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後世對王安石的評價
在曆史上，王安石可以說是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由於人們對王安石變法的看法不同，對王安石的評價也就不同。將近十個世紀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不管如何議論紛紜，概括起來，無非是三種，或肯定，或否定，或肯定和否定參半。認真分析和研究這些評論，明其得失，有助於我們對王安石作出比較客觀和全麵的評價。
第一節 古代的評價
1.古代的肯定評價
在古代，全麵肯定王安石的，可以明人章袞和清人蔡上翔為代表。
章袞字汝明，臨川人，明嘉靖進士。章袞認為：“治平熙寧之際，上下蔽，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一個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與少時無異，但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隨時可能爆發，有宋已到了不能不變的時候。神宗深知天下之勢，故不禦遊畋，不治宮室，將欲大有作為，這是人臣所當效死效力之君。而安石節行文章，大過於人，道德經濟，又獨以身任之，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這是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之臣。神宗和安石相遇如此，“悉心謀議，創製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為之誌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王荊公年譜考略》卷首一。
章袞認為，宋代的常平倉已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遊手之輩”（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於貧戶並沒有什麼好處。王安石行青苗之法“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考之於古，曾有齊景公行之於齊，子皮行之於鄭，司城子罕行之於宋；驗之於今，則陝西一路先此推行，也已翕然稱便。
保甲法亦如是。宋自雍熙以來，西北多事，而所募之兵，非遊手之徒，則亡命之輩。聚百萬之兵，又冗而無製，老弱參半，不堪戰鬥。因此，王安石才行保甲法，“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複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完全是理有固然。就在當時，蘇東坡等人亦極言養兵之害，而訓練州縣士兵以省禁兵。可見行保甲亦是當時人們的共識。
又免役法亦勢在必行。“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為常事”，特別是衙前之役，更是如此，以至“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鄰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這一點，韓絳、司馬光、吳充都曾指出過。王安石行免役法，“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城郭女戶品宦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為之賣坊場給間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況王安石製定此法，先揭示一月，民無異辭，乃著為令，加以推廣，說明它完全符合民心。
至於市易法，亦在勢所必至。先王之於商業，向來是抑之以懲遊末，而厚之以通貨賄。王安石創市易法，目的就在於“抑兼並以厚商賈，備經製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完全無可非議。
其他如均輸法、方田法、保馬法，以至“銷並軍營，修複水利，罷詩賦，頒經義”，開熙河之役，亦都是出於愛國利民之心，“以為天下而非私己也”。如果當時群臣“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嘩然而議者新法也”（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縉紳之士，一味攻擊新法，群臣離德離心，法雖善而不能盡行。章袞對當時的反對派進行強烈的譴責，他說：“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艱為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縉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為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詆為惡，其果皆惡乎？”章袞《王臨川文集序》，見明應雲《臨川先生文集》刻本。章袞對熙寧新法和王安石的功績給予全麵的肯定。
清人蔡上翔也持此論。蔡氏臨川金人，乾隆年間進士。他有感於“世人積毀荊公，幾同於詈罵，不啻千萬人矣”，於是，“閱正史及百家雜說，不下數千卷，則因年以考事，考其事而辨其誣”，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書，全麵肯定王安石的道德經濟功業。
蔡氏為安石辯誣，駁斥一切詆毀安石的流言，特別是《邵氏聞見錄》和《辨奸論》。他指出，《邵氏聞見錄》言康節於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便預見王安石將相而亂天下，這是無稽之談。言王於安石麵前，提出請梟斬韓琦、富弼之首，也是一派胡言。言安石坐鍾山、常恍惚見子荷枷如重囚，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為寺，更是荒謬。蔡氏認為，《聞見錄》所載，殆皆此類，甚為荒唐。
至於蘇洵《辨奸論》指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誌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蔡氏則廣引史傳，證明這是後世詆毀者的偽作。他指出，蘇洵在嘉元年（1056）至京師，時安石未為時用，交遊亦稀，治平三年（1066）蘇洵卒，此後四年安石始行新法，謂蘇洵著《辨奸論》，見安石即知其亂天下，支離不成文理。
對於司馬光的《巢語》和《涑水記聞》、魏泰《東軒筆錄》以及曆代詆毀安石的私書雜錄、野史小說，蔡氏均有所批駁，以為是誣枉失實，駭人聽聞。
蔡氏申明，自古治君賢相乘風雲之會而有魚水之歡，固然多有，而無若神宗與安石之相得者；駁斥世之學者謂神宗厭惡安石，太後亦嚐涕泣宮中以求去安石的謊言。
蔡氏強調，安石為兄友為弟恭，孝友係王氏家法，世所共見；駁斥世之輕薄者誣安國不悅其兄，安石兄弟不和的無稽之說。
蔡氏又指出，安石最守夫婦之禮，家庭上下和睦，家教有方；駁斥高文虎《蓼花間錄》載吳夫人以錦帳嫁女，《二陳諫議遣墨》謂吳夫人窮奢極侈，斥逐娣的謠言。
蔡氏還提出，安石於朋友最講信義，故文學行誼見推於當世大賢；駁斥後人詆毀安石交友有始無終，皆以利合又以利散的無根之談。如此等等。
對於熙寧新法，蔡氏亦作了肯定。他認為“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是古之大有為之臣。頒行新法，目的在於“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措天下於家給人足”。其青苗法，雖不盡可行，而未可以為不善。反對者以征利攻之，不唯不足以知安石議法的初心，亦不知神宗頒行的本意。役法至宋已有大弊，免役乃是不得不行。而保甲法則為萬世良法。至於熙河之役不可棄，前人論之更詳。蔡氏認為，數法得其人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行之則為大害，安石自己固已言之如此，又何嚐有意於任用小人？反對者動輒挾管商之術加以譏誚，又豈足以知經營天下大計？至於新法卒不行，安石卒不能大有作為於當世，完全是朋黨之爭造成的結果，那是不能由安石個人承擔曆史責任的。
要之，在章袞和蔡上翔筆下，安石是不世出的賢相，一代聖人。這種對安石及其新法的全麵肯定，雖然有其片麵道理，但近於溢美，有失公允。
2.古代的否定評價
明楊慎和清王夫之，可以說是古代否定王安石的代表人物。
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明正德進士。楊慎在《丹鉛錄》中激烈地攻擊王安石，他說：“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楊慎《丹鉛總錄》卷九《人事類》，務本堂藏板。楊慎把王安石與商鞅加以比較，認為商鞅得君由閹人景監推薦，而安石得君由宦者藍元震推薦，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商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而安石力戰反新法之人。
楊氏還認為，秦亡由商鞅，而宋亡由安石，他說：“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名著為奸臣矣。安石以文濟奸，黨惡又眾，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楊慎《丹鉛總錄》卷二五《語類》，務本堂藏板。）在他看來，安石比曆代奸邪還要邪惡，還要危險。
楊氏甚至由此攻擊朱熹，因為朱熹作《宋名臣錄》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皆為名臣。楊氏認為，這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與州籲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楊慎《丹鉛總錄》卷二五《語類》。在楊慎看來，司馬光與王安石，猶如水火不相容，彼是即此非，此是即彼非，不可同為名臣。有人說，朱熹之取安石，是因為憎而知其善，為其有細行和經術文章。楊氏強調，這是說不通的，憎而知其善，對於小惡而可改者是適用的，而安石“引群邪，害眾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太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嚐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嚐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嚐假借之也”（楊慎《丹鉛總錄》卷二五《語類》。）。在他看來，安石是罪不可赦的天下元凶極惡。
楊氏還指責程頤。程頤曾說：“新法之行，正緣吾黨之士攻之太力，遂至各成黨與，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過何害？”楊氏認為：“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群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雲：‘無奈冬瓜何，提著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他還認為，程頤“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楊慎《丹鉛總錄》卷九《人事類》。），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對安石肯定和否定參半，就是由此而來，而宋代以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至理宗時乃黜去，亦是由此等議論而來。
要之，“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聾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貰此古今第一小人也。”（楊慎《丹鉛總錄》卷九《人事類》。）這樣，楊慎就完全否定了王安石。
王夫之對王安石的否定則更全麵、更係統。王夫之認為，王安石之為小人，這是決然不可懷疑的，安石以漢桑弘羊和唐劉晏自任，而文之以《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師心自用，自以為是，凡君子不為小人必為的，安石皆為。王夫之說：“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眥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王夫之《宋論》卷六，中華書局1964年4月版。）熙寧時代的反對派如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雖反對王安石，但還認為安石道德節行有高人之處，而王夫之則完全否定了王安石的道德節行。
王夫之認為，熙寧初安石奉詔入對，勸神宗效法堯舜而不要效法唐太宗，完全是言大而無實，是為了用以鉗天下之口而遂其非的政治需要。法堯舜首先要學堯舜“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而安石挾申商之術勸神宗法堯舜，完全是“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誌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王夫之《宋論》卷六。），正如商鞅以大言脅秦孝公一樣，安石所用的也是奸人之術。
在王夫之看來，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國家之患不在貧，安石之奸，在察知神宗之心而以聚斂之謀動人主、蔽天下。王夫之完全否定熙寧新法，認為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為害之烈，人所共見，故行之未久而漸罷，以至在哲宗、徽宗之世，縱有奸臣進紹述之說，猶未再以此行天下，而後世共知其弊，也無人再願提起。至於保馬、保甲、免役和科舉改革諸法，後世未能充分認識其為害，以至曆代或名實相仍而行之不革，或名異實同以行之。
王夫之強調，保馬法與民以錢使買馬，免稅給以牧地放牧，使繁衍小馬而輸官，愚民貪母馬之小利和牧地的免稅而樂於接受。及至子孫貧弱，種馬一死，牧地變化，所產馬又非優良，折價輸官，而馬價又高，戶有此役，則多有貧餓流亡，苦不堪言。溯其源流，始作俑者，就是王安石。
保甲法雖有美名，好古之士樂於稱說，俗吏亦樂於推行，其實是荒謬不可言：“以為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一聞而攜家星散，非什保之所能製矣。以為互相覺察而奸無所容邪？則方未為盜，誰能詰之；既已為盜，乃分罪於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為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仗，蝕鏽之鐵，為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為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賕吏猾胥且乘之以索賄，而民尤無告矣。……溺古不通之士，無導民之化理，固國之洪猷，寶此以為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王夫之《宋論》卷六。在他看來，保甲不但不能致治，相反會致亂。熙豐年間，鄧茂七作亂，殺掠遍於閩中，究其原因，就是由推行保甲法引起的。
至於免役法，王夫之認為，不但王安石之黨主張募役代差役，就是當時的一般朝士亦有如此主張。人民受盡苦難，願意輸錢。問題是，宇文氏所定租庸調法，其中租根據田數而定，庸就是民戶應役於官而出財以輸雇役，因此既已有庸，就不應再有役。至唐楊炎，改租庸調為兩稅，雖無庸之名，但兩稅已經包括了原來庸的部分。及五代地狹兵興，於是在民戶輸庸之外，又行征役。所謂役，本來就是不應征用的稅外之役。而“安石唯務聚財，複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完全是加重人民的負擔。後世仿之，流毒無窮。“而溫公之主差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王夫之《宋論》卷六。），司馬光雖反對募役，而其主張差役，與安石也沒有什麼區別，都是加重對人民的剝削。
對於王安石的科舉改革，王夫之亦作了否定。他認為以經義取士是隋設科取士以來的正路。六經語孟，其大義不可倒置，微義不可淺嚐輒止，學好經義，小可以治身，大可以經邦定國。而“所貴乎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於可為之事，斯焉尚矣”（王夫之《宋論》卷六。）。如司試者無實學而幹祿者有鄙心，則無論如何更改試法，都是侮聖人之言，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於道一無所睹。王夫之以為，科舉之法自宋以後屢變屢改，造成士風愈降和士人愈加偷惰，其始作俑者，也是王安石。
至於熙河之役，王夫之對它作了全麵的否定。他認為，王韶擊西羌，收河湟以圖西夏，王安石予以支持，這其實是“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原因是，西夏未嚐持西羌以為援，而西羌亦未嚐引導西夏東侵。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即使宋殺盡群羌令有河湟之地，但因孤懸，終不能守，對於討伐西夏毫無益處。“今一矢不及於銀、夏，而遠涉沙磧河、之險，薄試之於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製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栩栩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砭矣。”王夫之《宋論》卷六。
要之，在王夫之看來，王安石之政完全是苛政，甚至是比苛政更壞的敗亡之政。他說：“國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尚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惟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黠之慧，以為之效。於是泛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釁乃倏生，敗亡遝至而不可禦。”王夫之《宋論》卷六。北宋的滅亡，王安石完全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應該認為，王夫之對王安石的否定是全方位的，與楊慎等人比較，更係統、更徹底。可以說，他是集此前否定王安石之大成。
3.古代肯定和否定參半的評價
陸九淵和朱熹對王安石的評價，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毀譽參半。他們肯定的是安石的道德節義，否定的則是他的新法。
陸九淵作《荊國王文公祠堂記》，認為王安石以效法堯舜勸神宗，神宗以“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勉勵王安石，“群臣議論，未嚐不以堯相期”，如此深明大義，自古所無。
陸氏極稱讚王安石的誌質：“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誌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變，一時钜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複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陸九淵集》卷下九。陸氏對安石的崇敬向往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
但陸九淵對王安石的熙寧新法，卻持否定態度。他認為，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萬言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但安石對所謂法度，卻不能究其義，終以此自蔽。王安石勸神宗法堯舜，這當然對，而“謂每事當以為法”，又怎能取法堯舜？言唐太宗不足法，也無不可，而說唐太宗所為未盡合法度，這又怎麼能超越太宗呢？陸氏強調，古之所謂法度，即是天理，“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故治世在彰明天理，以仁禦世，而安石既恥當世不為唐虞，卻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以至新法之行，舉朝紛然。君子力爭，因不同於己而被逐去，小人投機，因同於己而被重用，以至“忠樸屏獄，狡得誌”（《陸九淵集》卷一九。），安石終究沒有覺悟，這不能不說是他很大的失誤。
自然，陸氏亦不讚同熙寧新法的反對派。他認為反對派排斥安石，“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因此，“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至於元大臣的一切更張，亦多出於意氣和黨同伐異。他說：“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複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陸九淵集》卷一九。其結果，隻給小人投機造成機會。陸九淵雖不把弊政的責任歸咎於安石，但他否定熙寧新法是顯而易見的。
朱熹的觀點同於陸九淵。學生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朱熹的回答是：“陸象山嚐記之矣，何待它人問？”（《朱子語類》卷一三○。）朱熹所說的“陸象山嚐記之矣”，即指陸氏的《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與陸九淵一樣，朱熹亦極稱讚王安石君臣相得，“神宗聰明絕人，與群臣說話，往往領略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歡”，“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朱熹又稱讚王安石的道德節義：“蓋介甫是個修飭廉隅孝謹之人……論來介甫初間極好，他本是正人，見天下之弊如此，銳意欲更新之，可惜後來立腳不正，壞了。若論他甚樣資質孝行，這幾個如何及得他！”“這幾個”是指張方平和蘇軾兄弟等當時的反對派。在朱熹看來，王安石的道德節義是反對派的一些人所遠遠不及的。對王氏新經，朱熹亦有所肯定，他說：“王氏新經盡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朱子語類》卷一三○。）
至於新法，朱熹認為熙寧變法是時勢使然。他說：“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複言，卻去攻他。”“子由初上書，煞有變法意。隻當是時非獨荊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但新法是時勢使然是一回事，而新法是否正確又是一回事。對整個熙寧新法，朱熹則持否定態度。他認為，王安石謂“天下之財未嚐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後來任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編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即不知周公之製，隻為天下之貨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來有欲買者，官中卻給與之，初未嚐以此求利息也。”《朱子語類》卷一三○。而安石的市易法卻專以利息是求，與《周禮》泉府之職毫無相同之處。
朱熹又認為，安石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隻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荊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症，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有人認為安石“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朱熹的回答是：“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與人吃。及病者死，卻雲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朱子語類》卷一三○。）這就完全否定了王安石新法。
自然，朱熹和陸九淵一樣，在否定王安石新法的同時，亦不肯定司馬光等人的反對派意見以及元更化。他論司馬光說：“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隻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卻如何舍命爭。”“元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個天下，兵須用練，弊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又論東坡曰：“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東坡隻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做宰相時，引得秦少遊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朱子語類》卷一三○。）如此等等。朱熹固然以王安石為非，但他也不以司馬光、蘇東坡等人為是。
朱熹對王安石的這一評論，在後世有很大的影響。《宋史·王安石本傳》就引朱熹的觀點論王安石，以為這是“天下之公言”。在元、明、清時期，陸九淵、朱熹的評論，就是正統儒家的評論。比較起來，在封建社會，陸、朱的評價還不失於平實。
第二節 近世的評價
1.近世的肯定評價
近世學者對王安石的評價具有時代的特點，這裏也有肯定和否定的不同。對王安石作肯定評價的，可以梁啟超為代表。
梁氏可以說是近世最崇拜王安石的學者，其所著《王荊公》一書，極其推崇王安石的人格和政術。他說：
以餘所見宋太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於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於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祀，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七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頁。）
梁啟超為王安石在宋代和後世遭到詆毀而憤憤不平，痛哭歎息。他說：“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嚐不廢書而慟也。”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七冊。他的《王荊公》一書，就在於為王安石正名，弘揚王安石的政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