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人靠科學和哲學的引領逐漸擺脫宗教黑暗的時候,在封閉落後的大明帝國,宗教在人民中間傳播得火熱異常,人人皆信,不稍存疑,就算是王陽明本人,於此怕也不能例外。若說王陽明不信神佛,不信地獄,不信西方極樂……大概是不現實的。
另一方麵,作為正統學說的儒學早已經被統治者塗改得麵目全非,從某種角度來看,儒學本身也是一種“儒教”。在這麼一種宗教、哲學不分彼此的情況下,不僅王陽明,就連理學宗師周敦頤、程灝、程頤、朱熹的學說,也一樣充斥著“禪”的影子。王陽明半生都在大講心學,大講良知,講來講去,難免講出幾句與禪有關的話來,這是古人的思想和語境所帶來的一種必然結果。
但宗教和哲學雖是雙胞胎,卻又有自己的“個性”:佛教思想講超脫,講置身事外;儒家思想是積極入世,救民水火,以天下為己任。說到最後,一個要“出世”,一個要“入世”,在這方麵,佛教和儒學截然不同。
王陽明是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是個最積極的入世者,他雖偶爾談起佛教的一些思想,卻並不同意佛教的根本思路。王陽明的學說是入世的,是要治病救人的,其最終目的是要重拾孔孟儒學精要,監督統治者,他提出的“滿街都是聖人”也不是滿街都是超然的“佛”,而是滿街都是勇敢的“人”,這些思想與佛教格格不入,純是孔孟儒學的勇敢精神。
王陽明早年曾經提倡靜坐,這靜坐的功夫說佛也像“佛”,說道也像“道”,但從時間段上來看,陽明好靜坐,卻是分了幾段:十七歲那年新婚之夜跑到南昌城裏的道觀跟道士學打坐,那時大半是好奇,年紀輕,性子躁,坐不住;後來生了病,休養時又練打坐,是為了養生,似有小成,卻又以“簸弄精神,非道也”一句話廢棄了;再後來龍場深山“石棺材”裏枯坐,實在是身體心靈都無處可去,不坐不行,隻好坐坐,卻於冥思中悟出道理來。
因在靜坐中得了道理,王陽明一度很喜歡打坐,甚至教學生們也學打坐,補“小學功夫”。於是對人言道:“我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然而王陽明很快就發現,枯坐畢竟不是辦法,“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也就是說,靜坐久了,心裏雖然靜了,雜念消了些,卻把“濟世救民”的入世之心淡化了,“喜靜厭動”了,陽明先生覺得這樣不妥。
從此王陽明不教人靜坐了,甚而批評佛教:“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為什麼說佛教“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呢?這是相對於儒學“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的入世精神而論的。
這時候,就有了下麵這個小故事。
陽明的弟子蕭惠好仙、釋,陽明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誌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隻有毫厘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
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隻問我悔的!”
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陽明先生對喜歡佛道之學的弟子蕭惠坦承自己年輕時喜歡“佛道”,但苦受磨礪之後,才明白儒學擴充良知、為民請命的“簡易廣大”,到這時候回頭再看,早年喜歡過的“佛道”內容就顯得空洞了。蕭惠還不明白王陽明話裏的意思,繼續問“佛道”的妙處,結果被王陽明斥責了一句:“汝不問我悟的,隻問我悔的!”(我悟到的“良知”你不問,你光問我“後悔耽誤時間”的那些東西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