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創造性叛逆”的電子通信
孫紹振謝天振
謝天振按：
2005年8月，在海南大學文學院邀集的一個小會上，有幸當麵拜識孫紹振教授。會後承會議東道主熱情接待，安排我們一起作海南全島遊，我與孫教授一路相談甚歡。分手時我向孫教授奉上拙著《譯介學》，請他指正。原以為專治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孫教授未必會對《譯介學》這樣的書感興趣，不料我回滬後不久即收到孫教授發來的電子郵件，對拙著中的“創造性叛逆”觀點多有精彩評析和發揮。驚喜之餘，遂與孫教授就“創造性叛逆”這一觀點展開了多次電郵往來。最近為更換電腦清理舊日電郵，重新啟閱孫教授當時發給我的電郵，發覺這些電郵不光情趣盎然，其精辟之言至今新意猶存，發人深省。不敢一人專美，征得孫教授同意，公開發表，與讀者共享。可惜我當時保存不慎，郵件似乎已經不全，甚感遺憾。
天振先生，好！
我抓緊時間草草閱讀了大作，“創造性叛逆”的提法具有原創性，把這當作一般規律，是十分警策而且是有學理基礎的。先生此見，極具啟發性，它使我想得更遠。其實這不僅是譯介，而是一切引進外國思想的規律。從嚴複引進《天演論》開始，就是創造性的誤讀和創造性的反叛，魯迅筆下的國民劣根性，本是西方傳教士羅列中國人種種缺點，經日本人的轉譯，到了魯迅手裏，又成了對於中國傳統的消極文化價值觀念的批判。就是毛澤東引進共產主義的學說，也是創造性的反叛。日本人、西方人講孔夫子、老子，莫不如此。在文學上，龐德的意象派引進中國古典詩歌的意象疊加，也是從誤讀到創造性的反叛。
先生的原創性概括，值得再發揮下去，從譯介出發，向一切引進國外的文論方麵拓展，可能有望成為一種係統學說，此範疇亦可被廣泛接受，並可能被衍生為係列的話語。這裏有個民族文化傳統的衝突和錯位問題，還有不同民族的深層價值觀念問題，還有思維方式問題。把這兩種思維方式在譯文中調和起來，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既不可太拘泥如魯迅的“硬譯”，又不可如現代後生的“亂譯”，其中有一個理論的深井值得深挖。
先生的文章中，舉培根的《論讀書》（ofstudies）王佐良先生的譯文以古代漢語散文的典雅和精練，與培根的典雅文風（與現代英語明顯不太相同，是不是有中古英語的遺風？）相匹配，這有很大的難度，當代青年英語博士是絕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水準。雖然同具古典風味，但是，二者又明顯有所不同。如其中有某種中國士大夫的氣質，這和原文中的理性風範是不同的。其中定有王先生故意曲譯之處，如能再引用其他人的譯文加以對照會更好，如能稍加對照，則可說明，反叛是要有本錢的。反叛的本質，就是譯者靈性，甚至可以說，是譯者的靈魂與作者的靈魂的遇合或錯位。
我被調到比較文學和外國文學博士點當學術帶頭人，時間很短，因而沒有底氣，又沒有時間係統鑽研。我還是另一個博士專業（文學閱讀與教育）的學術帶頭人，我的興趣更多在另一個方麵。
最後，有一點請教，就是“白象”是無所事事、安富尊榮的意思，先生所說，我想是有根據的。但是我的朋友錢理群先生可能是弄錯了，他說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上，常畫白象代為具名。因為一般的象是灰色的，但也可能另有所據。先生是否能告我有關這方麵的線索？
祝好！
孫紹振二十五日（2005年8月）
紹振教授：
收到您的電郵非常興奮，謝謝您對我提出的“創造性叛逆”提法的肯定！這個提法最初是由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皮在《文學社會學》一書裏提出的，不過他說得很簡略，沒有展開。我接過了這一說法，對之進行了比較全麵深入的闡述發揮。此說法最近幾年來在比較文學界和翻譯界有點影響，比較多的博士生從中受到啟發，為他們撰寫他們的博士論文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您竟然比翻譯界的人士更能理解“創造性叛逆”這一提法，且想得更遠。翻譯界有的人甚至覺得不能接受這一提法。譬如著名翻譯家方平先生曾打電話給我，與我商榷有無可能更改“叛逆”這一提法。作為一個翻譯家，他覺得“叛逆”一詞把翻譯家放到了“叛臣逆子”的位置，心裏頗不好受。但在聽了我的說明後，他也覺得不得不如此提。誠如您所言，“創造性叛逆”實際上道出了一個民族或國家接受外來文學、文化、思想的一個規律。實際上，它還與文學經典的形成有關。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在於它經得起批評家、讀者等人對它不斷進行“創造性叛逆”。
您說得對，這一提法可以繼續發揮。但我因精力、學識有限，暫時無暇顧及此事。我有一個博士生準備以此為他的博士論文內容，目前正在寫。以後有機會當向您請教。我則對拙著《譯介學》重新進行梳理，以《譯介學導論》為名交北大出版社出版。此書年內即可完稿，明年上半年北大就能出版。出版後當立即寄先生一冊，請先生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