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學思想
作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學家，王安石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撰寫了眾多的記、論、書信、雜著和碑文。在他豐富的詩文創作中，亦不時透露出他的文學思想，這些思想，對後世有著廣泛的影響。對此，我們有必要加以探討。
第一節 文必貫乎道
文必貫乎道，是說文章或文學要闡述道義。這是王安石言之再三的。其《取材》引文中子的話說：“文乎文乎，苟作雲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雲乎哉？必也濟乎義。”隋代的文中子作為儒學的代表人物，主張文以載道，辭以濟義。在這一點上，王安石與其息息相通。故能否以文貫道，成為王安石取舍人才的原則。他批評當世以文不以道取士的習俗說：
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師長勖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二《取材》。
不以文貫道，必然要以章句聲病為事，博誦記問為能，以至造成相為浮豔之作的社會風習，如此，要想取得有用的人才，是決不可能的。
文必貫道，是王安石評論前代和當代詩文最主要的標準。在《上邵學士書》裏，他稱讚蔣樂安公與邵學士的詩文說：“啟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蔣、邵二人的詩文所以值得肯定與稱讚，在於誠發乎文，文貫乎道，誠是就內而言，道是就外而言，文是兼內外而言，誠發乎文、文貫乎道，做到了誠、道、文的統一，內、外、中的一致。在同書中，王安石批評當世的時文說：“某嚐悉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香，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王文公文集》卷三。當世之文不能以文貫道，僅以雕繪為精新，以故實為有學，縱然華麗有加，也是於世無用，談不上是好文章。
文必貫道，換一句話說，就是詩必言誌，文必言誌。王安石《張刑部詩序》引子夏的話說，“詩者，誌之所之也。”《王文公文集》卷三六。詩是誌之所之，即詩是表現誌的。《上張太博書二》說：“言文者，文乎誌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三。文是表誌的。故《詩序》以發言為詩，在心為誌，王安石極為讚同。其答韓求仁問詩說：“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王文公文集》卷七。《詩序》表達了先王的思想，這是不當懷疑的。又說：“作詩者，其誌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誌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誌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王文公文集》卷七。《大雅》寫朝會之樂而意在黎庶，故說言及於大而誌所主者小；《小雅》言燕饗之樂而意在於上，故說言及於小而誌所主者大。要之，《大雅》與《小雅》，皆以言誌而已。王安石又在《答王景山書》中說：“讀其文章，庶幾得其誌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為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王文公文集》卷八。文言誌，故讀其書可以見其誌，道之在心為誌，發而於外為文，文貫乎道，必是文言乎誌的。
作為一個儒者，王安石所謂的道，是指孔孟之道。這個道的核心是仁、義，特別是仁。王安石《答韓求仁書》說：“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王文公文集》卷七。因為儒者之道主要是仁，義、禮、智、信皆是其表現，所以孔子隻說誌道、據德、依仁，也就不及義、禮、智、信了。對於孔子的仁道，王安石是極為重視的，年輕時即抱定以孔子之道為己任，“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誌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誌素定也。”《王文公文集》卷三六《送孫正之序》。王安石這種以道為己任的道，與韓愈道統的道並無多大區別，隻不過在論行道時，王安石更強調的是富國安民，而不像韓愈論道，重在士人的修身。
王安石認為，文所以要貫道，在於文與道不是一回事，世俗往往尚文而不明道，這是令人遺憾的。王安石答吳子經問學書說：“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為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為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王文公文集》卷七《答吳子經書》。要是誌在文辭，那是沒有什麼可問的，而欲以明道，那就不是一言所能盡的。文是就載體言，道是就原則言，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分離。學者所學，當以文從道，而不應以文離道。
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對韓愈的態度。在文學史上，韓愈發動古文運動，倡言文以載道，其《送陳秀才彤序》雲：“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麵，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韓愈《韓昌黎先生集》卷二○《送陳秀才彤序》，四部叢刊本。行事得宜，出言適要，是說行事與出言皆合乎道，合乎道，即是文學，在韓愈看來，文學原本是從屬於道的。在文與道的關係上，韓愈重道，歐陽修是讚賞的，王安石也是讚賞的。王安石《上人書》雲：“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王文公文集》卷三。《送孫正之序》雲：“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王文公文集》卷三六。在這一點上，學者以為王安石文推韓愈，是有道理的。但在唐代韓愈與柳宗元倡導散體而抨擊駢偶之風，畢竟是以文名世，而不以道名世，故王安石對韓愈又有微辭。王安石《上人書》論韓、柳雲：“韓子嚐語人文矣，曰雲雲，子厚亦曰雲雲，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王文公文集》卷三。教人作文以辭不以道即偏離了作文的本意，並不可貴。故王安石《韓子》詩雲：“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濟世以文不以道，那是徒費精神的。《奉酬永叔見贈》詩雲：“欲傳道義心雖壯，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王文公文集》卷五五。歐陽修以超韓愈勉勵王安石，王安石則申明他隻以孟子為誌，而不想像韓愈那樣以文名世。王安石這種以文從道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隨處可見。
但王安石畢竟不是一個醇儒，除了儒者的一麵，他還有文學家的一麵，因而他沒有把文與道絕對對立起來，一如同時代的程顥、程頤那樣。《二程遺書》載：人問“作文害道否？”二程兄弟的回答是：“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誌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誌’，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雲：‘學如元凱方成僻，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隻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二程遺書》卷一八。把文學看成玩物，把文人看成俳優，這就完全抹殺了文學的價值與意義。王安石雖主文必貫道，但與理學家的文學觀依然不同，兩者不能等量齊觀。
第二節 文者務為有補於世
與“文必貫乎道”相一致，王安石又提出了“文者，務為有補於世”的觀點。“文必貫乎道”說的是明道，“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說的是致用，明道致用，這是中國古代儒者傳統的文學觀點。漢王充說：“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論衡·對作》。唐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香山集·與元九書》。王充與白居易所強調的，都是文章要致用。王安石在《上人書》裏，則提出了文章“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的觀點，又在《送董傳》詩裏寫道：“文章合用世，顏發未驚秋。”在《次韻歐陽永叔端溪石枕蘄竹簟》裏寫道：“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王文公文集》卷四一。文章務為有補於世，這在王安石的詩文裏時有流露。
王安石曾反對宋代以詩賦取士，原因就是詩賦無用。王安石認為，詩賦不切實用，以之取士，取不到真才，“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曆之仕途，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製，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王文公文集》卷三二《取材》。在王安石看來，以詩賦所取的人才，隻以聲病章句為事，以博誦記問為能，根本不能治國安民，平治天下。
王安石強調，能文的文吏與諸生，其可貴處不在能文，而在文能夠致用。“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製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王文公文集》卷三二。文吏與諸生如不能以文致用，那是枉為文吏諸生的。他提出以漢左雄倡議的諸生試經術、文吏課箋奏的實用原則，取代以詩賦試士，“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製度何尚，各傅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鑒灼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王文公文集》卷三二《取材》。惟有著眼於實用，以文取士才有其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