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近現代文學名著
《嚐試集》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出生於上海。在家鄉安微績溪接受過九年的私塾教育。1910年至1917年由上海赴美留學，初入康奈爾大學農科，後棄農學文。1915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跟從杜威研究哲學。留美的這幾年是他一生非常關鍵的時期。首先，杜威的實驗主義成為胡適思想及其理論主張的基礎。由此，胡適提出了他的著名口號——“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此外，他與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等討論文學改良，完成文學革命的發難之作——《文學改良芻議》。為了實踐自己的理論，胡適開始創作《嚐試集》。歸國後他在北京大學講授歐洲文學名著胡適像、中國中古思想史等課程。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共同主持《新青年》。1946年至1949年任北大校長。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以及四卷《胡適文存》等。
《嚐試集》的創作開始於1916年7月，第一編寫於留美期間，後兩編寫於歸國後。《嚐試集》是中國第一部新詩詩集，初版於1920年。它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古典詩歌時代的結束和新詩時代的到來。
《嚐試集》共分為三編，主要是作者個人的創作，也有個別譯作。附錄《去國集》收錄胡適1916年前所創作的文言詩詞，體現了作者思想演進的一個背景。另外，詩集的幾篇序言從學理上論證了《嚐試集》的重大文化史及文學史價值，對於詩集的產生、胡適的白話文學理論以及整個文學革命的發生作了大致勾勒。
《嚐試集》蘊涵豐富，有留美期間與友人的熱情且無間的遊戲贈答，有戀愛中的青年男女的愛與哀愁，有對家中親友的眷眷思念，有對個性解放的深深的渴望，有寂寥時淡淡的哲性沉思，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有對舊禮教觀念的反思。
《嚐試集》作為第一部現代白話詩集，就像所有開拓性的文本一樣，是將鮮明的創新性和局限性融於一體的胡適《白話文學史》。《嚐試集》僅從文學欣賞的角度來說，的確不能算是一部經典的詩集。但是，換一個角度，即從文學史的意義上看，它又是進入現代文學不可不談的一部。胡適認為詩集本身有兩點價值：一是“含有點兒曆史的興趣”；二是“這幾十首詩代表二三十種音節上的試驗，也許可以供新詩人參考”。
他所說的“曆史的興趣”是指詩集中從第一編的《嚐試篇》、《贈朱經農》、《中秋》等詩變到第二編的《威權》、《應該》、《關不住了》、《樂觀》、《上山》等詩。從那些接近舊詩的詩變到很自由的新詩，這個過渡時期在胡適的詩裏最容易看得出。第一編的詩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第二編的詩，雖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齊句法，雖然改成長短不整齊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幾首，都還脫不了詞曲的氣味與聲調。在這個時期裏，《老鴉》與《老洛伯》要算是例外的了。故這個時期，還隻是一個自由變化的詞調時期。自此以後，他的詩方才做到新詩的地位，都極自由，極自然，可算得是胡適新詩進化的最高一步。
音節上的實驗也是《嚐試集》一個重要的突破。第一編裏的詩全是舊詩的音節，第二編開始的幾首，例如《鴿子》、《新婚雜詩》、《送叔永回四川》的一部分，用的是詞的調。後來開始嚐試如何增強自由體的白話詩的音節的婉轉。胡適采用了雙聲疊韻的方法，如“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這一句裏有九個雙聲。又如“看他們三三兩兩，回環往來，夷猶如意”中的“三”“環”疊韻；“兩”“往”疊韻，“回”“環”雙聲；“夷”“猶”“意”為雙聲。可見胡適在注意詩的音樂美的問題上也是頗費心思的了。他意識到了“詩的音節必須順著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
《嚐試集》的“真價值”主要在於“與人放膽創作的勇氣”，以及從中體現的“‘前空千古，下開百世’的先驅者的精神”。《周作人散文選》
周作人(1885～1967)，原名周壽，字啟明。筆名有仲密、知堂、苦雨老人等，浙江紹興人。周作人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曆史人物，他以自己出色的創作在文學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位置，然而他在文學上的才名卻多被他政治上的惡名所掩蓋；由於他是魯迅的二弟，兄弟倆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尤其耐人深思。
周作人年輕的時候，和魯迅一樣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1906年赴日本留學，與魯迅一起提倡新文藝運動，並形成了以個性主義、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民主主義世界觀。“五四”時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作品《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堪稱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之作，蜚聲文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五四到1927年，是周作人創作的鼎盛時期，結集出版的作品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龍集》、《談虎集》等，他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鮮明的反帝反封建傾向，和在白話詩文創作上的成就和貢獻，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到後期，《永日集》、《看雲集》、《風雨集》的出版，標致著以他為代表的閑適散文與以魯迅為代表的戰鬥散文已形成兩大對峙的流派。
周作人前期散文有濃厚的啟蒙主義色彩，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戰鬥氣息，精辟的見解足以發人深省。
《思想革命》發表於“五四”之前不久，當時白話文運動經過胡適、陳獨秀等一批幹將的提倡與奮爭，已在社會上立穩了腳跟，許多人以為文學革命大功告成了。周作人卻獨具慧眼，看到表麵勝利下掩藏著的危機。他說：“但我想文學這事物本合文字與思想兩者而成，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礙文學的發達。若思想本質不良，徒有文學，也有什麼用處呢?”因為老夫子也可以穿西裝出來，而舊思想更同樣可以用白話表達，而且通行更廣，流毒更甚。因此周作人認為文學革命應該繼續深入，變成思想革命，這才是徹底的治本的方略。這篇文章在今天的“守成者”看來，也許是沒多大趣味的，其曆史意義大於現實意義，但要了解周作人的為人及其貢獻，卻絕不可忽視它是新文化運動的經典性作品。
周作人散文中占更大份量的是他後期所寫閑適小品文，它們在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自然天成的境界。內容不外是一些飲茶吃酒的瑣事，卻寫得從容自在，韻味悠長。
周作人在這兩類散文上有許多共通之處，那就是對這個世界的人道主義關懷，對中國文化的思考，極富有哲理性。
鬱達夫曾經說過：“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但他們又有著明顯不同的風格，周作人的文體，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細細一讀，卻句句有份量。他的筆勢飄逸灑脫，情感平和恬淡，並帶有亦莊亦諧的幽默趣味。這種風格，得益於他自己的稟賦氣質，亦與他淵博的知識有關。
當周作人連同他那個時代都成為曆史的時候，他的那些曾遭到嚴厲批判的閑適小品，在藝術上就有了可供玩味的機會。周作人的散文是需要“把玩”的，我們卻希望讀者能從中體味出一些嚴肅和苦澀來。
寫文章惟以平淡之境最難到達，周作人的散文卻篇篇以平淡出之，而又韻味悠長，包蘊著熱情，同時還帶著苦澀。他有些文章通過日常生活探討中國人的人生觀，富有哲理性，仔細玩味，方能體會其高妙之處。
《沉淪》
鬱達夫(1896～1945)，現代作家。原名鬱文，浙江富陽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廣泛涉獵了中外文學和哲學著作。飽受屈辱和歧視的異國生活，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也使他憂傷、憤世。他從研究經濟學轉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創造社，出版了新文鬱達夫像學最早的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以其“驚人的取材、大膽的描寫”而震動了文壇。1928年他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並主編《大眾文藝》。1930年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並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鬱達夫的愛國熱情又被喚起，他投入抗戰的時代洪流，參加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的抗日宣傳工作，奔赴前線慰勞抗日將士，並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1938年底赴新加坡，從事報刊編輯和抗日救亡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後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他為“為民族解放殉難的烈士”，並在他的家鄉建亭紀念。
鬱達夫一生著述弘富，尤以小說和散文著稱，影響廣泛。其中以短篇小說《沉淪》、《采石磯》、《春風沉醉的晚上》、《蔦蘿集》、《薄奠》、《遲桂花》，中篇小說《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和《出奔》，散文集《閑書》、《履痕處處》、《達夫日記》等最為著名，並有《鬱達夫文集》行世。他的小說多以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識分子作為描寫對象，往往大膽地進行自我暴露，富於浪漫主義的感傷氣息，筆調灑脫自然，語言清新優美，具有強烈的主觀抒情色彩。民國初的剪辮既是一種時髦，又是擁護革命政府的一種標誌。這在今天看來是小事一樁，當時可是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沉淪》是鬱達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說以驚人的取材和大膽的描寫震動了當時的文壇，招來了四麵八方的非議指責。小說寫了一位留日學生因異族壓迫、社會冷遇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以及壓抑的變態人生心理，塑造了一個“時代病”患者的典型。
作品主人公在“五四”狂飆和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業已覺醒，熱切地渴望恢複剛剛意識到的失去的自身價值，向往異性的愛。然而，在這“文明”的現代社會，尤其是他這樣一個身處異邦的弱國子民，他的所有追求都“已成為一種觀念”，成了不可實現的理想。他的生活處於一種極端矛盾的狀態之下：在自身小的方麵，他內心的情火熊熊燃燒，現實給他的卻是殘酷的壓抑，於是，在一種青春欲望的蠱惑下，他便用病態和變態的行為來滿足自己的欲望，走向沉淪；在國家大的方麵，他熱愛祖國，卻眼看著祖國日益“陸沉”，使這個處在民族歧視的弱國子民的自尊心與自卑感發生了劇烈的矛盾衝突。他渴求理解、溫暖和同情，以及“從同情而來的愛情”，但他卻沒有能力也無由實現這種愛；在心理上，他才華橫溢，卻反受社會歧視；在生理上，他渴求愛情，卻始終找不到安慰體諒他的心。他在孤獨與憂鬱中掙紮，以至於進妓院麻醉自己苦寂的心情。在“貪惡的苦悶與向善的焦躁”的雙重夾擊下，自戕與自責又構成了他心理上更深刻的矛盾和苦悶。終於，伴著個人理想的徹底幻滅，他走向投海自盡的絕路。
鬱達夫的《沉淪》是新文學運動以來的第一部小說集。鬱達夫通過大膽直率的描寫，呼喊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所共有的內心需求，進而控拆了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封建勢力統治的罪惡社會，因此在當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引起許多知識青年的共鳴。
《沉淪》中飽含強烈的愛國主義和反帝反封建精神。小說以悲慘的結局，通過描寫青年一代的不幸遭遇對帝國主義、封建社會進行控訴。由於祖國的貧弱，他們處處被人歧視，揭示了民族的災難給青年們的心靈上戴上了沉重的枷鎖。作者把當時青年人的最大的弱點、矛盾、痛苦以及最難道出的心事完全披露出來，使人心生感動，產生共鳴，仿佛找到了一位知心朋友。郭沫若說：“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枯搞的社會裏好像吹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千百年來深藏的以天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衝擊。
我們在肯定《沉淪》在各方麵的表現的同時，還應看到它的不足之處。譬如《沉淪》的結尾缺少氣力，還有書中男主人公本身的怯懦，感傷妥協無爭，自戕自害的弱點也是不足取的。
《女神》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開貞，乳名文豹，號尚武，筆名郭鼎堂、麥克昂等，後以家鄉“沫水”和“若水”之名，改名沫若。他生在四川樂山，受母親影響，幼年即對文學產生興趣，少年時寫有詩作《村居即景》、《早起》等，顯現出詩人的才氣和浪漫主義氣質。郭沫若故居
讀書時候的郭沫若投身民主革命運動，立下救國圖存的誌向。1914年赴日本留學，學習醫科。這段時間裏，他閱讀了很多的西方文學和哲學著作，外來藝術的魅力，喚起了他固有的文學天賦，而“五四”運動的劇烈浪潮，更激起了他改造社會和振興民族的熱情，激發了他的文學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