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或幾次修改過的法律，主要是因為與社會生活關聯性太大，隨著時代的發展，形勢的變化，不得不修改的，但也有一些是因為沒有修訂好的。例如：1998年12月頒布的《證券法》，2004年8月第一次修改了，才過一年的時間，2005年10月又第二次修改；1993年12月頒布的《公司法》，1999年12月第一次修改，不到五年的時間，2004年8月第二次修改，又才過了一年的時間，2005年10月再第三次修改。
被修改過的法律當中，末被改動的條款，主要是因為訂得好，當然也可能有一些是無關緊要的；被改動的條款主要是因為與人們關係密切，當然也有一些是訂得不好的。
（二）有些法律不是非搞不可的。仍如前所述，法律不是越多越好，因此根據《立法法》第八條關於製定法律“事項”的規定，我認為在需要製定新的行為規範時，不一定要搞出一個什麼“法”來不可，應當首先考慮能否在原有的同類法的某個法律當中增加新的內容。如果一定要搞新法律的，就不要照搬現行法律的條款，或者是製定太多的原則性條款，而是注重實實在在的新內容。
例如：《證券投資基金法》與《證券法》同樣，第一條都是規定：“為了規範證券……保護投資……合法權益，……促進……發展，製定本法”；第二條則幹脆就來個“本法末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此外，該法與《證券法》同樣在第一章“總則”中都有自願、公平、誠實信用原則，協會自律以及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法監督管理的規定。因此，給人的感覺是沒有必要搞成兩個法律，更何況《證券法》後來還修改了兩次。《會計師法》與《會計法》，《法官法》與《人民法院組織法》，《檢察官法》與《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預防末成年人犯罪法》與《末成年人保護法》，《可再生能源法》與《節約能源法》，《促進科技成果轉讓法》、《科學技術普及法》與《科學技術進步法》之間的關係等等，也是這麼個道理。
（三）修改法律仍需考慮其效果。法律的修改也是立法工作的一部分，對於非修改不可的法律，筆者建議盡可能用“修正案”的方式進行。因為如果是以作出“修改決定”的方式進行，似乎是增加“法律”或“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的數量，不僅要公布“修改決定”，而且該法律也要根據“決定”作修改後重新公布，以後若再修改時，那些篇幅大小不一的“決定”是有效或失效，人們還得考慮一番。如果以通過“修正案”的方式進行，像《刑法修正案》那樣，隻是對原有法律的補充，公布“修正案”即可，而效果是一樣的。
雖然說有“言論自由”的規定，律師又是自由職業者，但是，常健寫好文章後，仍給鄭彬審稿，並由律師事務所簽章後才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