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思想
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是傳統的儒家政治思想。他崇尚先王之道，強調所謂理財，主張創立法製、任用賢才。因而，法先王、理財、變法和用賢構成了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基本環節。自然，王安石政治思想並非一開始即是如此，期間有一變化的過程，表現了前期與後期的不同。
第一節 法先王之道
《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載：“熙寧元年四月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為法，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製也。”楊仲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宛委別藏》，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在這裏，王安石向神宗提出的是：為治必須取法先王之道。這種思想，王安石言之再三，不獨越次入對如此。’《上仁宗皇帝萬言書》雲：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嚐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王文公文集》卷一。
王安石法先王之道的思想，雖然有著托古改製的良苦用心，但其中也蘊涵著他的政治理想，特別是在做地方官期間，更是如此。因而，這一思想屢屢見於其早年的著作與書信之中。
法先王之道是儒家的傳統政治思想。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孟子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又說：“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孟子·離婁上》。儒家的先王之道，亦即王道。相對於以力服人的霸道而言，王道是以德服人的政治。《孟子·公孫醜上》雲：“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王安石比較了王道與霸道，亦即先王之政與霸者之政的區別：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嚐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嚐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王文公文集》卷二八。
王者之道與霸者之道都用仁義禮信，這是王、霸之所同。不同的是王者有自然之化，而霸者有人為之跡。故王者的仁義禮信有目的意義，而霸者的仁義禮信卻隻有工具的價值。王安石對王、霸的這一區別，是與孟子一致的。
如此說來，王者政治就不能不比霸者政治高一層次。“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而利之所歸。霸者之道，必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王文公文集》卷二八。王安石雖不像孟子那樣力主王道而斥霸道，但他認為王道高於霸道則是明顯的，因為霸者之道如不假托於王道，那是不被天下認可的。
在政治思想史上，與王、霸相對應的是德、刑。王者行道，以其以德服人，故先德而後刑；霸者行道，以其假仁而行，故以仁為脂粉，而以刑為轡策，或者說，外仁而內刑。故王者以德為刑先，霸者以刑為德實。王安石的《原教》說：
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
相反：
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製，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於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二。
王安石所說的“善教”，亦即儒家的道德感化，其特點是感化而不是強行，是自然而不是刻意。所說的“不善教”，亦即法家的法教，其特點是強製而不是感化，刻意而不是自然。故“善教”、“不善教”不是指學校兩種不同的教育方法，而是指王與霸不同的政教。
不言而喻，善教者優於不善教者，王者的政教高於霸者的政教，王安石說：“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製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製，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王文公文集》卷三二。古者之道，亦即堯舜之道，是以道擾民之道；而後世之道，或者說當世之道，是強民之道。王安石之所以勸神宗以堯舜為法，行先王之道，不僅是托古改製，亦是寄托了他的德教的政治理想。
嘉二年（1057），王安石由知常州遷提點江東刑獄。所謂提點刑獄，掌所轄地區的司法、刑獄，包括審問囚徒，舉劾有關人員，監察地方官吏，類於現在的司法和監察工作。王安石在答朋友王深甫書裏說，他在江東，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以致不知者認為他好伺人小過，而知者又以為他不果於除惡。他所以如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裏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才絀一官，而豈足以為多乎？”《王文公文集》卷七《答王深甫書》。他所以不治大罪，並不是他要姑息養奸，而是以教為先，而治小罪，目的也隻是好交差而已。
但是，王安石也深感純任王者之教或者德教亦有失於偏頗，故他亦雜糅百家，特別是法家政治。其《三不欺》雲：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王文公文集》卷二六《三不欺》。
這也就是說，以察治高於刑治、以德治高於刑治是片麵的，對於聖人之道，是隻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舉出例子說，魯人宓子賤行德治，但德治之大莫如堯，而堯之朝有兜這樣的惡人，以後為舜所流放，可見德治不能獨任；子產行察治，但子產畜魚，魚被校人烹吃而子產被瞞過，可見察治也不能獨任；西門豹行法治，但法治的結果卻隻能使“民免而無恥”，可見法治亦不能獨任。王安石的結論是雜糅三者，兼而用之。他說：
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放齊以丹朱稱於前，曰：“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鹹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王文公文集》卷二六《三不欺》。
任德、任察和任刑，專其一雖可以治小，但不能治大。聖人之政，雖不出於三者，但須兼而用之，雜而行之，然後天下才可以言大治而無欺之者。可見，王安石的思想並不限於德治，這又是他與傳統儒學政治家不同的地方。
要之，王安石雖以變法稱之於世，但王安石的法不是刑法的法，而是創立法度的法。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在政道上是以儒家的王道為理想，在治道上則兼取百家，雜糅德治、察治與刑治，自成體係。
第二節 理財乃所謂義
王安石特別重視財用問題。他在推崇先王之道時，尤其關注它的經濟層麵。王安石認為，《洪範》言八政，為什麼“一曰食，二曰貨”呢？原因是人無不以食為先，“食貨，人之所以相養也”。無食貨，人類就不能生存，不能生存，還談得上什麼祭祀、安居、教育、勸善、待客呢？周公為什麼重視理財呢？“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書》。總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王文公文集》卷三一《乞製置三司條製》。故以義理財，構成了王安石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
應該指出的是，王安石對北宋王朝財政的虛空表現了極大的擔憂。由於北宋王朝的統治者立國以後，一直把防止農民造反、軍閥割據和重臣篡位作為基本國策，這就帶來了諸多問題。就對外而言，北麵受製於遼，西北受製於夏，為了苟且偷安，北宋王朝一貫采取對遼夏妥協的政策。景德元年（1004），北宋與遼訂立澶淵之盟，每年輸遼白銀十六萬兩，絹二十萬匹。慶曆四年（1044），宋和西夏又達成和議，每年賜夏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這顯然加重了朝廷的財政負擔。就對內而言，北宋王朝為了取得官僚、軍人的擁護，對他們實行非常優厚的待遇，以至冗官冗兵成為北宋王朝突出的問題。有資料表明，宋真宗景德年間官員為一萬多人，而到仁宗皇年間，時間不過四十多年，官員達到兩萬多人。在北宋，官員不但奉祿優厚，而且除正常的月俸以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補貼，一如清趙翼所說：“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廿二史劄記》卷二五。至於冗兵，更是嚴重問題。北宋王朝為了強化皇權，防止軍隊叛變，在京師與諸道實行軍隊彼此相製的政策，這就不能不增加軍隊的數量。又為防農民造反，在荒年往往以募兵為手段，把缺糧的強壯農民招至軍隊，借以轉化王朝的敵對力量，更使王朝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宋朱熹謂：“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朱子語類》卷一一○。
王安石一再指出朝廷所麵臨的財政危機。《上時政書》雲：
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嚐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一。
又《上皇帝萬言書》雲：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王文公文集》卷一。
王安石對朝廷財政的殷憂，貫穿於諸多奏議與書劄之中。可以說，在同朝官僚中，他是最具憂患意識之人。
但是，在王安石看來，朝廷財力困窮雖是事實，卻不是不可以解決，隻要理財有道，困窮亦能避免。《上皇帝萬言書》雲：
臣於財利，固未嚐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嚐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嚐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王文公文集》卷一。
隻要理財有道，亦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困窮便不難解決。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是指發展生產，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是指強化賦稅收入。這一點，王安石言之再三。其《與馬運判書》亦雲：
嚐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王文公文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