜眷屬同行，故王安石的少年時代，皆隨父在各地任上度過。宋蔡《鐵圍山叢談》卷四雲：“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橦神祠者，素號異甚。士大夫過之，得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自古傳無一失者。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雨，王心因自負，然獨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歲矣，侍其父行，後乃知風雨送介甫也。”蔡《鐵圍山叢談》卷四，《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版。話雖荒唐無稽，但它透露了安石隨父由四川進京的事實。蔡是蔡京的季子，離安石年代不遠，所說安石父子的行蹤比較可信。可見王益在四川新繁任上時，安石亦隨父在新繁。王益由新繁改任殿中丞，安石亦隨父到京。
天聖八年（1030），王益以太常博士知韶州。安石又隨父赴韶州。韶州奇秀挺拔的山峰，清澈流瀉的江水，給他留下了美好的記憶。在韶州，安石開始識字，接受啟蒙教育。他後來回憶道：“韶山秀拔江清瀉，氣象還能出縉紳。當我垂髫初識字，看君揮翰獨驚人。”《王文公文集》卷七四《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竊有感惻因成小詩》。在韶州，他度過了三年美好的時光。
明道二年（1033），安石十三歲。祖父衛尉寺丞王用之逝世，安石隨父丁憂，歸臨川。自此在臨川生活了三年。安石自幼聰穎過人，力學不倦，又頗為自負，恃才傲物。《憶昨詩示諸外弟》記當時情況：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穀多芳菲。
短垣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
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
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
乘閑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
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饑。《王文公文集》卷四四。
此時他隻想以詩賦去博取高官厚祿，而不把孔孟放在眼中，可見他是怎樣的自負了。
但是，少年時代安石的思想又是不穩定和多變的。景二年（1035），他十五歲，是時廣南有蠻獠犯邊，而西北有趙元昊叛宋。消息傳來，朝野震動，安石心亦不能平靜，動於中而形於外，作《閑居遣興》雲：
慘慘秋陽綠樹昏，荒城高處閉柴門。
愁消日月忘身計，靜對溪山憶酒樽。
南去幹戈何日解，東來騎此時奔。
誰將天下安危事，一把詩書子細論？《王文公文集》卷七四。
《閑居遣興》是安石現存的最早的詩作。詩中說的是秋陽慘淡，綠樹成蔭，他身居鹽步嶺上，雖柴門緊閉，但邊事不斷，心情激動，他要去抵禦南麵的幹戈和東來的驕騎。此時他所想的已不再是以詩賦去博取高官厚祿，而是以天下安危為己任了。
景三年（1036），安石十六歲，王益服除赴京，安石又隨父同行。次年，王益通判江寧府，安石又隨父到江寧。《憶昨詩示諸外弟》說：
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並緇人衣。
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閃爍無停暉。
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
吟哦圖書謝慶吊，坐室寥寞生伊威。
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
詩中說，自到江寧後，猛然醒悟，深感光陰易逝，時不我待。男兒如不確立應有的誌向，則窮老終無所歸。於是絕去慶吊俗事，而隻以鑽研學問為事，不自度材疏命賤，而隻以古代的聖人後稷和契自期。可以說，安石在江寧府的這一自悟，確立了他一生學問與事業的基本方向。
寶元二年（1039），王益以疾卒於任上，葬江寧牛首山。安石此年十九歲。《憶昨詩示諸外弟》記當時情況：
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
精神流離肝肺絕，眥血被麵無時。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王文公文集》卷四四。
父親的去世，對安石的精神打擊是可想而知的。自此，安石奉母兄居喪，遂家江寧。“故畦拋汝水，新壟寄鍾山。為問揚州月，何時照我還？”“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荷開？”《王文公文集》卷七五《雜詠十五首》其十一、十三。江寧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在江寧，安石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勤奮刻苦，力學不倦。“桃李石城塢，餉田三月時。柴荊常自閉，花發少人知。”《王文公文集》卷七五《雜詠十五首》其十四。此時他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對儒家經典尤為用心。又切於求友，以期互相切磋，希賢希聖。《李通叔哀辭》道及這一時期的生活：
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為塗之人而已邪，為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然類君子，既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唯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為多。《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六，中華書局1959年1月版。
友賢習善，切磋學問，這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積學修德之路，也是王安石的博學篤行之路。《宋史》本傳謂：“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少年時的王安石，因其刻苦力學，才有這種“過目不忘”和“動筆如飛”的功力。
王安石在江寧自我感悟，以稷、契自期以後，一改早年流連光景、恃才傲物的毛病，謝絕世俗慶吊，吟哦經典，以孔孟為意，窮六藝而入道德，終成為通家大儒。
慶曆元年（1041），安石服除，入京應禮部試。《憶昨詩示諸外弟》說：
屬聞降詔起群彥，遂自下國趨王畿。
刻章琢句獻天子，釣取薄祿歡庭闈。《王文公文集》卷四四。
安石此次應禮部試，榮登楊寘榜第四名。王珪、韓絳與其連名。以後王珪、韓絳皆官至宰相，留下了一甲出三相的美談。
第二節 地方官與京官生涯
王安石登進士後，即開始了在各地的官宦生活，其間也做過幾年京官。從仁宗慶曆二年（1042）到神宗熙寧二年（1069），二十八年間，曆任簽書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提點江南刑獄、度支判官、知製誥，以及江寧知府等職。足跡所及，遍於整個沿江南北地區。其改革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在這一時期。
1.簽書淮南判官
慶曆二年（1042）三月，王安石登進士，是年秋，即簽書淮南判官。《憶昨詩示諸外弟》：“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王文公文集》卷四四。說的即是這一情況。淮南府治在揚州，當時宋庠和韓琦先後知揚州，王安石簽書淮南判官，即做韓琦的幕僚。
王安石在揚州，還是單身一人，尚未成家。但他不像當時一般青年知識分子那樣，一踏入仕途，即廢書放逸，而是在公事之餘，依舊力學不已。《邵氏聞見錄》載：“韓魏公（即韓琦）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荊公初及第為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荊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九，中華書局1983年8月版。又司馬光《涑水記聞》雲：“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評不在此，此人頗識難字。’”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六。可見，安石在揚州，讀書之勤苦，學識之超人。
需要指出的是安石這一時期與孫侔和曾鞏的友誼。孫侔字正之，又字少述，吳興人。一生仰慕孟子、韓愈的道德文章，行古之道，又善古文。安石認為，從俗隨眾的是眾人，而特立獨行，有自己主見的是君子。君子不以時俗勝道，故其得誌於君，就變時以合道。孟子不從楊墨，韓愈不隨釋氏，都是這樣的人。當今的所謂君子，“圓冠峨如，大裙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自以為高人一等，實在無異乎眾人。而正之卻以“孟、韓之心為心”（《王文公文集》卷三六《送孫正之序》。），如一日得誌於君，將使真儒之效大白於當世。故他與正之有著心靈的相契。慶曆二年（1042）閏九月，正之隨兄奉親到溫州赴任，安石戀戀不舍，作詩送之曰：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
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子相諧嬉。
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
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王文公文集》卷四二。
這說明，安石與孫正之是一對諍友。正之後來雖以隱居為誌，客居江淮之間，終身不仕，與安石歸處不同，但二人依然保持著純真的友誼。安石為相，過真州，與其相見，正之待之以布衣之交。
曾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長安石兩歲。曾鞏祖父的姐妹曾夫人是安石夫人的祖母，兩家原有姻親關係。慶曆元年（1041），安石應禮部試，曾鞏遊太學，二人在京相識定交。曾鞏的為人學問，為安石所欽佩，安石的道德文章，亦為曾鞏所稱譽，二人相交甚深。慶曆二年（1042）秋，安石簽書淮南判官，曾鞏落第南歸，二人相別。安石“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及還江南，又“為子固道正之”。曾鞏學崇《中庸》，作《懷友》一首贈安石，提出“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而正之亦常言及中庸，安石則作《同學一首別子固》雲：“夫安驅徐行，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耳。輔而進之，其可也。”《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一。他們都以儒家的中庸之道相警相勉。
慶曆三年（1043），安石回臨川省親，即到南豐訪曾鞏。其後，二人唱和甚多。慶曆五年（1045）至六年（1046），曾鞏還數次寫信給歐陽修，推薦王安石，可見二人相知之深。曾鞏後來雖不滿於王安石變法，認為安石是“勇於有為，吝於改過”，但政治上的不同見解，並不妨礙他與安石保持著深厚的友誼。
在任簽書淮南判官期間，安石曾於慶曆三年（1043）三月告假回鄉省親。“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綿兩千裏。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王文公文集》卷二《上徐兵部書》。《憶昨詩示諸外弟》記其省親時曰：
淮沂無山四封庳，獨有廟塔左峨巍。
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
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
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機。
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從橫揮。
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
永懷前事不自適，卻指舅館排山扉。
當時髫兒戲我側，於今冠佩何頎頎。
況複丘樊滿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驂。
留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王文公文集》卷四四。
安石此次回鄉，可謂歸心似箭。祭掃先人之墓，拜見祖母，會見舅父外弟，“十年縈鬱，一旦釋去”（《王文公文集》卷二《上徐兵部書》。），無限欣喜。據安石的行蹤推測，這次回鄉他和吳敏的孫女吳氏成婚，次年即生王。安石此次回鄉，距明道二年（1033）隨父丁憂返鄉已十年。十年之中，世事滄桑，物是人非。祖母雖然無恙，但已老態龍鍾；當時的髫兒童孩，今已長大成人。城郭宛然，而人事全非，這又不免使他感慨萬千，唏噓不已。特別是仲永的故事，更使他感慨有加。仲永是安石舅家金溪之民，世為農。仲永生五年，未嚐有人教其書，忽然能自作詩，文理可觀，一邑之人皆驚奇。於是邑人賓客其父，或以錢幣饋贈。其父認為有利可圖，日挽仲永環謁於邑，不使其學。明道中，安石隨父還家，仲永已十二三歲，令作詩，已不及從前。及此次回鄉，到舅家一問，才知仲永與眾人沒有什麼區別了。這給他啟迪良多：他認為，仲永的通悟，這是受之於天；受之於天，固賢於眾人，但如不受之於人，即經後天的努力，雖有先天的通悟，亦終究要淪為眾人。受之於天的尚且如此，更不要說沒有先天通悟的人了。故天道人事，人事為重；天時人謀，人謀是主。這一思想，成為王安石一生的一個重要哲學思想。
慶曆四年（1044）八月，安石離家抵官。安石簽書淮南判官，首尾四年，至慶曆五年（1045）冬，秩滿離任。
2．任大理評事與知鄞縣
王安石簽書淮南判官，秩滿解官後又回臨川，旋赴京師。慶曆六年（1046），居京任大理評事。次年春，即調任鄞縣知縣。《宋史》本傳雲：“擢進士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製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他所以不想求試優裕的館職，而願意任地方官，這是因為他不求地位的優厚，而隻想為天下百姓做一點實際的事情，這原是他的誌向所在。
安石任官，對民生疾苦有很深的體驗。慶曆六年（1046）和七年（1047），災害頻繁。六年五月，京師雨雹地震：“傳聞城外八九裏，雹大如拳死飛鳥。”《王文公文集》卷五一《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六年秋七月至七年春，又遇罕見的大旱：“浮雲離披久不合，太陽獨行幹萬物。”《王文公文集》卷五一《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風調雨順之年，百姓已是勉強度日，災害頻仍之歲，人民又將如何生活？這不能不使他深為憂慮。六年秋，安石奉命出京師，視察汴河，所見所聞，更增加了這一憂慮，傷時憫農、愁歎哀憐之情，每見於他這一時期的詩文。《河北民》雲：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
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裏赤，州縣仍催給河役。
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
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王文公文集》卷五一。《河北民》作於何年，學界說法不一。此據李德身《王安石詩文係年》說。
其傷災憫農之情，詩裏行間，油然可見。可以說，慶曆七年春，安石就是帶著這種心情赴任鄞縣的：“潮連風浩蕩，沙引客淹留。落日更清坐，空江無近舟。共看蒹葦宅，聊即稻粱謀。未敢嗟艱食，凶年半九州。”《王文公文集》卷七一《江上五首》其四。是歲，鄞縣亦大旱，安石至鄞，即忙於救災，其《發粟至石陂寺》雲：
驀水穿山近更賒，三更燃火飯僧家。
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雖勤敢歎嗟？《王文公文集》卷六四。
次年，鄞縣部分地區又“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王文公文集》卷八二《又祭鮑君文》。）。可貴的是安石認為人民生活的痛苦，除天災外，還有更重要的人事原因。作於是時的《禿山》就隱含著這一思想：
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
怪此禿誰使，鄉人語其由。
一狙山上鳴，一狙從之遊。
相匹乃生子，子眾孫還稠。
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
攀挽上極高，屈指亦窮幽。
眾狙各豐肥，山乃盡侵牟。
攘爭取一飽，豈暇議藏收。
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
稍稍受咋齧，一毛不得留。
狙雖巧過人，不善操鋤。
所嗜在果穀，得之常以偷。
嗟此海山中，四顧無所投。
生生未雲已，歲晚將安謀！《王文公文集》卷四七。
在這首寓言詩裏，安石指出，海島之山本來草木繁盛，但由於生活於島上的猿猴搜求攘爭不已，既不知藏收，又不會操，由是造成了山荒嶺禿，也造成了自己的窮愁困苦。在這孤零零的海山上，如此下去，又將如何生活？安石深感官吏的侵貪是造成人民痛苦和國家積貧的根源。他的這一譴責，隻能通過寓言詩的形式曲折隱晦地表達。
為了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安石到鄞第二年，乘著這年豐收，即開始動員人民興修水利，其《上兩浙轉運使杜學士開河書》說：
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穀之水，四麵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並，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穀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曆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
某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安石一麵向轉運使報告他的開河計劃，一麵又作實地調查，具體指導農民浚治渠川。慶曆七年（1047）十一月丁醜，他從縣城出發，先至萬靈鄉左界；戊寅，登雞山，觀楔鑿石，遂入育王山；辛巳，下靈岩，渡石秋之壑以望海，計劃在海濱作鬥門；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甲申，登天童山察看；次日一早，上石空望玲瓏，又至東吳，坐船向西夜行；天明泊舟堰下，早飯後過五峰，又行十多裏，半夜至小溪；明日一早察看新渠和洪水灣，下午到林村；第二天勸誡桃源、清道二鄉鄉民浚治渠川。安石此次出縣實地調查，發動浚治渠川，“凡東西十有四鄉”（《王文公文集》卷三五《鄞縣經遊記》。），可以說是夜以繼日，不惜辛勞。
安石把修水利看成是肉食者即為官者的責任，其記浚治渠川的詩說：
靈場奔走尚無功，去馬來車道不通。
風助亂雲陰更密，水爭高岸氣尤雄。
平時溝洫今多廢，下戶京囷久已空。
肉食自嗟何所報，古今憂國願年豐。《王文公文集》卷七六《閔旱》。
水利失修，溝洫多廢，農業凋敝，下戶困空，故他把興修水利看成是父母官的最大責任。
安石在鄞縣為政，以便民為務。慶曆八年（1048），浙東路轉運使禁鹽，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安石上書諫阻。他認為，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可止。況且重誘人民使相捕告，勢必造成縣獄囚滿為患；而人民陷刑者一多，就會有無賴之徒，無端生事。鄞縣雖為大邑，但所謂大戶，田多者不過百畝，少者不滿百畝，而數口之家，生養送死，皆自田出，州縣所需，又出其家。方今田桑之家，錢幣尤缺，而責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必然要造成賣田應責，難免破產。這樣的辦法，絕不可行。又作《收鹽》詩雲：
州家飛符來比櫛，海中收鹽今複密。
窮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複出。
海中諸島古不毛，島夷為生今獨勞。
不煎海水餓死耳，誰肯坐守無亡逃。
爾來賊盜往往有，劫殺賈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王文公文集》卷五一。
他反對禁私鹽，因為禁私鹽雖於政府有利，但於民卻不便。他認為，官吏原是人民所養，窮民而富官，這是最下等的治術，為官一方，應該是富民而不是窮民。他說：
父母子所養，子肥父母充。
欲富摧其子，惜哉術之窮。
霸者擅一方，窘彼足自豐。
四海皆吾家，奈何不知農。《王文公文集》卷五○《寓言十五》其四。
安石在鄞縣，還對貧民實行借貸。《宋史》本傳雲：“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慶曆七年（1047），他在青黃不接，民戶生活最困難之際，把縣糧倉裏儲存的糧食借貸給貧民，讓他們在秋天收成之後加息償還，而公家的陳糧也得以以陳換新。這亦是他在鄞縣同情民生疾苦的實際行動。
除興修水利、貸穀與民以外，安石還很重視興學。餘姚知縣謝景初認為，興修水利，治理農桑，為之堤防澮渠以禦水旱之災，以及興學校，使人民相與習禮樂，這是地方官的兩件大事，安石深以為然。《王文公文集》卷三五《越州餘姚縣海塘記》。但北宋的學校，除京城太學以外，地方州縣之學，大都廢毀。即令存者，“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斫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豫焉”（《王文公文集》卷三四《明州慈溪縣學記》。）。學廢廟興，學士在地方地位卑下，這是當時州縣的普遍現象，鄞縣亦是如此。安石到鄞後的第二年，就以孔子廟為學校，重整縣學，以教養縣子弟，並請當時很有名望的越中隱士杜醇先生主持縣學。他在《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中說：“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並持之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王文公文集》卷五。尊師重教，亦是他在鄞縣的主要政績。
皇二年（1050），安石知鄞秩滿，解官離任回臨川。安石離鄞，依依不舍，一步三回頭。其詩曰：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
丹樓碧閣無處所，隻有溪山相照明。《王文公文集》卷七○《離鄞至菁江東望》。浮雲縹緲抱城樓，東望不見空回頭。
人間未有歸耕處，早晚重來此地遊。《王文公文集》卷四五《登越州城樓》。憶昨初為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
如今身是西歸去，回首山川覺有情。《王文公文集》卷七一《鐵潼浦》。
3.通判舒州
皇三年（1051）秋，安石通判舒州。
先是，宰臣文彥博推薦安石說：“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製，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並乞特賜甄擢。”《麟台故事》卷一上，《四部叢刊·續編》本。由是朝廷召安石赴闕，欲試館職，而安石乞免，嚐為詩說：“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王文公文集》卷七五《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在京官和地方官之間，他寧願選擇後者。
所謂通判，即州府的副長官。安石在舒州任上，仍以興修水利、整治農桑、救災濟貧為務。就在安石到任的那年秋天，正是“江淮連年荒歉”、“千裏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六。的時候，安石一麵以旱情上報，一麵發富室之藏，貸於貧民。《王文公文集》卷四有《與孟逸秘校手書》十封。在手書裏，他認為發富民之藏以濟貧民，這是“損有餘以補不足”的天之道。手書二說：“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又勸孟逸秘校深入村邑，力行救濟。他說：“然聞富者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竊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這些措施，是他在知鄞時已實行過的，其詩雲：“桐鄉振廩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傳。目想僝功追往事，心知為政似當年。”《王文公文集》卷七一《安豐張令修芍陂》。隻是在舒州推行起來，更得心應手。
安石在舒州，由於與人民有比較多的接觸，他對民生的疾苦、官吏的腐敗有很深的體驗。作於這一期間的諸多詩作，深刻地反映了民與官的對立：
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聲落竟慳。
淅瀝未生羅豆水，蒼茫空失皖公山。
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
巫祝萬端曾不救，隻疑天賜雨工閑。（《王文公文集》卷七二《舒州七月十七日雨》。）
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
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
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
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
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賕。
間關幸見省，笞撲隨其後。
況是交春冬，老弱就僵仆。
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
鄉鄰銖兩征，坐逮空南畝。
取貲官一毫，奸桀已雲富。
彼昏方怡然，自謂民父母。（《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二《感事》。）
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
駕言發富藏，雲以救鰥煢。
崎嶇山穀間，百室無一盈。
鄉豪已雲然，罷弱安可生。
茲地昔豐實，土沃人良耕。
他州或呰窳，貧富不難評。
豳詩出周公，根本詎宜輕。
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二《發廩》。）
正因為看到民間的疾苦，貪官的凶殘，作為一個地方官，安石時常有一種自責、慚疚的心情。其詩雲：
朅來佐荒郡，懍懍常慚疚。
昔之心所哀，今也執其咎。
乘田聖所勉，況乃餘之陋。
內訟敢不勤，同憂在僚友。（《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二《感事》。）
王官有容穀，隱者常棲遲。
拂榻夢其人，亦足慰所思。
嗟予久留連，竊食坐無為。
浩歌臨西風，更欲往從之。（《王文公文集》卷四八《寄題睡軒》。）
安石在慚疚、自責之餘，又想到了政製。和當時的一些進步思想家如先前的李覯、同時的張載一樣，他也想到了井田製。他把社會貧富的對立、人民的疾苦看成是井田製破壞、土地兼並的結果，他不知道兼並和兩極分化乃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他向往著井田製的社會理想：
先王有經製，頒齎上所行。
後世不複古，貧窮主兼並。
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
築台尊寡婦，入粟至公卿。
我嚐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二《發廩》。）
這種“願見井地平”的思想，可以說是安石在地方官生涯中形成的最重要的社會思想。以後，他雖然沒有堅持“井地平”的社會理想，但企圖用政府專製的力量抑製兼並，卻成為他在熙寧年間實行變法的指導思想。以政府的力量抑製兼並，其實是以政府的兼並代替民間的兼並。王安石不知道政府的兼並比民間的兼並更惡，給人民帶來的痛苦更深。這就使他的變法必以失敗告終。
至和元年（1054），安石舒州任滿赴闕。離開舒州，他不僅是留戀，更重要的是有一種失落感，這或許是因為他感到自己沒有解除舒州百姓的疾苦，沒有在舒州留下顯著的政績。其詩雲：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
異日不知來照影，更添華發幾千莖。（《王文公文集》卷七○《別皖口》。）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跡今埋杳靄間。
白發行藏空自感，春風江水照衰顏。（《王文公文集》卷七○《過皖口》。）
鄉壘新恩借舊朱，欲辭灊皖更躊躕。
攢峰列岫應譏我，飽食虛年執禮虛。（《王文公文集》卷七○《別灊皖二山》。）
4．為群牧判官
王安石舒州任滿赴闕，朝廷授以集賢校理。所謂集賢校理，任務是在集賢院收藏校勘典籍等。集賢院與史館、昭文館合稱三館，加上秘閣，總稱崇文院。當時人們把這些地方稱為儲才之所。在這些部門供職，是向上爬的終南捷徑，故進入集賢院須經考試。令下後，安石以親老家貧，難住京師，上書四辭。於是朝廷在九月間改授安石為群牧判官。群牧判官的職責是指導檢查全國各地的養馬場和養馬監。令下後，安石猶力辭不已，經歐陽修勸諭，方才就職。是時，司馬光與熙寧末代安石為相的吳充亦任群牧判官。
安石此次任群牧判官前後有兩年多時間，期間，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曾任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他並不安心，請求外任達十多次。安石為什麼不安心在京供職，而一再要求離京任地方官呢？這當然不是因為親老家貧，難住京師：如果是家貧，則在外任的待遇未必好於京師。由於王安石屢言親老家貧，朝廷亦曾多方照顧。他說過：“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為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王文公文集》卷二《上執政書》。其真正原因是在京供職，不論是集賢校理還是群牧判官，都是閑職。雖然可以優遊卒歲，舒舒服服，還可以就近爬到統治階級的上層中去，但安石與別人不同，他之踏入仕途，不是圖個人優厚的地位，而是以道為己任，“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王文公文集》卷二《上執政書》。）。至和二年（1055），他在《答錢公輔學士書》中提出，取一甲科通判，隻要粗知辭賦，雖市井小人，都可以做到，這是不足道的，更談不上榮父母而光門庭。士之出，重要的是行道，苟不能行道，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亦適足使父母羞。在《通州海門興利記》裏，他又提出，士之出，能像豳之吏那樣，竟其學，治好一邑，利澤一方，就是一個有誌之人，皆可以表彰。王安石不像當時的世俗之士那樣，以做地方官為無出息，而是把它看成實現其惠利百姓的理想的最好機會。因此，在京擔任閑職，無所事事，對他來說最為痛苦。安石這一時期的詩，都表現了無所作為下的痛苦心態：
寒堂耿不寐，轆轆聞車聲。
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行。
歎息夜未央，呼燈置前楹。
推枕欲強起，問知星正明。
昧旦聖所勉，齊詩有雞鳴。
嗟予以竊食，更覺負平生。（《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一。）
紛然各所遇，悲喜孰優劣。
君方感莊周，浩蕩擺羈絏。
歸來亦置酒，玉指調弦撥。
獨我坐無為，青燈對明滅。（《王文公文集》卷四一《酬衝卿月晦夜有感》。）
今逢又坎坷，令子馳風塵。
顛倒車馬間，起先冰雪晨。
嗟我十五年，得祿尚辭貧。
所讀漫累車，豈能蘇一人？（《王文公文集》卷四三《贈張康》。）
他始終想著出京外任，也始終忘不了以前的京外之任：
冰雪泊楚岸，萬株同飄零。
春風都城居，初見葉青青。
歲行如車輪，蔭翳忽滿庭。
秋子今在眼，何時動江？（《王文公文集》卷四九《與平甫同賦槐》。）
冬去春來，春去秋來，安石寫這首詩時，在京供職雖已有一年，可他依然想著江動水，離京外任。
山下飛鳴黃粟留，溪邊飲啄白浮鳩。
不知此地從君處，亦有他人繼我不？
塵土生涯休蕩滌，風波時事隻飄浮。
相看發禿無歸計，一夢東南即自羞。（《王文公文集》卷六一《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舒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不滿於在京無所事事，連做夢都想回到地方任上。
嘉二年（1057）丁酉，安石終於請得外任，就任常州知州。五月離京，七月到任。安石調知常州，掩飾不住內心的欣喜，其《衝卿席上》雲：
二年相值喜同聲，並轡塵沙眼亦明。
新詔各從天上得，殘樽同向月邊傾。
已嗟後會歡難必，更想前官老尚輕。
黽勉敢忘君所勖，古人憂樂有違行。（《王文公文集》卷六二。）
是時，與安石同為群牧判官的吳充亦改任。“新詔各從天上得，殘樽同向月邊傾”，這真該好好地慶賀一番了。
5.知常州和提點江南東路刑獄
安石一到常州，即開始視事。當時的常州，郡守數易，又加水旱，州事紛冗。安石在《謝執政啟》中說：“顧今州縣，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複墁，此亦無逃於大譴。”《王文公文集》卷二四。又在《謝提轉啟》裏說：“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裏閭苦聽斷之煩。自非涵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凋瘵？”《王文公文集》卷二四。他想在常州好好地幹下去，以取得政績。
安石為政一方，確實有不同於一般地方官吏之處。梅堯臣《送介甫知毗陵》雲：“吳牛常畏熱，吳田常畏枯。有樹不蔭犢，有水不滋。孰知事春農，但知急秋租。太守追縣官，堂上怒奮須。縣官促裏長，堂下鞭撲俱。不體天子仁，不恤黔首逋。借問彼為政，一一何所殊。今君請郡去，預喜民將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國都。絲韉加錦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盛前驅。君又不若此，革轡障泥烏。欸行問風俗，低意騎更駑。下情靡不達，略細舉其粗。曾肯為眾異，亦罔為世趨。學詩聞已熟，愛棠理豈無。”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五三《送王介甫知毗陵》，四部叢刊本。可見安石為政與一般郡守不同的作風。
安石了解到蘇、常一帶時常有水患為災，知常州後的這年秋天，他就著手開運河，以疏導水勢。但是這次開河之役卻因轉運使的消極、秋雨不止以及督役者的生病，以致半途而廢。《宋史·司馬旦傳》雲：“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
對於此次開河的失敗，安石的心情是複雜的，《與劉原父書》言：
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恨愧無窮也。
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也。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惡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為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騖於世矣。《王文公文集》卷五。
他一方麵是愧疚，對外界因他開河失敗而議論紛紛亦不怨恨；另一方麵又有很多感慨，深憾方今士大夫之因循苟且，無意於為，事情所以成功少而失敗多，問題往往就在這裏。
安石的這一心情，也多見諸這一時期的詩：
昏昏白日臥，皎皎中夜愁。
明月入枕席，涼風動衾幬。
蒼蟬相鳴悲，上下無時休。
徒能感我耳，顧爾安知秋？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
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為。
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
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王文公文集》卷四六《即事六首》其二、其三。）
這種因河役的失敗而來的慚疚，在他是情不容己的，悟及成事的困難，也是深切的，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興修水利、整治農桑的念頭。次年，他改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在贈接任知常州的沈康的詩裏說：
作客蘭陵跡已陳，為傳謠俗記州民。
溝川半廢田疇薄，廚傳相仍市井貧。
常恐勞人輕白屋，忽逢佳士得朱輪。
殷勤話此還惆悵，最憶荊溪兩岸春。（《王文公文集》卷五六《送沈康知常州》。）
即使在離開常州的時候，安石依然不忘常州“溝川半廢田疇薄，廚傳相仍市井貧”的情況，他隻有期待新任知州沈康去改變了。
嘉三年（1058）二月，安石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所謂提點刑獄，其任務是掌管轄區內的司法、刑獄，以及舉劾有關人員，監察地方官吏等。當時江南東路刑獄的治所在饒州，安石到任後，即巡視轄區，他到過江寧、當塗、青陽、寧國、鄱陽、浮梁、信州、饒州、弋陽、玉山等處，足跡遍及今天的蘇南、皖南、江西等地，長行千裏，風塵仆仆。其《寄沈鄱陽》雲：
離家當日尚炎風，叱馭歸時九月窮。
朝渡藤溪霜落後，夜過嶺月明中。
山川道路良多阻，風俗謠言苦未通。
唯有鄱君人共愛，流傳名譽滿江東。（《王文公文集》卷五九。）
又有《旅思》雲：
此身南北老，愁見問征途。
地大蟠三楚，天低入五湖。
看雲心共遠，步月影同孤。
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為鱸。（《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五。）
可見行程之遼遠，路途之勞頓。
安石一路巡視，訪問民間疾苦，獎掖人才。在監察官吏方麵，安石與一般提點刑獄不同，他認為對官吏應以教育為主，而不應以懲罰為上。當今之世，官吏因循守舊，養交取容成俗，如不能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以重罰為手段，則必刑重而所治者少。故他一路巡行數千裏，所罰者僅五人。他在寫給王深甫的信中說：
某嚐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裏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才絀一官，而豈足以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王文公文集》卷七《答王深甫書》。
嘉四年（1059）春，安石被召還闕廷，是年秋被任命為三司度支判官。
6.入為度支判官
嘉四年（1059）秋，安石入朝為三司度支判官，在任期內他提出了對茶法改革的建議。茶在北宋已成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如同食鹽一樣，不可或缺；同時，又是出口西北地區，換取馬匹的重要物資。如同對於食鹽的控製一樣，北宋政府實行榷茶製度，全國除川陝廣南等地因茶產量少，聽民自行買賣，任其出入外，其餘地區茶葉的產銷皆由政府加以控製。其主要形式有三，一為交引法，許商人在京師納錢，發給文券，即所謂交引，憑引到主管茶務部門領茶。二為貼射法，令商人貼納官府專賣的利潤，給券為據，由商人憑券向茶農買茶出售。三為茶引法，官府征收商人專賣稅，發給茶引，商人憑引向茶農買茶出售。要之，茶葉由官府特許的茶商銷售，凡私自販運者一律治罪。但是這樣的製度弊病很多：茶既有利，違禁私販者不斷，由是告訐紛紛，獄訟不斷；且政府控製下的茶葉販運和買賣，由於轉折運送的環節過多，以致茶葉的質量很差，價格很貴。因此，實行榷茶以來，屢起茶法之議。天聖元年（1023）正月，朝廷曾命三司使李谘等更定茶法，不能如意。天聖三年（1025），又令翰林侍讀學士孫爽等評定。嘉四年（1059）春，茶法之議又起，朝廷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又令司封員外郎王靖等人分行六路，征詢各地意見。安石反對由官府特許的茶商銷售茶葉的做法，在《茶商十二說》中，他指出這樣做有十二之損，為害甚廣。又在《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法利害見寄》中說：“永惟東南害，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輸將一不足，往往死鞭杻。敗陳彼雜惡，強賣曾非誘。已雲困關市，且複搔林藪。”他讚賞朝廷遣使各地訪問茶法利害，主張聽民自行販賣，由國家收稅，均賦茶戶，“將更百年蔽，謂民知可否。出節付群材，詢謀欲經久。朝廷每若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餘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尚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譬欲輕萬鈞，當令眾人負。強言豈宜當，聊用報瓊玖。”《王文公文集》卷四一。
安石的這些意見，均被朝廷所采納。他的《議茶法》說：
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撲流徒之罪未嚐少馳，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嚐絕於道路也。即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為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為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王文公文集》卷三一。
改行使民自販，征收茶稅的辦法，既去掉了茶葉質量粗惡不可食，以及獄訟繁多等弊病，而國家賦稅收入亦不比原來為少。這說明罷榷茶之法是行之有效的。可惜的是，在熙寧年間，安石推行新法，又對川茶加以征榷。安石未執政前，比較多地考慮民眾的利益，而執政後，則比較多地考慮政府的利益，故有前後對榷茶態度的不同。
安石為京官，以其言直而切，不為執政所喜。但他與同僚則有著很深的友誼，特別是與陳和叔。時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住在開封皮場街，住處有園數畝，中有二墩，北戶臨溝，以小木橋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為蓋。王安石常過小橋，與陳和叔在車蓋屋下吃飯，隨所有無，坐臥墩上，笑語連夜，如此三年。至嘉七年（1062）陳和叔以丁憂而去，二人才分手。元豐初，安石在送陳和叔經略廣東時，曾作詩敘及在京城的這一段生活：
毀車為屋僅容身，三歲相要薄主人。
晝寓墩磚常至夜，冬沿溝彴複尋春。
南陔不洎公歸裏，蒼墓垂成我喪親。
後會縱多無此樂，山林投老一傷神。《王文公文集》卷五八《送陳和叔》。
安石嚐以年三十自稱老，此時他四十餘，該是老而又老了。但細品詩意，則他在開封的這一段生活，充滿著少年浪漫的色彩。
應該說，安石政治思想體係的形成，是在任度支判官的幾年之內。此時，他生活於北宋統治者的上層之中，與統治階級的上層人物有著廣泛的接觸，又有二十年的地方官經曆，正是這些條件，使他的政治思想進入成熟時期。代表他政治思想的《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以及《材論》、《取材》、《興賢》、《委任》、《知人》、《諫官》、《風俗》、《閔習》、《進說》、《原教》等雜著，都作於這一時期。
王安石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以法理財，以才行法。他在《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中強調：
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弊，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行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王文公文集》卷三四。
安石所謂的理財以法或理財以道，即發展生產，不僅要節其流，而且要開其源；隻要開其源，天下沒有患財用不足之理。現在天下所以公私皆以困窮為患，就因為未能開其源。他用漢揚雄的一個譬喻說，如父闔門而與其子市，不讓門外的人進來，父親雖然盡得兒子的錢財，依然不能富家。他認為，近世言財利者，皆如此類。這也就是他知鄞縣時所說的：“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王文公文集》卷五《與馬運判書》。隻是，在以後的熙寧改革中，他的這一思想又走了樣。
安石此時明確提出，三司應把以法理財作為中心任務，並以此判別三司官員的賢與不肖。他說：“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王文公文集》卷一。
特別應提到的是《上仁宗皇帝萬言書》，這篇洋洋萬言的上皇帝書，有學者以為它是王安石在提點江東刑獄時所作，有學者認為是他入為度支判官內所作，前後相差一兩年，這已不是重要問題，重要的是在萬言書中，王安石提出了他的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
首先，王安石在這篇上書中概括了北宋王朝麵臨的積貧積弱的嚴峻形勢，“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而所以如此，根源在朝廷不知法度。王安石所說的法度，是製度層麵上的法度，而不是法家刑法層麵上的法度，是指善法善政方麵的法度，而不是弊法弊政意義上的法度。由是，他提出改弦更張，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政。而要明法度，關鍵又是眾建賢才。安石指出，北宋政府正麵臨著一個人才危機，不僅在朝人才稀少，在野亦是人才稀缺，他強調治國固然需要善法，但若無人才，善法依然不能推行，甚者官吏從中為奸，善法反而會騷擾百姓。因此，人才不足，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是不可能的。“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
王安石認為，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者天下人才濟濟，而今之天下豈有獨不足之理？問題是要陶冶得其道。商紂之時，天下大亂，在位者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起，陶冶天下之才，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而用之。及至西周末年，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嚐罕見。至宣王起而用仲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天下人才複眾。於是宣王內修政事，外討叛逆，盡複文武之業。故人之才，在於人主陶冶而成。
在萬言書中，王安石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個陶冶人才的環節。安石指出：“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如此下去，是很危險的。漢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天下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莫敢與之抗。漢、唐滅亡，就始於人才殆盡，奸邪當路。及至五代，武夫用事，賢者伏匿，在位者無複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亂，故終五代，變置社稷，有如弈棋之易。當世如不能陶冶人才，則難免重蹈漢、唐、五代的覆轍。故不能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勉之以成，斷之以果，而成天下之才。在安石看來，陶冶人才，這就是宋王朝麵臨的當務之急。
安石這一時期形成的改革思想，特別是《上仁宗皇帝萬言書》所表達的改革思想，是他熙寧變法的思想先導。南宋呂祖謙評《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說：“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宋史紀事本末》卷三七。呂氏的這一評論是有道理的。王安石《次韻和甫詠雪》說：“奔走風雲四麵來，坐看山隴玉崔嵬。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隻憶青天萬裏開。”《王文公文集》卷五四。他雖以“平治”、“潤澤”自許，但在仁宗朝，卻沒有被重用。
7.伴送北使回國
王安石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間，曾於嘉五年（1060）春，奉詔伴送契丹使臣回國。
宋自真宗朝以後，宋和契丹在新年或在皇帝、皇太後生日時都要派使臣互致問候。祝賀新年的使臣，稱正旦使；祝賀皇帝和皇太後生日的使臣，稱生辰使。嘉四年（1059）秋，宋廷派沈遘為正旦使，高繼芳為副使，赴契丹祝賀新年。而契丹亦於此年冬派出正旦使，向宋皇帝、皇太後祝賀新年。安石此次就是送契丹正旦使回國，前後為時一月有餘，行程數千裏。
應該說，冬春之際北行，是很辛苦的。安石《餘寒》雲：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
捫須隻得凍，蔽麵尚疑創。
士耳猶恐墜，馬毛欲吹僵。
牢持有失箸，疾飲無留湯。
扶桑日，出有萬裏光。
可憐當此時，不濕地上霜。
冥冥鴻雁飛，北望去成行。
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
豈時有必至，前識聖所藏。
把酒謝高翰，我知思故鄉。《王文公文集》卷四九。
詩中所描述的，就是路途的辛苦。
一路上，安石看到，由於屢受契丹蹂躪，宋朝北方一片荒涼，他的心情十分沉重。黃河邊上的澶州，一水流過，把城分為北城和南城。契丹入寇，北城首當其衝，由是荒涼如邊塞，南城有黃河阻隔，少遭破壞，南北迥異。安石《澶州》雲：“去都二百四十裏，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鹵如邊城。”《王文公文集》卷四七。而靠近河北的安陽地麵，更是荒涼破敗。《愁台》雲：“頹垣斷塹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坼，天形西北倚城斜。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卻歎嗟。萬事因循今白發，一年容易即黃花。”《王文公文集》卷六六。所見所聞，都喚起了他的愛國情感。
過澶州，他想起了寇準。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寇。宋真宗召群臣議禦戎之策。王欽若勸帝幸金陵，而陳堯叟則勸帝幸蜀。寇準力排眾議，勸帝親征。真宗從寇準請，駕幸澶州。時契丹兵勢方盛，臣僚乞請駐蹕南城，寇準請求過河，說：“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楊仲良《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十五，《委宛別藏》，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由是，真宗渡河，左右山呼萬歲，士氣大振，後又以伏弩射殺契丹貴將順國王撻覽，契丹不得不奉書請盟。安石身臨其地，觸景生情，對寇準發出由衷的讚歎：
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
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
天發一矢胡無酋，河水亦破沙水流。
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北行路上，他看到飛雁紛紛，江湖尋食，又想起了蘇武和張騫。漢武帝天漢元年（前100），蘇武奉命持節出使匈奴，為其扣留。匈奴多方威逼利誘，勸蘇武投降，後來又把他遷到北海牧羊。蘇武受盡千辛萬苦，留匈奴十九年而持節不屈。漢昭帝時，匈奴與漢和親，蘇武才獲釋回朝，後官居典屬國。張騫則於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奉命出使大月氏，到大月氏、大宛、康居等國，途中曾兩次為匈奴拘留，前後達十一年之久。元朔三年（前126），因匈奴內亂，他才得以脫身回國，後封博望侯。有人羨慕蘇武、張騫的官爵，而不知他們的許國精神，這就顛倒了本末。王安石《飛雁》雲：
雁飛冥冥時下泊，稻粱雖少江湖樂。
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
漢時蘇武與張騫，萬裏生還值偶然。
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親亦可憐。《王文公文集》卷四九。
安石深歎達官貴人隻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為重，榮華安逸是求，在強敵麵前，隻知苟且偷安，全不以國家為念，在胡人抓緊校獵演武的冬季，他們卻隻知取暖過冬。其《秋露》雲：
日月凋何急，荒庭露送秋。
初疑宿雨泫，稍怪曉霜稠。
曠野將馳獵，華堂已禦裘。
空令半夜鶴，抱此一端愁。《王文公文集》卷七二。
特別是那一幫小人，不但安享富貴，不以國事為念，還專門讒害君子。其《雁》雲：
北去還為客，南來豈是歸。
倦投空渚泊，饑貼冷雲飛。
垣柵雞長暖，溝池鶩自肥。
憐渠不知此，更墮野人機。《王文公文集》卷七七。
當時，宋廷在河北一帶開溝挖塘，廣植樹木，以期阻擋胡馬南下。皇五年（1053），冀州刺史郭谘上《平燕議》，又重新提出“塞水”、“川防”這些措施。安石雖想在整體上扭轉宋和契丹在國力上的對比，以期根本改變敵我形勢，並不主張消極的防禦，但他也不反對這些措施。在他看來，既然未能曲突徙薪，焦頭救火亦是一功。他隻反對因循守舊，苟且偷安。其《還自河北應客》雲：
愧客問謠俗，舊傳今自如。
材難知冀馬，味美賽河魚。
塞水移民久，川防動眾初。
北人雖異論，時議或非疏。《王文公文集》卷七六。
又《澶州》雲：
紛紜擅將相，誰為開長利。
焦頭收末功，尚足誇一是。
歡盟自此數，日月行人至。
馳迎傳馬單，走送牛車弊。
征求事供給，廝養猶琛麗。
戈甲久已銷，澶人益憔悴。《王文公文集》卷四一。
安石此次伴送北使的最後一站是涿州。涿州在宋和契丹分界線的北麵，屬契丹，是五代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幽雲十六州的一州。北使在這裏“引刀取肉”，“以稻粱”、“山蔬野果”招待王安石。原來的漢地卻成了番土，此情此景，不能不使他感慨萬端：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
萬裏如今持漢節，卻尋此路使呼韓。《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一。
可以說，安石是帶著十分沉重的心情回國的。自從石敬瑭將涿州割給契丹後，北宋雖然想收複，可是一敗再敗，再也沒有能力收複失去的國土。想起這些，安石不能不激憤和傷心：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
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臨川先生文集》卷三一《出塞》。
嘉祐五年（1060）二月，安石返回京城。
8.就任知製誥
嘉五年（1060）四月，朝廷召王安石為同修起居注，職責是記錄皇帝言行起居。王安石不想接受，以資曆淺為辭，連著寫了十多道辭狀請求辭免，直至不得已而受。嘉六年（1061）六月，朝廷又召王安石為知製誥，替皇帝起草詔令、製文等等，也許是有感於此前屢辭同修起居注有負皇恩，這一次他爽快地接受了。司馬光曾記其事說：“嘉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因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門吏齋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複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製誥，自是不複辭官矣。”《邵氏聞見錄》卷一一。司馬光的這一記載是客觀詳細的。
知製誥是一清要之職，雖說無多大實權，但以其接近皇帝，地位十分重要。王安石《和禦製賞花釣魚》二首雲：
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
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
宿蕊暖含春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
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靄靄祥雲輦路晴，傳呼萬歲雜春聲。
蔽虧玉仗宮花密，映燭金溝禦水清。
珠蕊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
從容樂飲真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臨川先生文集》卷一八，中華書局1959年1月版。
這種受邀參與宮廷賞花釣魚、宴飲遊樂的事該是經常的，這是侍臣應有的待遇與生活。
王安石曾說：“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訓而奧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王文公文集》卷一○《司馬光知製誥》。知製誥的重要職責是以奧美雅訓的語言傳達皇帝的命令。這對王安石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但現實的人事關係，卻遠遠要比斟字酌句複雜。當時朝廷有令，舍人院不得申請改除文字。也就是說，舍人院在製定詔命時，不能隨意改變朝廷原始文稿中的一些關鍵文句。但王安石性直而言切，即上書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複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禦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宋史·王安石傳》。王安石的這些話，為執政者所忌。
王安石在任知製誥期間，因生活在統治階級的上層圈子，對上層社會的因循守舊、偷安過日有著更深切的感受，《上時政書》說：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嚐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王文公文集》卷一。
安石指出，自秦以下，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都是聰明智略之主，享國日久之君，但此三帝，皆以天下無事、內外無患為滿足，因循苟且，隻圖目前，而無久遠之計，自以為禍災可以無及於身，而不知大亂即生於自滿自足之中。故晉武帝身後有八王之亂，梁武帝末世有侯景之變，而唐明皇晚年有安史之禍。時仁宗在位將近四十年，自以為太平有加，苟且因循，無為度日，不知長久之計。這種情況，與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是有共同之處的。王安石以晉、梁、唐之三帝為鑒，指出了當前的政治危機，是頗為大膽的。他又說：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為無，可以僥幸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複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王文公文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