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振，您好！
來信甚有啟發，我早就感到，西方人所說，詩的定義是不可譯，是比較狹隘的，其實文，乃至詞，亦有不可譯之處。天河與牛奶路，我幾年前在一個刊物上，就看到為趙先生翻案的。我記得是，從上下文看，原文中的“車子”的意思如果翻譯成“銀河”，與“車子”在聯想上就統一不起來了。此文不知是否閣下之作。先生所說，“三”與“八”，中外語言，文化意象，差異就如此之大，看來真是值得從理論上仔細學習一下。我有一種想法，學術研究，有兩種做法，一是宏觀的、係統的引進西方哲學和文化理論，而不零碎的。但是光有這一點是不夠的，還要另外一種工夫，就是做小文章，微觀的。分析一個詞，一個句子，一個個案。就像毛澤東，做農村調查那樣，不見得比那種隻會翻書本的宏觀理論的人就差到什麼地方去。現在的問題，就是做大文章的太多。就是做比較文學的人，其實真正懂外語的人，也太少。許多是中文係畢業的，對文化意象，缺乏豐富的體驗。隻知道用“能指”“所指”來敷衍一下。所以錢鍾書先生說過：有些人不懂外文，說什麼比較文學比較文化。今後誰要在我麵前講比較文學，我就學戈培爾，對他拔出手槍來。楊絳當時在場就拿了一把裁紙刀給他，說，沒有手槍這個也行。錢先生所說，“懂外文”的要求很高。他對馬漢茂說，你們欺侮巴金不懂英文是怎麼的？其實巴金應該是可以說懂得英文的，他中學時代似乎讀的就是英文中學。當然什麼叫做懂外文，其標準似乎並不簡單，還有細致考究的餘地。這涉及什麼叫做創造性的問題。胡適應該是懂得英文的了罷。把拜倫《唐璜》中的“TheislesofGreece，TheislesofGreece！/WhereburningSapholovedandsung，/Wheregrewtheartsofwarandpeace，/WhereDelosrose，andPhoebussprung！/Eternalsummergildsthemyet，/Butall，exceptthesun，isset.”翻譯成：“嗟汝希臘之群島兮/實文教武術之肇始/詩媛莎孚嚐詠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裏/今維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餘徘徊以憂傷兮，/哀餘烈之無餘。”這麼多的中國先秦意象、典故和楚辭特有的節奏，從思想到風格都被中國古典化了，英國浪漫主義者拜倫麵貌全非。嚴格說來，不管是胡適的，還是他所不滿的馬君武、蘇曼殊對這一段的翻譯，可能還夠不上“創造性”。因而，我想應該對創造性加上比較嚴密的界定，不然就有可能矯枉過正。這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不可忽視的。我不是學外語出身的，大學強迫學俄語，英語隻有中學基礎，其他是自學的，結果是上海人講話“三腳貓”。因而對你們真正學外語的，十分羨慕。同時對一些並不真正懂外語的人，把文章寫得那麼大，真有點替他們著急。故我讀你們寫的文章，常常不但看論點，而且看你們舉的例子，從中汲取中文係的人寫不出來的東西。我們這裏，隻有葛桂錄一個可以說是真正懂得一點外語的人，但是可能距離錢鍾書先生的要求還遠得很。
和你討論很愉快。
祝好！
孫紹振即日（2005年8月30日）
理解古典主義的宏觀視域
張江南
古典主義的尷尬處境
近代以來，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與近代西方文明有了近距離的接觸，特殊的曆史條件決定了我們看西方文明的特殊視角：以文藝複興，特別是啟蒙運動為西方曆史的基點，向前是希臘羅馬，向後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及其矛盾的必然導向：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新的文化與製度的產生。這一幅曆史畫卷的描繪帶有極為濃烈的德國色彩，這是因為中國近代以來了解西方的最主要的源頭就是德國，從王國維到康德、叔本華到後來的馬、恩，德國由於其曆史而形成的獨特文化及曆史觀在中國獲得了奇特重述：希臘光榮地孕育著西方文明的胚芽，羅馬承繼希臘的榮光，中世紀黑暗一片，被一筆帶過，文藝複興和啟蒙標誌一個新時代的誕生，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及其內在矛盾的揭示被大書特書，由此世界曆史出現新的分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無產階級革命及其文化被看成曆史的必然發展方向，自然成為關注的重中之重，而對資本主義曆史文化發展的描述就是對其腐朽的批判。在這一重述中，對歐洲封建製度與君主專製製度的對立，特別是對君主專製製度與文藝複興思想的傳播的關係產生了誤解，用中國式的語境取代了歐洲曆史的這一變遷，把歐洲封建製和中國的封建製乃至把君主專製與封建製攪和在一起，進而把君主專製製度下傳播文藝複興思想的古典主義與封建等級製度相聯，使得古典主義呈現出一種政治不正確，而對社會等級製度和君主專製製度的本能式的憎惡，對理想主義平等的浪漫向往和謳歌成為基本的精神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