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業史話（下）
神農氏
在我國古史傳說中，有一位有巢氏，他在樹上棲宿，以采集堅果和果實為生；有一位燧人氏，他發明鑽木取火，教人捕魚為食；又有一位庖犧氏，他發明網罟，領導人民從事大規模漁獵活動。在庖犧氏以後，出現了神農氏，他是農業的發明者。在這以前，人們吃的是行蟲走獸、果菜螺蚌，後來人口逐漸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開辟新的食物來源，神農氏為此遍嚐百草，他多次中毒，又幸運地找到解毒方法，曆盡千難萬險，終於選擇出可供人類食用的穀物。接著又觀察天時地利，創製斧斤耒耜，兩種直插式翻土農具，教導人們種植穀物。於是，農業出現了，醫藥也順帶產生了。在神農氏時代，人們還懂得了製陶和紡織。
應該怎樣看待這些神話傳說呢?顯而易見，上述一係列發明，不可能是某位英雄或神仙的恩賜，而是原始人類在長期生產鬥爭中的集體創造。但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原始人類的鬥爭業績隻能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被世代傳述著，在這過程中，它被集中和濃縮，並糅進原始人類的某些願望和幻想，從而凝結為絢麗多彩的神話式的故事和人物。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人們又往往用後世帝王的形象去改造他們。我們如果剔除這些後加的成分，就可以透過神話的外殼，發現真實的曆史內核。例如，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反映了我國原始時代采獵經濟由低級向高級依次發展的幾個階段，神農氏則代表了中國農業發生和確立的一整個時代，從中可以窺見，中華民族的祖先如何在采集經濟的發展中，為開辟新的食物來源而發明了農業。農業的發明又如何促使社會經濟發生了一係列重大的變化。
“無字地書”
考古學家的鋤頭也為我們探索農業起源開辟了新天地。目前我國已發現了成千上萬的新石器時代農業遺跡，分布在從嶺南到漠北、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的遼闊大地上，尤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最為密集。
分布於黃土高原和黃河中下遊大平原交接處的山麓地帶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已發現數十處遺址，構成黃河流域已知最早的農業區。該地原始居民已把種植業作為最重要生活資料來源，主要作物是俗稱穀子的粟。磁山遺址曾發現88個堆放著黃澄澄的穀子的窖穴，原儲量估計達13萬斤。出土農具有砍伐林木用的石斧、翻鬆土壤用的石鏟、收獲莊稼用的石鐮和加工穀物用的石磨盤、石磨棒等，製作精致，配套成龍。飼養的家畜有豬、狗、雞，可能還有黃牛。除了種穀和養畜外，人們還使用弓箭、魚鏢、網罟等進行漁獵，並采集榛子、胡桃等作為食物的補充。在這些遺址中有半地穴式住房、儲物的窖穴、製陶的窯址和公共墓地等，組成定居的原始聚落。分布於陝南的李家村文化和分布於隴東的大地灣文化，與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年代相當，經濟麵貌相似。如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了距今7000多年的栽培黍遺存。這些文化，人們統稱之為前仰韶文化。黃河流域的農業文化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農業遺址遍布黃河流域，其中有幾十萬平方米的大型定居農業村落遺址。距今5000年到40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黃河流域的農牧業更加發達，已經有了比較穩定的剩餘產品，大量口小底大、修築規整的儲物窖穴和成套酒器的出土就是明證。正是在此基礎上，製石、製骨、製玉、製陶的專業工匠均已出現，階級分化相當明顯，文明的曙光已經展現在人們麵前了。
與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相對應的，黃河上遊地區有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黃河下遊地區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它們是彼此聯係而又各具獨立性的粟作定居農業文化。
長城以北的東北、內蒙古、新疆等地，亦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農耕遺址。在另一些遺址中，漁獵在相當長時期內仍占重要地位。
前仰韶文化雖然是黃河流域已知最早的農業文化，但這裏的農業絕不是剛剛發生的。從我國和世界上近世尚處於原始農業階段的民族的情況看，農業發生之初一般經曆過刀耕農業階段。這時人們往往選擇山林為耕地，把樹木砍倒、曬幹後燒掉，不經翻土直接播種。這種耕地隻種一年就要拋荒，因此年年要另覓新地重新砍燒。這叫生荒耕作製。這一時期的農具隻有砍伐林木用的刀、斧和挖眼點種用的尖頭木棒，人們仍然過著遷徙不定的生活。我國古史傳說中有所謂烈山氏，據說他的兒子名“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以前被祀為農神——“稷”。所謂“烈山”，就是放火燒荒，所謂“柱”就是挖眼點種用的尖頭木棒，它們正代表了刀耕農業中兩種相互連接的主要作業，不過在傳說中被擬人化了。這是我國遠古確曾經曆過刀耕農業階段所留下的史影。原始農業繼續發展，人們製造了鋤、鏟一類翻土工具，懂得在播種前把土壤翻鬆，這樣，一塊林地砍燒後可以連續種幾年再拋荒，這叫熟荒耕作製。這時生產技術的重點逐漸由林木砍燒轉移到土地加工上，人們也由遷徙不定狀態過渡到相對定居。這就是鋤耕農業階段。前仰韶文化顯然已進入鋤耕農業階段。因此，黃河流域農業的起始，還應往前追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以前人們往往把黃河流域看作我國上古農業文化的惟一中心，認為長江流域及其南境的農業是由黃河流域傳播過去的。考古發現已經根本否定了這種觀點。長江流域是我國農業起源的另一個中心，不但起源很早，而且有著與黃河流域顯著不同的麵貌。在長江下遊，距今將近7000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和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了豐富的栽培稻遺存。如河姆渡遺址第四文化層有幾十厘米厚的大麵積的稻穀、稻草和稻殼的堆積物，估計折合原有稻穀24萬斤。人們用牛肩胛骨做成大量骨耜，估計是用來開溝或翻土的，這說明當地水田農業已進入熟荒耕作的鋤(耜)耕農業階段。飼養的家畜除北方也有的豬、狗外，還有北方罕見的水牛。采集漁獵仍較發達，人們能夠駕著獨木舟到較遠的水麵去捕魚，采集物中有菱角等水生植物，反映了水鄉的特色。住房也和北方地穴、半地穴式建築不同，是一種居住麵懸空的幹欄式建築。70年代河姆渡遺址上述發現曾使國內和國際考古界為之震動，它說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農業文化的搖籃。繼河姆渡文化以後，經過馬家濱文化進入良渚文化(距今5000年前後)，長江下遊的水田農業更為發達，人們使用石犁耕作，農作物種類更多，又懂得利用苧麻和蠶絲織布。作為禮器的精致的玉製品的出現和明顯的階級分化跡象，則標誌著文明時代的破曉。
在長江中遊的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也有發達的稻作農業。80年代末，在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中發現了包含在陶片和紅燒土中的碳化稻穀，是人們在製陶和砌牆時羼入稻殼，因而被保存下來的。這是迄今中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遺存之一。相似的農業遺址在洞庭湖西北的湖南澧水流域和湖北西部三峽口附近已發現多處，表明這一地區的原始居民早在距今八九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已從事原始稻作。最近在湖南道縣王蟾岩遺址，又發現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這些為探索我國稻作的起源提供了最新的資料。
在包括兩廣、福建、江西的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往往發現於洞穴之中，那裏的居民仍以采獵為主要謀生手段，但有些地方農業可能已經發生。如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早期文化層距今已有9000年以上，出土了國內外已知最早的家豬遺骨，還有粗製的陶片，這些應與定居農業有關；該遺址出土的磨光石斧、石锛和短柱形石杵，則可能是早期農業工具。在山西萬年縣仙人洞和吊桶岩遺址，也發現了距今10000年的栽培稻遺存。在以後的發展中，部分原始居民在崗地和穀地建立了村落，從事稻作農業，另一些原始居民則在瀕臨河湖地區以捕撈為生，同時經營農業。此外，雲南、貴州、西藏和台灣都發現了距今4000年上下以至更早的農業遺址。
從世界範圍看，農業起源中心主要有三個：西南亞、中南美洲和東亞。東亞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國。中國原始農業具有與世界其他地區明顯不同的特點。在種植業方麵，中國以北方的粟黍和南方的水稻為主，不同於西亞以種植小麥大麥為主，也不同於中南美洲以種植馬鈴薯、倭瓜和玉米為主。在畜養業方麵，中國最早飼養的家畜是狗、豬、雞和水牛，豬一直是主要家畜。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養蠶繅絲的國家，不同於西亞很早就以飼養綿羊和山羊為主，更不同於中南美洲僅知道飼養羊駝。中國的原始農具，如翻土用的手足並用的耒耜，收獲用的掐割穀穗的石刀，都表現了不同於其他地區的特色。我國距今七八千年已有相當發達的原始農業，農業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一萬年左右，亦堪與西亞相伯仲。總之，中國無疑是獨立發展、自成體係的世界農業起源中心之一。
原始農業過渡耒耜和石刀（原始社會）
農業可以劃分為原始農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等不同曆史形態，它們是依次演進的。使用木石農具，砍伐農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種，撂荒耕作製，是原始農業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主要特點，它基本上是與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相始終的。傳統農業以使用畜力牽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屬農具為標誌，生產技術建立在直觀經驗基礎上，而以鐵犁牛耕為其典型形態。我國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虞夏之際進入階級社會，黃河流域也就逐步從原始農業過渡到傳統農業。從那時起，我國傳統農業一直延續到近代，至今仍處於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之中。
在漫長的傳統農業時代，農業生產力並非處於一成不變的停滯狀態，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根據傳統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不同狀況，我國原始農業以後的傳統農業時代可以劃分為從虞夏到春秋、從戰國到南北朝、從隋到元和明清等四個發展階段。
虞、夏、商、西周、春秋是第一階段，這是從原始農業向傳統農業過渡的時期，也是精耕細作農業體係萌芽的時期。這一時期我國政治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而黃河流域的農業是以溝洫農業為其主要標誌的。淮河秦嶺以北的黃河流域屬暖溫帶幹涼氣候類型，年降雨量400～750毫米，雖不算充裕，但集中於高溫的夏秋之際，有利於作物生長。不過降雨量受季風進退的嚴重影響，年變率很大，黃河又容易泛濫，因此經常是冬春苦旱，夏秋患澇，尤以幹旱為農業生產的主要威脅。黃河流域絕大部分地區覆蓋著原生的或次生的黃土，平原開闊，土層深厚，疏鬆肥沃，林木較稀，極便原始條件下的墾耕。這種自然條件，使黃河流域最早得到大規模開發，在相當長時期內是全國經濟政治重心所在，同時也決定這裏的農業是從種植粟黍等耐旱作物開始的，防旱保墒(指土壤適合種子發芽和作物生長的濕度)一直是農業技術的中心，即屬於旱地農業的類型。
耒耜與青銅農具
從虞、夏到春秋，我國農業仍保留了從原始農業脫胎而來的明顯印痕，木質耒耜的廣泛使用就是突出表現之一。
如前所述，耒耜起源於傳說中的神農氏時代。所謂耒，最初是在點種用的尖頭木棒下安裝一根踏腳橫木而成；後來又出現了雙尖耒。如果尖頭改成乎刃，或安上石、骨、蚌質的刃片，就成了耜。史前考古發現的“石鏟”、“骨鏟”，很多實際上就是不同質料的耜冠。我國的鋤耕農業是以使用耒耜為特色的。因為這種手推足直插式翻土工具，很適合在土層深厚疏鬆、呈垂直柱狀節理的黃土地區使用。早在原始鋤耕農業階段，我國先民就在黃河流域用耒耜墾辟了相當規模的農田。如上述磁山遺址存糧斤數以十萬計，沒有千畝以上農田在當時是不可能做到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農田麵積應當更大。這已不是在居住地附近小打小鬧的園籬農業，而屬於田野農業了。這就是說，我國是在使用耒耜的條件下發展了田野農業，並由此奠定了進入文明時代的物質基礎。埃及、希臘等國文明時代破曉之時已經使用銅犁或鐵犁了，而我國先民卻是帶著耒耜進入文明時代的。
虞、夏至春秋是我國考古學上的青銅時代。青銅是銅和錫的合金，用它製造工具，比木石工具堅硬、鋒利、輕巧，這是生產力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這一時期，主要手工工具和武器都是用青銅製作的，在農業生產領域，青銅也獲得日益廣泛的應用。商代遺址中已有鑄造青銅(覺)的作坊，並出土了範，表明青銅已批量生產。類似鎬，是一種橫斫式的翻土農具，用於開墾荒地，挖除根株。這大概是青銅占領的第一個農事領域。周人重中耕，中耕農具也是青銅製作的。《詩經》中記載中耕用的“錢”和“”，即青銅鏟和青銅鋤。由於它們使用日益廣泛，為人們所普遍需要和樂於接受，在交換中被當作等價物，以致演變為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我國後世的銅幣，雖然形製已經變化，但仍沿襲“錢”這一名稱，影響至於今日。青銅鐮出現也很早，還有一種由石刀演變而來，用於掐割穀穗的青銅爪鐮，這就是《詩經》中提到的“艾”和“”。不過當時石鐮、石刀、蚌鐮等仍大量使用，而且延續時間頗長。至於翻土、播種、挖溝，主要仍然使用耒耜。周代耒耜已有安上青銅刃套的。但數量不多，耒耜基本上是木質的，在反映周代手工業生產情況的《考工記》中，青銅農具(被稱為“器”)生產由“段氏”掌管，木質耒耜製作則由“車人”掌管。在殷周時代，木質耒耜的使用甚至比前代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在已經使用青銅斧锛等工具的條件下，可以生產出比以前更多更好的木質耒耜來。總之，青銅工具已日益在農業生產中占居主導地位，但由於青銅在堅硬程度和原料來源等方麵均不如鐵，它沒有也不可能在農業生產領域把木石農具完全排斥掉。
在鐵器時代到來以前，耒耜一直是我國主要耕具，這是我國上古農業史的重要特點。在進入鐵器時代以後，耒耜仍以變化了的形式繼續在農業生產中發揮重要作用。鐵器時代的耒耜已被廣泛地安上金屬刃套，刃部加寬，器肩能供踏足之用，原來踏足橫木取消，耒耜就發展為鍤，這就是直到現在還在使用的鐵鍬的雛型。把耒耜的手推足上下運動的啟土方式改變為前曳後推水平運動的啟土方式，耒耜就逐步發展為犁。由於犁是從來耜發展而來的，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沿襲著舊名。如唐代陸龜蒙的《耒耜經》，實際上就是講耕犁的。溝洫
先秦時代有一本叫《周禮》的書，錢裏麵記載了完整的農田溝洫係統。溝洫是從田間小溝——畎開始，以下依次叫遂、溝、洫、澮，縱橫交錯，逐級加寬加深，最後通於河川。與溝洫係統相配合的有相應的道路係統。溝洫和道路把田野劃分為一塊塊麵積百畝的方田，用來分配給農民作份地，這就是“井田製”。這種製度，戰國以後已不複存在。由於地主土地私有製下土地兼並的發展，使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眷念、向往以至企圖恢複這種人人有田耕，家家不憂貧的溝洫井田製，但都沒有成功。近世學者對與井田製相聯係的溝洫製度議論紛紛，見仁見智。一些人認定《周禮》所記農田溝洫是灌溉渠係，是後人編造的烏托邦，認為戰國以前根本不可能建造這樣完備的農田灌溉渠係。晚近的研究證明，《周禮》所設計的農田溝洫體係是用於排水的，根本不同於戰國以後的農田灌溉渠係。因為用於灌溉的渠係，應從引水源開始，由高而低，把水引到田麵。《周禮》所載恰恰相反，由田間小溝開始，由淺到深，由窄到寬，而彙於河川。因此，它雖然經過編者的理想化和整齊化，但毫無疑問是以上古時代確實存在過的溝洫製度為原型的。
我國上古時期為什麼會產生溝洫製，這要從當時黃河流域的農業環境及其變化來考察。
黃河流域土壤肥沃疏鬆，平原開闊，對農業生產發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偏少，分布不均，對農業生產又很不利。從古史傳說和民族學例證看，我國原始農業很可能是從利用山地或山前林地開始，實行刀耕火種的。黃河流域原始農業遺址一般發現在黃河支流兩岸的台地上，這表明當時的農業與黃河泛濫無關，人們並不懂得灌溉。從原始社會末期開始，黃河流域居民逐步向比較低乎的地區發展農業。這些地區土壤比較濕潤，可以緩解幹旱的威脅，但卻麵臨一係列新的問題。黃河流域降雨集中，河流經常泛濫，平原坡降小，排水不暢，尤其是黃河中下遊平原由淺海淤成，沼澤沮洳多，地下水位高，內澇鹽堿相當嚴重。要發展低地農業，首先要排水洗堿，農田溝洫體係正是適應這種要求而出現的。相傳夏禹治水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建農田溝洫，把田間積水排到川澤中去，在此基礎上恢複和發展低地農業。商周時期也很重視這一工作，當時常常“疆理”土地，即劃分井田疆界，它包含了修建農田溝洫體係的內容，每年還要進行檢查維修。我國上古農田稱作“畎畝”，也是農田溝洫普遍存在的反映。“畎”(田間小溝)是溝洫係統的基礎，修畎時挖出的土堆在田麵上形成一條條長壟，就叫作“畝”，莊稼就種在畝上。“畎畝”是當時農田的基本形式，故成為農田代稱。這是一種壟作形式的旱地農業，而不是灌溉農業。
農田溝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當時農業技術體係的核心和基礎。例如，我國古代很重視中耕(包括作物生長期間在行間間苗、除草、鬆土和培壅等工作)，外國人有稱我國農業為“中耕農業”的。中耕，甲骨文中已有反映，周代記載更多，周王每年要在籍田中舉行“耨(除草)禮”，還出現了專用的中耕農具“錢”和“”。中耕是以條播為前提的。根據《詩經》記載，條播可追溯到周族始祖“棄”生活的虞夏之際。而中耕和條播都是以農田的畎畝結構為基礎的。因為作物種在“畝”(長壟)上，為條播和中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人們花了那麼大的力氣修建了農田溝洫，自然不會輕易拋荒，這就促進了休閑製代替撂荒製。《周禮》中有“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即種一年休一年和種一年休兩年的田。《詩經》等文獻中有“(資)”、“新”、“佘”的農田名稱，茁是休閑田，新和佘分別是開種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田；三年一循環，類似於西歐中世紀的三田製。
耦耕是我國上古普遍實行的農業勞動方式，是以兩人為一組實行簡單的協作，其起源亦與農田溝洫製度有關。當時的主要耕具，無論是尖錐式的耒，還是刃部較窄的平刃式的耜，由於手足並用，入土較易，但要單獨翻起較大土塊卻有困難。解決的辦法是兩人以上多耜(耒)並耕。不過在挖掘溝畎時，人多了又相互擠碰，而兩人合作最合適，由此形成耦耕的習慣，又與農村公社原始互助習俗相結合而固定化，逐步推廣到其他各種農活兒中去。
可以說，從虞夏到春秋，我國黃河流域農業體係是以溝洫製為主要標誌的，我們稱之為溝洫農業。在溝洫農業的形式下，耕地整治、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種選育、農時掌握、除蟲除草等技術都有初步發展，精耕細作技術已經萌芽於其中了。
溝洫製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約相當於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那時，私有製已經產生，但是興修農田溝洫係統不是分散的個體家庭所能為的，它要依靠集體力量進行，保持和加強土地公有製因之成為必要。這就使以土地公有私耕為根本特征的農村公社得以產生並在階級社會中延續下去。所謂井田製就是農村公社及其變體。井田製和溝洫製是互為表裏的。耒耜、溝洫、井田三位一體，是我國上古農業的重要特點，也是我國上古文明的重要特點。
五穀六畜
虞、夏、商、西周、春秋時期黃河流域農業以種植業為主體，在種植業中又以穀物生產為中心，畜牧業也相當發達，與定居農業相聯係的蠶桑生產獲得發展，漁獵采集在經濟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
在農業發生之初，人們廣泛進行栽培試驗，往往多種作物混種在一起，故有“百穀百蔬”之稱。以後，逐步淘汰了產量較低、品質較劣的作物，相對集中地種植若幹種產量較高、質量較優的作物，於是形成了“五穀”、“九穀”等概念。“五穀”一稱，始見於春秋末年；它的所指，漢人已有不同解釋，反映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差別，但大同而小異。把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相對照可以看到，我國先秦時代主要糧食作物是粟(亦稱稷)、黍、大豆(古稱菽)、小麥、大麥、水稻和大麻(古稱麻)。以後曆朝的糧食種類和構成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變化的。
從原始時代到商周，粟黍是黃河流域、從而也是全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它們是華夏族先民從當地的狗尾草和野生黍馴化而來的。它們抗旱力強，生長期短，播種適期長，耐高溫，對黃河流域春旱多風、夏熱冬寒的自然條件有天然的適應性，它們被當地居民首先種植不是偶然的。上述特點黍更為突出，最適合作新開荒地的先鋒作物，又是釀酒的好原料。在甲骨文和《詩經》中，黍粟出現次數很多。春秋戰國後，生荒地減少，黍在糧食作物中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北部、西部地區居民的主要植物性糧食。粟，俗稱穀子，脫了殼的叫小米。粟中黏的叫秫，可以釀酒。粱是粟中品質好的，貴族富豪食用的高級糧食。粟營養價值高，有堅硬外殼，防蟲防潮，可儲藏幾十年而不壞。唐代大詩人李白說：“家有數鬥玉，不如一盤粟。”從原始農業時代中期起，粟就居於糧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眾化的糧食。粟的別名稷，用以稱呼農神和農官，而“社(土地神)稷”則成為國家的代稱。粟的這種地位延續至唐代。
水稻是南方百越族係先民首先從野生稻馴化的，長期是南方人民主糧，原始社會晚期擴展到黃河、渭水南岸及稍北。相傳大禹治水後，曾有組織地在卑濕地區推廣種稻。
我國是世界公認的栽培大豆的起源地，現今世界各地的栽培大豆，都是直接或間接從我國引進的，這些國家對大豆的稱呼，幾乎都保留了我國大豆古名“菽”的語音。根據《詩經》等文獻記載，我國中原地區原始社會晚期已種大豆，而已知最早的栽培大豆遺存，發現於吉林永吉縣距今2500年的大海猛遺址。大豆含豐富的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和礦物質，被譽為“植物肉”，對肉食較少的農區人民的健康有重大意義。大豆根部有能固氮肥地的根瘤，古人對此早有認識，金文中的“東”(菽的初文)作“”形，是大豆植株形象，一橫表示地麵，其上是生長著的豆苗，其下是長滿根瘤的根。反映我們的祖先的觀察是多麼細致和敏銳。
小麥、大麥原產於西亞，對中原來說都是引進作物。我國古代禾穀類作物都從禾旁，惟麥從來旁。來字在甲骨文中作“來”，正是小麥植株的形象，麥穗直挺有芒，加一橫似強調其芒。小麥最早就叫“來”，因係引進，故甲骨文中的“來”字已取得表示“行來”的意義；於是在“來”字下加足()作為小麥名稱，形成現在的“麥”字。小麥很可能是通過新疆河湟這一途徑傳入中原的(西部民族種麥早於中原)。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溝遺址，發現了距今3800年的小麥遺存。近年甘肅民樂東灰山出土距今5000餘年的麥作遺存。有關文獻表明，西方羌族有種麥食麥的傳統。周族在其先祖後稷時已種麥，可能出自羌人的傳授。但小麥傳進中原後卻在東部地區發展較快。
大麻原產我國華北，目前黃河流域已出土原始社會晚期的大麻籽和大麻布。“麻”字始見於金文。《詩經》等古籍中有不少關於“麻”的記載，並區分其雌雄植株(附帶指出，這種對植物性別的認識，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雌麻稱苴，其子稱膺，可供食用，列於“五穀”；雄麻稱臬，其表皮充當衣著原料。
我國種植蔬菜至少始於仰韶文化時代，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了油菜(古稱芸或芸苔)種籽，陝西西安半坡遺址出土了十字花科芸苔屬蔬菜種籽，鄭州大河村遺址出土了蓮子，浙江河姆渡遺址則出土了葫蘆籽。《詩經》記載的蔬菜種類不少，可確定為人工栽培的有韭、瓜(甜瓜)和瓠(葫蘆)。稍後見於記載的有葵(冬莧菜)、筍(竹筍)、蒜和分別從北方和南方民族傳入的蔥和薑。
作為穀物的補充的蔬菜和果樹，最初或者和穀物混種在一起，或者種於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商周時代，逐漸出現了不同於大田的園圃。它的形成有兩條途徑：其一是從囿分化出來。上古，人們把一定範圍的土地圈圍起來，保護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鳥獸，這就是囿，有點類似現在的自然保護區。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種有某些蔬菜和果樹。最初是為了保護草木鳥獸，而後逐漸發展為專門種植。其二是從大田中分化出來。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種蔬菜，秋收後修築堅實作曬場。春秋時代形成獨立的園圃業，這時園圃經營的內容與後世園藝業相仿，種蔬菜和果樹，也往往種一些經濟林木。
商周時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種植業相當發達。甲骨文中有倉字和廩字，商人嗜酒成癖，周人認為這是他們亡國的重要原因，可見有相當數量剩餘糧食可供其揮霍。《詩經》中有不少農業豐收的描述，貴族領主們在公田上收獲的糧食堆積如山，“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不過，在當時木石農具與青銅農具並用的條件下，耕地的墾辟、種植業的發展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當時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都邑的周圍，稍遠一點的地方就是荒野，可以充當牧場，所以畜牧業大有發展地盤。而未經墾辟的山林川澤還很多，從而形成這一時期特有的生產部門——虞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