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陽明心學與禪
禪，在這裏指的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即“禪宗”。據說禪宗之祖是印度僧人菩提達摩，南北朝時，這位高僧來到中國，創立此宗。而禪宗興起在唐朝，這時禪宗出了兩位“六祖”：北派神秀，南派惠能，各以一首偈語聞名天下。
神秀之偈是：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惠能之偈是：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兩位高僧之偈孰高孰低？其實都極為高明，根本分不出高下。所以神秀、惠能一成北宗，主張漸修；一成南宗，主張頓悟，各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齊名於世。隻是後來戰禍興起，北宗衰落，而南宗影響越來越大，以至後世多推崇南宗……這裏麵的公案就扯不清了。
禪，一個有趣的字眼兒，凡中國人一聽“禪”字就顯得又熱衷又喜悅，似乎這是神秘又可喜的一件好事，但“禪”和陽明心學一掛鉤就變了味兒。自明代以來，一直有人拚了命地把陽明學說往“禪”字上扯，而且越扯越近，越扯越亂。
前文已說過，王陽明雖是心學宗師，卻並非得自師承，而是無師自通的。他在三十五歲以後經曆了心靈磨難，被逼入心學之門。在三十五歲之前，王陽明是個倍沾雨露的官僚公子哥兒，仕途順利，人生順利，要官得官，要才有才，於是涉獵極廣，博而不精，也沒長性，有“五溺”之說：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
這“五溺”是陽明先生年輕時的業餘愛好，其中就有“溺於佛氏”一說。於是有一個故事，說王陽明在京城任主事的時候，曾經回鄉養病，病好後遊杭州虎跑寺，遇見一位閉關的高僧，已經三年不和外人說話。陽明一見他的麵就斥道：“這和尚眼睜睜看什麼，口巴巴說什麼！”一句話喝得高僧起身相迎，可見王陽明於佛家思想極為精通。
確實，陽明精通佛經，在他與弟子、友人的談話中常會提及《六祖壇經》以及《燈錄經》、《法華經》、《楞嚴經》、《金剛經》、《涅槃經》、《圓覺經》……諸多經文中的內容字句，在《答陸元靜》文中，他說：“‘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麵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麵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麵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這裏引用的“不思善不思惡”是《六祖壇經》的句子，直接把佛教術語和“良知”概念拉在一起，甚而認為是一回事。而“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物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一句，其中“無所住而生其心”又是引用《金剛經》的觀點。
這樣的語句在陽明先生的講義、信件中有很多，王陽明自己也不隱晦對於佛教觀點的諸多認同，於是就有人稱王陽明為“陽儒陰禪”，認為他的心學駁雜不純，不是“正統”，並加以貶斥。
那麼王陽明為什麼喜歡用佛教思想來印證他的學說，甚至把儒家、佛家內容互相印證呢？這裏的原因倒有幾個。
一方麵，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哲學和宗教是一對雙胞胎，它們是一起出生的，相貌也有幾分相似，並且總是互相浸透、互相引導，難以徹底分清。王陽明生於明朝中葉，在他生活的時代，整個世界正在經曆一場大變革，在這場偉大的變革中，大明帝國卻因為政治的腐朽、哲學的貧乏、民眾的庸碌狹隘以及統治者的愚蠢短視，而正在錯失良機。我們總喜歡引用拿破侖的名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一旦醒來，吼聲會震動天地”，卻不肯去想：中國為何這麼多年還沒“睡醒”？其實“王陽明時代”的歐洲才真是一頭正在醒來的雄獅，吼聲早已震天動地。
王陽明成親的這一年，迪亞士越過了好望角；王陽明第一次到京城考進士這年，哥倫布的船隊向傳說中的“印度”駛去；王陽明考中進士這一年，達·伽馬的船隊已經到達了印度；王陽明與寧王在江西激戰的時候，麥哲倫的船隊又揚帆出海；嘉靖元年，王陽明受封伯爵，回餘姚老家坐冷板凳時，麥哲倫船隊已經完成了環球航行……大洋之外的風起雲湧，卻與中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