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象”一詞的含義係英語中的常識，意為“昂貴但利用價值不高的東西”。去年商務出版的《新時代英漢大詞典》即有此解釋，可參見其中的whiteelephant詞條。至於魯迅用“白象”代署名，我不知其具體出處。但我懷疑魯迅不是代署名，而是用作祝福語。中國人用“白象”其實多取其諧音“吉祥”，魯迅畫一個“白象”會不會是表示祝福對方“吉祥”的意思呢？這當然是我的瞎說，博您一笑而已。
順頌大安！
天振2005年8月29日
天振，您好！
謝謝你的來信，實際上，我越來越覺得，民族語言中有許多不對稱的成分，但是，我們的“信雅達”卻蘊涵著一個前提就是“對稱”。嚴格說起來，就是表麵語義上有對稱之處，如狗，其價值觀念是不對稱，充滿了錯位的。在中國話裏，狗是罵人的話，而在西方，主要是英語裏，似乎沒有罵人的意思，而是朋友的意思。而中國人對於狗的觀念，還有另外一麵，如把孩子叫做小狗，這就更和本文不對稱了。也許隻是科學上的基本範疇，如數學上的基數是對稱的，其他的由於各民族的經驗和價值觀念相去甚遠，隻是表麵上對稱而已。追溯起來，其中又有一個現象，就是用表麵上的順從來掩蓋反叛，這是不是也是一種規律，或者是如你所說的反叛的另一麵呢？這個現象是很普遍的，例如早晨，西方是從夜間十二點到中午十二點，而我們漢語則要狹隘得多。如果這樣算起來，可能不但不反叛無以言，而且不掩蓋也就無以言了。
這種事情，是不能過分追求的，因為這涉及到一切觀念的定義，而定義永遠不可能很準確。不要說外國人，就是中國人自己，也是一樣。就說一個“人”吧，在一個農民心目中和在一個教授心目中，實際上是不一樣的。在孔夫子、馬克思和卡西爾心目中也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們卻看見“仁者愛人”被翻譯成西方語言，這個“人”字，似乎並沒有多大走樣。看來不同民族有一種將錯就錯的思維方式，不如此，就無法說話、無法翻譯了。人一開口，一皺眉頭，上帝就要笑，也許要改成人一翻譯，閻王就要發火了。這一點要是讓康德去做文章，可能又要寫出許多讓人看不懂的大文章，我等隻好難得糊塗了。
隨便發發議論，許多事情，都無法有最後的答案，這是人類的局限。
我把你對“白象”的翻譯轉給錢理群，對他可能有幫助的。
代他謝謝你。
祝好！
孫紹振即日（2005年8月30日）
天振，您好！
信寫完以後，又想到許多問題。比如，我們把地主譯成landlord。其實，在英語裏沒有像我們那麼鮮明的政治內涵。我有一次對一個美國人說，在漢語裏landlord是一個可怕的詞，他聽了說，在英語裏也是一個可怕的詞。但是我說的，是政治上的可怕，階級鬥爭的可怕，包括地主家族所受的歧視，而他的所指實際上是房東。諸如此類，真是太多了。例子，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例子，都舉不完。
祝好！
孫紹振即日（2005年8月30日）
紹振教授：
兩份電郵一並收悉。謝謝！對同一詞語（主要是有文化內涵的詞語，我稱之為文化意象）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反應，您說得很對。對此拙著裏專門有一節談這個問題，我舉了趙景深翻譯的“牛奶路”為例，指出漢語中認為是“河”，但在西語裏卻是一條“路”，因此翻譯MilkyWay就不能一概機械地譯成“銀河”或“天河”。此文一出，立即有一位魯迅“凡是”派跳將出來，指斥我為趙翻案。令我啼笑皆非。
嚴複的“信達雅”說確實是到了應該予以重新審視的時候了。如您所言，它是建立在一個虛妄的前提之上，即認為不管哪兩種語言進行轉換，都是可以達到對等的。這種認識，忽視了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忽視了語言的文化內涵，忽視了讀者的反應，忽視了社會的接受環境。其實，即使是數字，進入了日常語言或文學語言，簡單照搬的話，都會有意義的失落或扭曲。“三”，在中文裏就不光是一個“3”，而還有眾多、多次的意思，到了外文裏這個附加意思肯定失落；“八”有發達、發財的聯想，到了外文裏也會失落。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魯迅當年提的“硬譯”，今天來看就有新的意義了，因為它不是簡單的一個“如何譯”的翻譯方法問題，其背後是一種文化策略、政治追求。
當今國際譯學界的潮流是翻譯研究向文化轉向，這就把翻譯研究與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建立了聯係。我國是一個翻譯大國，翻譯在我國的現當代文學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這個角度出發，今後我們也許還有共同的話題可以探討。
順頌大安！
天振2005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