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嘉元年，漢順帝冊立屯騎校尉梁商之女梁蚋為皇後，外戚梁氏集團隨之而起。此後經衝帝、質帝直至桓帝凡四十年，梁氏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後，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皇後的兄長梁冀官拜大將軍，把持朝政“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外戚勢力的專權，必然激化與專製君權之間的矛盾。漢質帝年少聰敏，不滿於外戚專權，僅因在一次朝會中稱梁冀為“跋扈將軍”，便被毒死。桓帝即位後雖心存怨恨卻因內有梁氏二後，外有梁冀而徒喚奈何。延熹二年，梁氏二後先後死去，桓帝認為鏟除梁氏集團的時機已到，遂趁如廁之機，單獨與宦官唐衡密謀大計。隨後，桓帝與單超、徐璜、唐衡等五人歃血為盟，立誓誅除梁氏集團。經過一番密謀策劃，宦官率左右羽林軍千餘人突然包圍了梁府。梁冀見大勢已去，被迫自殺。梁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其他受牽連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之類二千石以上官員達數十人。宦官集團乘勢而起，填補權力真空。單超、徐璜、唐衡等加盟的五宦官同日封侯，世稱“五侯”。他們與其他宦官一起秉勢擅權，驕橫日盛，史稱：“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
武則天出巡圖宦官為達到專權的目的而采取的最極端的手段是弑君、廢君。每當在位君主與得勢宦官之間的矛盾趨於白熱化，而君權又相對虛弱的情況下，此類事件就難免發生。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的宦官宗愛 “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時常受到太子責備，因而與監國太子拓跋晃結怨。他見太子日漸受到太武帝的寵信，擔心日後太子即位會對已不利，便蓄謀構陷太子及其僚屬，終使輔佐太子監國的大臣崔浩及東宮僚屬數十人遭斬殺。太子憂懼之下，竟然一病不起，未幾而終，年僅二十四歲。事後太武帝頗為追悔，宗愛唯恐他追究責任，遂決定弑帝另立，以求自保。正平二年春日，太武帝因酒醉獨臥永安宮，宗愛乘隙進去。不知他如何動手，竟令英武果毅的太武帝暴斃宮中。
眾人得知太武帝死訊後，審擇嗣君。貴族蘭延、薛提等人謀議在皇孫拓跋浚和東平王拓跋翰二人之間選立新君。宗愛既然謀害了太子拓跋晃，自然不願其子繼位，而拓跋翰也與他素有芥蒂。他思慮再三，索性搶先下手，假傳皇後詔令，將蘭延、薛提等人騙入宮中殺害，並將拓跋翰一並殺掉，然後迎立吳王拓跋餘即位。拓跋餘隨即大赦天下，授宗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軍事。宗愛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總攬朝政，權恣日甚，時人將其比作秦朝的趙高，連拓跋餘也懷疑他要發動政變，因而時加裁抑。宗愛懷恨在心，重起弑帝之念。正巧有一天拓跋餘夜祭東廟，宗愛密令小黃門賈周將其刺死。
如果說北魏時期的宗愛弑帝另立隻是基於鮮卑族統治者典章未備的特殊情形，那麼唐朝後期宦官的弑君立帝則是基於對禁軍的操縱。據曆史記載，自唐穆宗至唐昭宗凡八帝，除敬宗一人係由太子身份繼位外，其餘七個皇帝均為宦官所立。在這一過程中，非但朝廷大臣乃至宰相皆不得預聞，就連先帝的遺願也不起作用。唐文宗健在時曾立李成美為太子，宣宗臨終時也有托孤之舉，但在宦官的幹預之下，文宗與宣宗的願望均不能實現。司馬光曾就東漢宦官專權與唐代宦官專權的不同之處作了一番比較：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製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
司馬光像司馬光所言，大致強調東漢宦官專權尚需假人主之權，而唐末宦官專權則已發展到了“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已”的地步。
總之，宦官幹預朝政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它既可以是慫恿君主耽於享樂，從而使之脫離實際政務，也可以通過欺騙蒙蔽君主，使之成為傀儡玩偶；既可以挾持架空君主，從而迫使其就範，也可以直接插手君主的廢立，以盡可能擁立符合自己心願的君主。事實上，除了以上所舉實例外，曆史出現的任何一次君主的廢立或君位的轉移，無論是正常或是不正常，幾乎都可以看到宦官活躍的身影。其用意無非是借此擇立幼主，以便於自己操縱；或是借此積極擁戴投靠新主，並希望通過策立之功而確立自己的寵信地位。然而，仔細分析宦官幹政的種種手段就會發現，其實所有這一切都與專製君主及宦官身份特點密不可分，或者可以進一步說，正是君主專製製度的存在，才為宦官幹政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正是由於宦官在專製政權結構和權力運行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得他們有可能利用上述方式和渠道來達到幹政擅權的目的。
宦官專權的原因
古代中國是一個君主專製盛行的社會，國家大權集於君主一身，君主是整個國家的象征和代表，並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對君主而言，盡管他可以生殺予奪任憑己好，然而他畢竟是一個人而不是神，其權力的行使必須依靠朝臣及地方官員作為中介。這就必然形成一種難以調和的矛盾，即專製君主總是力圖權力的高度集中，而其權力的行使及政令的推行又不得不通過給臣下一定程度的分權來完成。這種集權與分權的矛盾可謂貫穿了古代中國曆史發展的全過程，並以君權與臣權的矛盾形式表現出來。官僚臣屬一方麵是君主不得不依靠的力量；另廠方麵又是君主不得不刻意防範的對象，所謂君對臣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
專製君主麵對君權與臣權的矛盾，通常不會向臣下妥協分權，而更多的是憑借其權力優勢采用強化君權、裁抑臣權的方式來尋求解決之道。但過分地裁抑臣權不僅不能有效地解決矛盾，反而可能會使矛盾進一步激化，進而使皇權陷入困境。在這一情況下，專製君主所采取的有效途徑便是重用宦官。相對於朝臣而言，宦官有兩大優勢：
一是在深宮之中與皇帝朝夕相處，因而對君主有一種親近感。清朝末帝溥儀曾回憶說：“講我幼年的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監。他們服侍我吃飯、穿衣和睡覺，陪我遊戲，伺候我上學，給我講故事，受我的賞也挨我的打。別人還有不在我麵前的時間，他們卻整天不離我的左右。他們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侶，是我的奴隸，也是我最早的老師。”事實上，與生活在深宮中的專製君主關係最貼近的就是宦官，而他們衣食住行甚至一舉一動均離不開宦官。這種親近感在某些情形下就可能為宦官的幹政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司馬光就此分析道：
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複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誌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訴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
二是無家室子女且身份卑賤，因而對君主有一種信任感。在君位世襲的前提下，囿於深宮，身份卑賤且無身家子女的宦官是君主最可放心的。西漢元帝劉爽曾言：“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南漢後主也曾公開宣稱：“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唯宦者親近可任。”在君主對朝臣的猜忌之心根深蒂固的前提下，“信”是“任”的基礎，隻有“可信”方可論及“可任”。宦官正是憑借著君主對其放心，才得以幹預政務乃至專擅朝政。
漢、唐、明三代是中國曆史上宦官專權的高潮時期，而漢代宦官之所以能夠大規模地幹預朝政，其原因就與漢武帝裁抑相權、加強君權的整體政治形勢密不可分。漢承秦製，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輔佐皇帝，總理朝政，其地位之高、權勢之重，極易引起與專製君主的矛盾。漢武帝時期，為了進一步加強君權，削弱相權，采取了一係列調整中央決策機構的措施，其著重點就是“中朝”與“外朝”的分立。所謂“外朝”，指丞相及其以下的朝廷官員；所謂“中朝”，則指君主及其侍從幕僚。皇帝以侍從近臣構建決策國家大政方針的“中朝”，使得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實際上變成了執行機構。這固然使君主的權力得到強化，但同時也為宦官幹政提供了契機。到漢宣帝時期，中書宦官大見信用，並出現了中書令的設置。這就從製度的層麵開創了宦官典領中樞政務的先例。 “這是中國宦官製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對於後世宦官專權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懸絲診脈圖明代宦官幹政的原因同樣與君主權力的進一步強化有關。明王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為確立高度集權的專製皇權，下詔廢除了自秦、漢、隋、唐以來的宰相製度，改由皇帝直接處理政務，朝廷大事由其一人獨攬裁決，真可謂是“人主以一身統禦天下”。明太祖一生也足稱勤政的典範，三更眠五更起，數十年如一日。然而他的後世子孫雖然能洞悉先祖的苦心，卻不堪忍受朝政的繁巨之勞，更因酒色財氣“四病纏繞心身”而無力日理萬機。宦官遂趁機擴張勢力，填補了因宰相罷除而留下的權力真空。就此黃宗羲認為：“使宮奴有宰相之實者，則罷丞相之過也。”這一看法確有其道理在。這同時也有助於理解正是基於專製君主疏遠和裁抑朝臣，才使宦官幹預政務乃至專擅朝政成為可能。
如果說君主對宦官的親近感與信任感為宦官勢力的擴張及對朝政的幹預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那麼在女主臨朝或少主即位的情況下，君主還對宦官有不得不依賴之處。古代人強調男女之大防，每當女主臨朝之時，她們與身為男性的外廷朝臣在聯係交接上自然有諸多不便之處，許多事情便須依賴宦官，這同時也為宦官參預國事提供了機會。東漢宦官專權局麵初步形成於漢和帝以後，其重要原因就在於和帝以後的曆任君主均為年幼即位，最大的不足十五歲，最小的才剛過百日。由於在位君皇後印璽主年幼無知，朝廷大政便往往操諸母後之手，而女主當政，便須依賴宦官溝通內外。史載：“女主臨朝，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製下令，不出房閨之間。”在此情形之下，她們不得不委用宦官，而宦官乘此良機，“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幹政擅權。另外，大凡少主即位之時，也往往會導致宦官勢力的急劇膨脹。其原因在於，少主幼長深宮，勢單力孤，“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由此，幼主不得不將國政交付給親近信任的宦官。
還應該看到，宦官之專權擅政也與其自身文化素質的提高有著極大的關聯。也就是說，君主的親近感與信任感可以為宦官幹預朝政提供現實的可能性，女主臨朝和幼主繼位也有諸多不得不依賴之處，但一切還需取決於宦官自身有執政的能力以及執掌朝政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養。據曆史記載分析，曆朝擅權幹政的閹宦大多都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如臭名昭著的秦代宦官趙高自幼閹割入宮，但長大成人後卻頗有文墨，尤其通曉刑律獄法，還曾經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並著有《爰曆篇》一書，其文化水平可見一斑。漢代權閹弘恭也是在年少時因罪被閹入宮，後來得任中書令一職，史稱其“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足見其具有相當的文化水準。
從趙高與弘恭之例也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即他們都是年幼閹割入宮，但成年後卻都具有相當的文化水準，這表明自幼入宮的閹童宦官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麵應該是有較多的機會和較好的條件的。從有關曆史記載分析，為了適應侍奉內廷的需要，幼年宦官入宮後有機會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及有關的技能訓練。見於曆史記載的，如前秦苻堅曾在內廷設置學校，“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明代自永樂年間即開始對宦官的選拔教育，宣德年間正式設置宦官學校”內書堂”，“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並從翰林院中選任教官，下設掌司、學長等職，結業的宦官則分派到二十四衙門任職。其他各朝盡管缺乏明確的曆史記載，但有跡象表明，幼年入宮的宦官大致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後漢書·宦者列傳》所載少年進宮的宦者呂強，曾兩次上疏奏事，而從現存的奏疏文字看，盡管不過千餘字，但引經據典、說理明晰，顯然受過係統教育和訓練。宦官文化水平的提高，無疑是其擔當政務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在古代中國，真正乾綱獨斷的是專製君主，而能夠將閹宦所具有的一係列幹預朝政的前提條件轉變為現實的，自然也是專製君主。換言之，內廷中的宦官說到底還是君主的奴才，如果沒有君主的“授權”，就不可能有宦官的“專權”；如果沒有君主的“委政”，就不可能有宦官的“擅政”。曆史固然也曾出現過作為宦官的“家奴”對作為君主的“主子”構成一定威脅的情形，甚至有的家奴勢侔人主或奴大欺主。東漢靈帝曾公然稱張讓為“我公”，稱趙忠為“我母”，即以爹娘視之；唐僖宗亦稱田令孜為“阿父”。明代的權閹劉瑾，人稱“立地皇帝”，明末權閹魏忠賢則尊稱“九千歲”，離東漢光武帝劉秀像皇帝的”萬歲”僅一步之遙。當時的一些阿諛奉承之徒，竟然對其“行五拜三叩之禮，呼九千九百歲爺爺”。唐朝中後期的宦官勢力更是發展到“萬機之予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的可怕境地。但隻要仔細分析就可發現，宦官專權乃至侵犯君權局麵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其前提則是君主的授權或委權，那禍根還是在專製君主那裏。這也恰如清代學者趙翼所言：”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究其根源即在於君主“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主察相，亦無如之何矣。”
如果轉換一下觀察問題的角度，或許會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漢、唐、明三代是中國曆史上宦官勢力最為猖獗的時期，宦官勢力曾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但即使如此，隻要擅權當政的宦官失去了君主的信任，立即就會從權力的頂峰跌落下來。漢桓帝時期，宦官單超等五人因誅除梁氏集團有功被同日封侯，時稱“五侯”。權力鼎盛時期，其黨羽遍布朝廷，虐遍朝野。單超死後，四人繼續把持朝政，有“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之稱，然而一旦皇帝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侵害，並由此不再寵信於他們，朝臣立刻群起而攻，左官被迫自殺身亡，具瑗投案自首，徐璜、唐衡都被降爵，所謂的“五侯”集團頓時煙消雲散。號稱“挾帝有術”的唐代權閹仇世良在宮中生活了四十多年，專擅朝政達二十年之久，但在新君唐武宗即位後失去了寵信，立時感到惶惶不安，並很快以病告老還鄉。唐武宗順水推舟，即刻應允。仇世良死後，武宗下詔削除其爵位，籍沒其家產。明朝宦官的專權也與君主的縱容直接相關。明成化年間，朝臣上疏彈劾權閹汪直，明憲宗勃然大怒，斥道：“一內豎輒危天下乎?”正德年間，當朝臣上疏彈劾權閹劉瑾時，明武宗竟然一個腔調：“天下事豈專是內官壞了?”後來，又有人揭發劉瑾圖謀不軌，企圖奪取天下，明武宗竟然還說：“天下任彼取之！”可見，基於君主的縱容閹宦可以權傾一時，貴盛無比，然而一旦君主龍顏大怒，僅僅一紙詔書就可置驕橫不可一世的權閹於死命。劉瑾被武宗下詔碎屍萬段，並梟首示眾；號稱：“九千九百歲爺爺”的魏忠賢被迫自縊而死。明代王世貞曾就此指出：
夫(王)振(劉)瑾至狼戾也，公卿台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為漢唐之季者，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憂，再嚬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散獸鳥竄，是以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
“能為亂而不能為變”正如實道出了曆代宦官必須依附於君主而存在的客觀現實。這也表明，中國曆史上盡管反複出現宦官專權擅政的局麵，但根源在於專製君主。宦官權力的賦予與擴充來源於君主，宦官權力的收縮與剝奪決定於君主，脫離專製君主而獨立的宦官專權是不可能存在的。
宦官幹政的曆史作用
自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宦官便逐漸成為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現實力量。他們除了承擔傳統的內廷雜務之外，還廣泛地參預多方麵的政治活動，而在某些特定的曆史時期他們已經能夠左右政局乃至專擅朝政。宦官權力的擴張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麵：
對中樞機要之權的幹預與操縱
作為侍奉君主及其家族生活起居的內廷仆役，宦官的職掌本不涉及朝廷政務，更談不上對中樞機要之權的幹預與操縱。但伴隨著君主專製權力的不斷加強及君權與臣權矛盾的逐步明朗化，宦官因蒙受君主寵信而漸漸得以幹政議政。
宦官幹政之初，僅僅表現為個別現象而缺乏製度的保障。西漢武帝時置中書謁者令一職，從製度方麵開創了宦官典樞政務的先例，進而成為宦官製度發展中的重大轉折。進入唐朝時期，又有樞密使的設置。唐代宦官多以樞密使的名義執掌機密並參預軍國大政，進而把持中樞機要。到了明朝，凡各類奏章的批答，先由內閣以小票草擬，稱“票擬”，再由司禮監中的宦官代替皇帝朱筆批出，稱“朱批”。應該說，漢、唐、明三代之所以成為宦官勢力最為猖獗的時期，是以製度為保證的。由此，宦官幹政乃是製度所允許，把持中樞機要乃其正常職責而非越分擅權。
禦用筆墨宦官們通常還會利用製度所賦予的合法權利，不合法地假傳聖旨、矯詔營私，從而造成宦官實際權力的大規模擴張。如權閹劉瑾當政期間曾利用手中的權力製立法度、更改舊製前後達八十餘項，其中有“枷法”一項專為懲治不滿其淫威的官員而設。按明律舊製，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木枷最重不得超過13公斤，而劉瑾發明的新枷竟然重達75公斤，官員要枷死者無數。如此之類的荒唐立法直到劉瑾被誅後，方由皇帝下詔“悉厘正如舊製”。
參預內廷爭鬥以及對君主廢立的幹預
宮廷內爭事件曆代層出不窮，而幾乎每一次宮廷爭鬥都少不了宦官的參預。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病重期間，諸公子各樹黨爭立，宦官豎刁與公子無虧結黨，軟禁病中的齊桓公。待其死後，又誅殺群吏，擁立無虧為齊君。東漢時期皇帝與外戚勢力相互糾結，爭鬥不已。然而無論何種勢力要想奪取朝權，均不能忽視宦官這宮廷中的第三種勢力。及至後代，宦官已成為宮廷事務的實際管理者，無論何種形式及何種規模的內廷爭鬥，皆繞不開無處不在的宦官勢力。
內廷爭鬥的極端表現是有關君主廢立的爭鬥，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宦官的參預，尤其是唐代宦官勢力以典掌朝廷禁軍為基礎，更發展到“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的駭人地步，君主的廢立之權盡歸閹黨，朝廷大臣乃至皇帝本人都不起作用。唐文宗健在時就立了太子，唐宣宗臨終時也有托孤之舉，但在宦官的強力幹預下，他們的遺願均不能實現。非但如此，唐代宦官還多有弑帝、廢君之舉，表明宦官集團成為君位繼承的裁決者。明代宦官的得勢始於永樂年間，其中關鍵也是宦官在明成祖朱棣奪取帝位的過程中立有殊勳，從而得到了皇帝的垂青。
對察舉用人之權的幹預
察舉用人之權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權力，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宦官在這方麵就有了較多的發言權。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藺相如就是因宦官繆賢商鞅像的舉薦而得到趙惠文王重用的。主持秦國變法的商鞅更是得力於宦官景監的多次舉薦才有機會贏得秦孝公的賞識。據《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曾前後四次遊說秦孝公：第一次“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可見其遊說之辭根本沒有打動秦孝公；第二次情形稍見好轉，“然而未中旨”；第三次“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第四次“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從司馬遷的這段形象記載可以想見，商鞅初見秦孝公時，遊說並不順利，而他之所以能夠有連續向秦孝公遊說的機會，其中關鍵在於宦官景監的堅持推薦。
在此後的曆史發展中，宦官在朝廷用人方麵的權力逐漸加大，在漢、唐、明三代，朝廷選拔任用官員的大權和對官員的察舉之權幾乎完全被宦官所控製，真可謂是“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明代宦官勢力之大足可令朝臣懾服，而且按朝廷的規製，許多官職均由宦官舉薦選任，即使是號稱“宰相”的內閣重臣的任用往往須司禮監掌印首肯。劉瑾當政時，竟然矯詔規定凡進退文武官員，必須先至劉瑾處詳議，而後方能上報奏聞。正因如此，朝廷重臣見了權閹皆不得不諂媚討好，自稱“門下”、”晚生”以委曲求全，而其他一般文武官員更是畏之如蛇蠍，晉身斥逐全在其一念之間。
對經濟與司法活動的幹預
自漢代開始，宦官即參預宮廷內部財務的管理。漢靈帝起自侯家，一生喜歡聚斂錢財，曾開邸舍於內宮西苑，公開賣官鬻爵，所得錢財統統交給宦官保管。隋、唐時期有內侍省的設置，下有內府局和內坊局，分掌內廷所藏寶貨給納及宮人糧稟。另有市舶使掌外來船舶稅收貿易之事；內莊宅使掌兩京地區官府田莊、皇室莊田及其他產業；營田使主管屯田事務；鑄錢管鑄錢方麵的事務。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宦官已經全麵的插手經濟活動。明代宦官在經濟方麵的活動除了充任礦監、稅使、采辦、織造、提督市舶、監督倉場等之外，還有總理戶、工之權，即設立名曰“戶工總理”的宦官衙門，主管朝廷負責經濟事務的戶部與工部。由此，總理戶工的宦官儼然成為二部的最高長官，整個朝廷財政皆操控於宦官之手。
宦官對朝廷的司法活動也積極幹預。秦、漢內廷設有由宦官主領的監獄，即掖庭獄與黃門北寺獄。所掌事務本以處置犯有過失的後妃宮人為主，但隨著宦官勢力的擴張，所管轄的範圍也越來越大，逐漸由後妃宮女、內廷宦官，擴展到朝廷大臣和地方長官。明代宦官通過東廠、西廠和內行廠的設置，廣泛地幹預司法活動，並從實際上控製了司法大權。明代出鎮地方的宦官在防區內受理訴訟、幹預刑名之事本就非常普遍，正德二年，明武宗下詔“敕名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使宦官幹預地方司法的權力更加製度化與合法化。
對軍事活動的幹預
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宦官就廣泛地幹預軍事活動，但此時公然擔任軍職者還不多見。秦漢以降，宦官在軍事方麵已逐漸合法地具有如下五個方麵的權力：一是守衛宮禁之權；二是典領禁軍之權；三是出任監軍之權；四是統領眾軍之權；五是虛贈軍職之權。其中，守衛宮禁和典領禁軍對宦官勢力的擴張尤為重要。
曆代宮廷皆有內外廷之分，漢代的外廷多由執金吾、光祿勳及衛尉掌管，而內廷則由宦官負責守衛，然而在東漢時期，光祿勳轄下的虎賁、羽林諸軍也多由宦官統領。唐朝中期以後，由宦官守衛宮省和統領朝廷禁軍已成為定製，而且宦官還通過監軍使、觀軍容使、招討使等使職廣泛地幹預軍事活動。唐代之成為曆史宦官勢力最猖獗的時期，也正與此密切相關。明代宦官既可提督京營，又可出任監軍、鎮守、守備之類的軍職。京營是負責守衛京城的京軍，也是朝廷用於征伐的主力部隊。自明成祖始，京營例設提督內臣，史載：“京營自監督外，總理捕務者二員，提督禁門、巡視點軍是三員，帝皆以禦馬監、司禮、文書房內臣為主，於是營務盡領於中官矣。”
古代將兵之虎符幹預禮儀及外交活動
祭祀、典禮之類的禮儀活動在古代是國之大事。但由於宦官乃是五根不全的閹人，因而起初往往被排斥於活動之外，至初年還有“宦者不宜入宗廟”的規定。東漢靈帝時，由於其由藩國入繼大統，因而即位後追贈其祖、父皇號，並時常遣宦官持節至宗廟祭祀。由此，宦官不僅可以進入宗廟而且得以主持祭祀，而在其他一些典禮之類場合，宦官也持節印綬。唐、宋以降，宦官對朝廷禮儀活動的參預更趨廣泛。唐代權閹魚朝恩曾出任鴻臚禮賓使，宋代內侍省下設往來同信所，明代也有宦官祭享太廟之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宦官在外交出使方麵的作用非常突出。據《明史》之《宦者列傳》記載，僅永樂年間宦官出使的事例就多不勝舉，其足跡所至遍及暹羅、滿刺加、爪哇、蘇門答臘、日本、朝鮮諸國。曾率船隊七下西洋的鄭和就是著名的宦官。
鄭和雕像與鄭和墓宦官幹政在古代確屬客觀現實，而且其影響頗為深遠，但從宦官幹政的曆史進程分析，它又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最初的宦官隻是內廷的仆役，其來源主要是宮刑罪犯或戰俘，像春秋戰國時期刁豎之流幹預朝政也僅屬個別現象，而缺乏合法的依據。大約從秦漢時期開始，上層宦官已躋身於官僚隊伍的行列之中，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內朝” 的設立，使宦官幹政初步獲得了製度上的保障。至隋、唐時期，隨著宮刑製度的廢除，宦官隊伍從來源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而對其身份地位的改變產生了重大影響。宦官的基本身份當然還是內廷仆役，但同時也是官僚集團構成中的特殊部分，入宮充當宦官者，在世俗人的眼中即被視為“入仕”。不僅如此，伴隨著內侍省的設置，宦官幹預朝廷政務已經從製度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宦官參預政事名正言順且合乎法規。例如，監軍製度的確立，使宦官可以合法地參預地方軍政事務，監視並製約出征將帥；神策軍中尉製度的確立，授予宦官典掌禁軍進而控製朝政的合法權力；使職差遣製度的形成，則為宦官廣泛而全麵地幹政預政提供了充分的製度保證。這些製度經由宋、元的演化，而至明代仍長期堅持並逐步完善。清代學者趙翼清楚地看到這一變化，強調指出：東漢時期“宦官之為民害最烈，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因而各奮死與之抗爭，雖有喪身滅族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寶船模型之虞而義無反顧，但唐代及以後的宦官專權程度較東漢更甚，卻較少受到士大夫的抨擊。趙翼的眼光無疑是相當敏銳的，其言下也頗有些不解或責難之意。仔細分析一下，個中關鍵恐怕在於東漢時期的宦官專權仍缺乏製度上的合法依據，因而士大夫才會以氣節相尚，據理力爭；而唐朝乃至以後的宦官幹預朝政已經製度化、合法化了，即便是有人對此提出責難，大致也是針對具體的人或事，其聲勢自然難比當時。
宦官專權在其長達數千年的曆史發展中，所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就其對社會的破壞作用而言，大致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擅政專權，排斥異己，破壞正常的仕進秩序。
舉孝廉圖宦官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大致形成於東漢時期。這既是宦官勢力急劇膨脹的表現，也是其為幹預朝政而采取的必要手段。由於宦官存在共同的生理缺陷，彼此之間很容易產生強烈的認同感與凝聚力，而一旦將其伸展到政治領域，就會演化成結黨行為與集團意識。於是，他們相互攀援、結黨自固以與君主、外戚、士大夫相抗衡，進而專擅朝政，排斥異己。
宦官們還往往從私利出發，“讒諂媚主，佞邪邀寵，放毒人物，妒害忠良”，不少權閹還利用手中的權勢賣官鬻爵，公然索賄。由此，官以財進，政以賄成，朝廷正常的仕進秩序被打破，宦官及其親族子弟以及奸佞諂媚之輩，納賄求官之徒因緣得進，盤踞朝廷要職，而一般正直官吏及文人士大夫的仕進之途卻遭阻塞。這一情形的不斷發展，就打破了權力結構的既定平衡，進而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導致政治危機的反複出現。
狀元匾第二，貪贓枉法，賞罰由己，破壞正常的法製秩序。
宦官身為閹人，貪於財貨，尤其是在其專擅朝政的前提下，往往貪贓枉法，賞罰全憑一己之私，從而極大地破壞正常的法製秩序。唐朝權閹李輔國當政時即派遣“察事廳子數十人監視百官”，稍有小過，即加審訊。明代宦官更借東廠之設而直接獲得會審錄囚之權，而且實際上控製會審結果，所謂“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也”在地方上，宦官也能夠合法地受理訴訟、幹預刑名。他們憑借手中的司法大權，貪贓受賄乃至公然索賄，積聚了大量的財富。明代權閹王振被籍沒家產，“得金銀六十餘庫”；劉瑾有金一千二百餘萬兩、銀二億五千九百多萬兩。由貪贓枉法所導致的賞罰不公現象的逐漸加重，直接造成朝臣將相之間離心離德的局麵，影響到政府的凝聚力和道德意識，進而使封建統治更趨腐敗和黑暗。
第三，濫作威福，淩虐吏民，激化社會的各種矛盾。
宦官身為殘疾之人，對社會有極強的報複心理，因而一旦專擅朝政，手握決人生死之大權，其濫作威福、淩虐吏民的現象便難以避免。在漢、唐、明等宦官勢力猖獗的時期，宦官作為政治“新貴”，驕奢恣橫、貪求無止，因而有關強占民田、搶掠財貨、掠人妻女、劫奪行旅、造興冤獄、敲詐勒索之類的記載多不勝舉，有的甚至直接激起兵變與民變。由此，宦官積累大量的財富，尤其是其中的上層過著相當奢華甚至變態的生活，所謂“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之積，盈仞珍藏；嬙媛、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盟黎，競恣奢欲。”清初統治者曾把明朝的敗亡歸罪於宦官，雖稍有偏頗之嫌，卻也不無道理。
自秦、漢以至於明、清，有關抨擊宦官的言論史籍可謂是汗牛充棟、比比皆是，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既然宦官製度弊害多多，它為什麼能在中國曆史上延續數千年之久?這也極易讓人想起這樣一句話：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事實上，宦官製度作為古代國家政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非孤立的或偶然的現象，而是二千多年來長期延續並合法存在的。曆代的宦官機構都被正式納入國家官僚機構係統，宦官本身也合法地具有正式官員的身份。在這一前提下，如果隻看到其消極影響而對其積極作用視而不見顯然是有失偏頗的。仔細分析起來，宦官製度的積極意義大致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麵：
第一，對皇權的支撐作用。
在古代中國長期實行的君主專製製度下，君主擁有無限的權力，而且其總的趨向是君主權力越來越大、越來越集中。然而，無論君主的權力有多大，其權力的實現總要依賴眾多的朝廷官員，因而必須向朝臣分權。由於君主地位的至尊與榮顯，野心勃勃的朝臣難免對此會有覬覦之心，君主也不免猜忌，因此君臣之間的集權與分權、猜忌與防範貫穿中國曆史的始終。宦官由其自身的地位所決定，在君權與臣權的矛盾中必然會明確地站在了君主這一方，而君主為了裁抑臣權也往往須借重宦官的力量。西漢武帝時期，為了削奪相權、加強君權，就有“中朝”的設立，從而開創了宦官典領中樞政務的先例。唐朝宦官典掌禁軍的體製，也使中央朝廷在藩鎮林立的情勢下得以保存一支直轄的軍事力量。神策軍其實也是唐朝後期中央政權賴以生存的唯一軍事支柱。明代宦官對於維護君主統治也曾起到過一定的支撐作用，特別是在君主長期不理朝政的情況下，宦官的作用尤其明顯。
位於陝西洋縣龍亭鎮的蔡倫墓第二，對君臣的溝通作用。
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曾就唐朝宦官專權的危害發了一通議論，言辭懇切，慷慨激昂，但最後卻不得不承認宦官“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從曆朝的情形看，宦官執掌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傳宣諭旨，引帶召對人員，承接題奏事件，從中可以顯現出對君臣的溝通作用。在有的君主耽於享樂而荒殆朝政的情況下，宦官的作用就大大增強。明朝萬曆皇帝曾數十年不理朝政，正是基於宦官的溝通與協調，才使官僚機器的運轉不致因君臣隔絕而中斷，其作用由此可見。對宦官的這種不得不依賴之處在君主幼小或女主臨朝的形勢下表現得尤其明顯。因為君主幼小不便直接發號施令，或者說根本沒法發號施令，輔佐大臣就須通過宦官來與君主溝通。女主臨朝之時，由於女主與外朝交接不便，也不得不依賴宦官溝通內外，所謂“女主臨朝，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製下令，不出房閨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第三，對官員的監督作用。
基於君權與臣權的矛盾，君主對朝臣的猜忌根深蒂固，而且客觀地說，凡人皆有私心、皆有私欲，朝廷官員也不例外。因而無論是為了維護君權，還是為了保證在法製不健全的前提下的公正執法，都需要對官員進行監督。當然，朝廷本身有監察機構，但相對而言，君主對宦官更放心，唐朝與明代較為普遍的監軍製度，其實就是這一心理的體現，所謂“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凡監役、監軍，要地、要務，非若輩弗任也，非若輩之言弗信也。”事實上，唐朝監軍製度的普遍推行，在客觀上顯然有利於朝廷對藩鎮的控製，進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割據事態進一步擴大曼延的作用。明代宦官執掌的東廠在強化君主對官員的控製方麵的作用非常明顯，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到監督和製約官員集團腐敗墮落的作用。還有需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曆史上當政的宦官也並非盡是貪贓枉法之徒、驕奢恣橫之輩，有些權閹也能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利用與君主的特殊關係忠言直諫，從而在穩定及改善政治統治方麵起了積極作用。
東漢紙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宦官製度並非中國古代所獨有，但就宮廷使用閹人的數量之眾多、持續時間之漫長、製度規範之嚴整完備諸方麵而言，實在是絕無僅有的。它作為一種摧殘人性的製度是完全應該否定的，同時對一部分權閹病態地貪賄恣橫、禍國殃民的行為也應加以指責。然而，這一製度是與專製君主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或者更進一步說，正是由於專製君主的縱容或授權才出現宦官幹政的局麵，而且宦官幹政也確實在客觀上起到了維護專製君權的作用。
宦官的結局
宦官在中國有兩千年的曆史，人數以數十萬計。在宦官這個群體中，建功立業、有所作為的是少數；恃寵弄權、敗國蠢政的也隻是一小部分。前者自然是彪炳史冊、名垂千古了；那些作惡多端的權宦，大多數不得善終，或遭罷黜，或落得身首異處、籍沒家財的結局。廣大中下層宦官，在宮中受奴役，晚年出宮後，淒涼、悲慘地度過餘生。他們出身貧賤，幼年遭閹割，絕門無後；入宮之後，不但生活清苦，勞役繁重，而且沒有人身自由，稍有差錯，不是遭杖苔枷鎖、關押刑罰，就是被趕出宮門，甚至殺頭滅門。據《萬曆野獲編補遺》載，“明代內官之罰，一般俱下法司。明後期，降作奉私房閑住……又降奉禦者，發南海子新房閑住，或往鳳陽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發南京孝陵司香……又重，降充淨軍，發南京孝陵種菜；更重者，夾四類,拶四拶，打一百，發南海子打更，則示意殺之，十無一存矣。”這裏說的是宦官首領、有品位的，一般宦官的遭遇就不得而知了。
許多宦官感到前途渺茫，因而逃亡、自殺者並不罕見，但更多的人則是在宮中服役無期，苦熬歲月。宦官劉若愚寫的《酌中誌》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長陵神宮監僉事鮑忠“多學善書”，可是才學卻得不到發揮，他每每坐在大石頭上，拾樹葉，將寫的詩題在頁上，任憑“清風徐起，飄揚山穀，以自娛樂”，他活到“逾八望九”。王翱寫的一首《詠籠雀》更道出了久困宮牆之內的宦官的淒寂悲涼之情:“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徒於禁苑隨花柳，無複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
這些宦官終身服役，一直到年老體衰幹不動為止。他們入宮多年，大多與家人失去聯係，自己又無兒無女，如果再沒攢下點錢，其晚景多麼淒涼孤獨是可以想見的。
關於太監晚年生活的記載，清代的史料多些，其他朝代不多見。按清初規定，太監退休、病休為民者，一般要回原籍居住，由地方官府發給印票，才能住下來。他們住下來後，備受世人歧視，親友都不與之來往，人們往往對之指指點點，家人也以為羞，甚至不願收留他們，死後也不能埋入祖墳。這些人有家難歸，有親難認，再加上沒什麼錢，晚景實在難熬啊!有的人立腳不住，又跑回京城謀生路，有的流落為盜為乞丐，也有的淪為男妓。由於上述情況，雍正四年(1726)，皇帝在一道上諭中指出：“朕覽今曰總管等所奏殘疾久病為民太監一事，其中段成才九歲，情甚可憫。……”一些年老太監當差二三十年，“今雖年老有疾，遽令外出，朕實不忍……有願退出回鄉者，朕自有恩典；或願在京居住者，即著在京居。再：太監等素曰有家業、無家業自己能存活、不能存活，爾總管等自必知之。其有家業者，聽其在京居住；如無家業不能度曰者，或用自鳴鍾銀兩，或用敬事房銀兩，每人每月賞一兩，以資養贍。”自此以後，對出宮為民的太監放寬禁例，允許他們留京居住。
宦官們一生一世隻知侍候人，沒有什麼技藝，出宮時又多久病或年老，幹不得力氣活兒，允許他們留京居住，又到哪裏去安身呢?據《老太監的回憶》講，太監還有最後一條路，叫跨街。即老、衰的太監都放到外八處去，這裏差事輕閑，經常沒什麼事幹。因而，太監年老生病後，可通過總管安排到某處跨街去，領一份糧米，不至於餓死，更有許多太監托身於寺廟、道觀。據記載，北京城郊在清代有這樣供太監寄身的廟、觀20餘所。為解決太監養老問題，太監們在廟裏成立了自養組織——養老義會。入會要有人介紹，要交一定的銀兩(有說交 20兩銀子的)，養至壽終。後來，太監們還創辦恩濟慈善保骨會，救助窮困太監，保護太監公墓，對於失業太監生養之，死葬之。明代也有類似的記載，說京城內外寺廟，及東西捨飯寺，都有數十員宦官，或年老有病退居於此，隻給柴米、冬衣、靴料，以終殘年。
有的宦官出宮後，生活無著，又無處投奔，逐成幫結夥，淪為強盜。如《萬曆野獲編·丐閹》記載：“自河間、任丘以北，敗垣中隱閹豎數十輩，但遇往宋輿馬，其稍弱者，則群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銜索犒；間有曠野中二三騎單行，則曳之下鞍，或扼其喉，或握其陰，盡括腹腰間所有……”
宦官或早與家人失去聯係，或雖有家難投，死後也不許進入祖墳，那麼，他們死後葬在何處呢?據記載，明代在紫禁城正北方、內城北安門附近設有安樂堂，年老有病者送到那裏休養。若病故了就送到淨樂堂去火化。堂邊有東西二塔，塔有眢井，是貯存骨灰的地方。清代為解決太監喪葬，雍正皇帝曾於1734年下令修建太監墳墓塋地，並撥萬餘兩白銀為修建經費。塋地在今北京阜城門外八裏莊往西二裏處。塋地麵積4頃多，叫恩濟莊太監公塋，禦賜香火地百餘畝。恩濟莊公塋有廟有祠，每年賞祭祀銀400兩，派有太監首領一名，看墳人4戶。嘉慶年間，又在白石橋附近賞地一頃零九畝，讓太監收取地租，“為永遠料理眾太監等恩濟莊廟宇香火，並太監等塋地需用之費”。據說，到民國初年，莊內尚有鬆柏 3000餘棵，石碑500餘塊。恩濟莊塋地埋有太監2700多人。另外，西直門外皂君廟、大覺寺、海澱一帶也有太監塋地。
上麵介紹的是一般情況。下麵舉幾個例子來看看太監那淒慘、屈辱的歸宿吧。清代禦前太監石俊峰，伺候過慈禧、隆裕兩位皇太後，也跟過宣統皇帝。他出宮後，賣房產得了 3000塊錢，不幾年坐吃山空了，隻好流落到興隆寺。又過了幾年，實在湊和不下去，就想回老家，卻無錢買火車票，幾乎急瞎了雙眼。後來，住寺的窮太監們湊了幾個錢，一個做小買賣的老鄉又送來一點錢，才好歹坐上火車回鄉了。回去後貧病交加，不久死去，好歹算是死到家鄉，落葉歸根了。
另一個從靜海縣宋的太監叫寇子珍，曾在慈禧宮裏當“回事”，在隆裕宮裏當過禦製太監，在晚清宮廷中，可算是個爬得較高的太監了。他在家鄉置了五六百畝地，蓋了房子，以備養老。待年老出宮後，回了鄉，因生活無著。就將原先蓋的5間北房和東西廂房變賣了幾百塊錢，又在村邊蓋了4間平房。後來，發大水，將平房衝走了，他隻好借住在鄰居蕭家，連病帶氣，很快死去。到出殯時，蕭家卻不讓他的棺材出大門，說太監走正門會衝了他們家的“風水”，硬是拆了半堵牆，才將棺材抬了出去。當宦官的，生前受盡屈辱，死後仍受歧視!
清末太監孫耀庭講，他有個師傅叫陳澤川，晚年寄居在宏恩觀，不慎摔斷了胯骨，癱在床上，隻好捎信兒叫孫耀庭來照顧他。幾天後，身體越來越虛弱，他強撐著身子對孫耀庭說：“師傅托你件事……我死後，一定送我回老家去……還有我那‘寶’!”又反複念叨：“別忘了……寶……寶嗬!”孫耀庭知道師傅是講他死後，不要忘了將“寶”放在棺材裏，以便他到陰間恢複男人身。可是，到哪裏去找呢?他隻好東找西翻，把師傅的東西翻了個底朝天，終於找到了用油布包了裏三層外三層的“寶”，才使這位老太監心無遺憾地走了。其情景之悲涼，真是催人淚下!
也有些晚年還算不錯。他們利用在宮中服役攢下的錢，買房置地，娶妻收養子，以撫慰一輩子心靈上受到的各種創傷。如信修明，侍候過慈禧、隆裕、端康幾位太後，發了點小財，買下400畝地，遵照父親遺言，奉養母親，為弟弟娶親，將妹妹嫁人，後來又將進宮前娶的妻子帶到北京來住。為了子侄們讀書，他還買下內務府帶租房產大小計8所。進入民國之後，他又為太監的養老送終之事聯絡同仁，創立恩濟慈善保骨會。
還有一個半路出家的太監任福田，在宮裏當差時就在景山東街買了3間北房。出宮後在家賦閑，將妻子接來，深居簡出。據說，有一次他到公共廁所去，被人哄笑，所以發誓買一處房子、修一間自己用的廁所。
當然，還有少數宦官，經過幾十年苦熬苦掙，攢下錢財；或得寵於帝後、太後，活得比較風光，死後還得到封賜。但那畢竟是太少太少了。
禦前太監
了解宦官的性格特征及其日常的衣食住行，所得的印象恐怕仍然是片段性的。清末禦前太監的回憶，可以補正史書記載之不足，有助於了解宦官究竟是怎樣生活的。
清代皇帝龍袍清代所謂的“禦前太監”，其實就是在皇上跟前做事的宦官。他們的身份地位在清代宦官中算是比較高的，平日住在東西夾道裏，皇上則住在離此不遠的養心殿後殿的寢宮裏。
禦前太監伺候皇上的時候通常分為三班。第一班在早晨天蒙蒙亮就得起來，洗漱之後，穿戴整齊，便由帶班的首領太監領到皇上那兒去。首領太監照例先進去給皇上叩頭請安，稟報一下，若皇上沒有特別的吩咐，禦前太監便會隨後進去，但通常無須跪拜，各人幹自己分內的差使就行了。早上是比較忙碌的。侍寢太監整理好皇上的床鋪後就退出寢宮，專門負責伺候皇上梳頭和負責服裝鞋襪的太監進去服侍皇上洗漱、穿戴，待一切收拾好，皇上走出寢宮，奶茶就獻上來了，禦膳房隨即敬早膳。早膳用大提盒提來，外罩黃雲龍套。按規矩，這個黃雲龍套不當著皇帝的麵是絕對不能打開的。皇上的早膳總有幾十樣，粥有白米粥、八寶蓮子粥、糯米粥、紅稻米粥、雞絲粥、八珍粥等，茶湯有杏仁茶、鮮豆漿、牛骨髓茶湯等，麵食有麻漿燒餅、油酥燒餅、清油餅、糖包、糖餅以及素什錦、鹵製品之類。皇上執役的禦前太監吃過早膳，淨麵漱口，喝一碗茶，便由太監請進更衣室換朝服。這時，首領太監在外麵須指揮一切，準備轎子、儀仗，招呼護衛、隨從。待皇上出來，禦前太監列隊，前呼後擁地陪駕上朝。寢宮自有幹粗活的當差太監灑掃庭除。
皇上退朝一般去上書房批閱奏章，禦前太監們便在屋裏屋外站班。這差使說來也簡單，除了端茶倒水，無非就是站在那裏聽吩咐罷了。有差使就去幹，總是閑著的時候多。
皇上從上書房回宮，大約就到了開午膳的時間了。膳由禦膳房送來，禦前太監一提盒一提盒地接過來，再一碗碗地擺在兩張並起的大八仙桌上。午膳的菜都盛在帶蓋的碗裏，除了例進的幾十樣外，每天都有太後賜的，後、妃獻的，合計起來至少也有五六十品。皇上吃飯的時候，禦前太監負責把桌上的菜往皇帝麵前傳，通常是不許多嘴亂說的。他們的袖口都是白布縫製，兩隻手洗得幹幹淨淨。伺候皇上吃完午膳，下一班禦前太監就來接差了。這一班人退出去，一歇一天半。
紫禁城夜景因為宮裏人起得早，午膳之後皇帝照例會休息多半個時辰。午休後皇帝也許到上書房，也許到各處走走，也許會做點別的什麼。禦前太監隻是隨著皇帝轉，聽吩咐，一直到晚上擺晚膳。皇上用膳的程序都是一樣的，但晚膳後兩個小時，宮裏還有加餐，一般是點心、米粥、小吃之類。此時差不多就到了晚上八點鍾，宮裏的總管太監會準時傳下“上閂、打錢糧、小心火燭”的號子，宮裏一呼百應，一直傳到紫禁城各門。這號子一喊，凡是男人都得出宮。按規矩，七歲以上的男子便不能在宮中過夜，宮廷裏除了皇帝、值夜的禦醫以及太監，男人一個也不留。
清宮的作息時間非常刻板，無論春夏秋冬，五點即起床，任何人不得破例，皇上一般在晚上九點鍾左右就睡覺。服侍皇上就寢的時候，又換上另一班禦前太監了。值夜在宮裏是上差，是與皇帝最親近的人，也是皇帝最放心的人。
值夜的禦前太監是皇帝最親近的人值夜時，寢宮外麵有專人負責，寢宮門口至少有兩個人，夏天在竹簾子外麵，冬天在棉簾子裏麵。隻要寢宮的門一掩上，不管什麼人，隻要擅自闖宮，那是必死之罪。這也是清朝數百年的鐵規矩。寢宮內的外屋有值夜之人，既有安全宮中青花瓷夜壺方麵的作用，也須仔細注意寢宮裏麵的動靜，隨時聽候裏麵吩咐。最關鍵的一個人是皇帝臥室中的人，這是天底下皇帝最信得過的人。在值夜的人中，他是最辛苦的，需要麵對臥室門，靠牆坐一整夜，而且要仔細聽著皇上睡覺安穩不安穩、呼吸勻不勻、起夜幾次、喝幾次水、翻幾次身、夜裏咳嗽不咳嗽、早晨幾點醒等等。這些都是內務府的官員或太醫院的院尹隨時要問的，直接關係到龍體安危。當然，皇上對值夜的人往往是另眼相看的，不管外麵有多麼不順心的事，隻要不是他們犯錯，總能格外體恤。
值夜的禦前太監也有規矩：一不許四仰八叉地躺著，身體乏了，可以閉目養神歇會兒，但不許熟睡打鼾，連出粗氣也不行；二不許出惡味，外麵值夜的太監絕對不能在附近小解；三不許擅坐皇帝坐的炕、椅子；四不許亂動、亂用禦用之物。
禦前太監每天還有一件必做的事，就是按時候、分幾次到太後、太妃及其他該去的宮裏，跪報皇上昨天睡得怎麼樣?這一餐進了多少飲食?同時給太後、太妃請安。這些看起來盡管都是熟套子，卻體現了宮中溫情的一麵。平日裏，王公大臣或其家眷也時常進宮請安。每逢此時，禦前太監免不了要跑前跑後地忙碌一番，但辛苦也是有報償的。譬如說，對請安的王公大臣或家眷，皇上與各宮的後妃照例要恩賞些什麼。除了金銀玉器之類可謝恩接過之外，其他如恩賞諸般吃食，大多都會變成一句空話。謝恩是要有的，但恩賞的東西卻被隨行的太監報賬後瓜分淨盡。太監們愛貪小便宜的特性暴露無遺。
端康皇太後與太監合影總的說來，禦前太監事情並不多，但這並不意味著輕鬆。相反，當差的時候精神要高度集中，皇帝也許老長時間沒什麼吩咐，但隨口吩咐一句，侍候的太監必須聽得清清楚楚，因為皇帝是不可能吩咐第二遍的。服侍皇上也需要格外小心，不僅要守規矩，而且事事處處要讓他覺得舒適、順心。譬如為皇上剃頭，規矩就大得很。皇帝剃頭的時間是固定的，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隔十天一次，風雨無阻，雷打不動。剃頭的時辰固定在太陽升到東南角，即巳正時分，取如日初升而又興隆不到頂之意。剃頭時，一是隻許用右手持刀挨皇上的頭皮，卻不許用左手動皇上的任何部位。因為皇上是龍體，萬萬動不得，手按龍頭，那更是犯了大忌。二是無論刮頭還是刮臉，隻許順刮，不許逆刮。三是要屏住呼吸，不許向皇帝頭上噴氣。侍候光緒皇帝剃頭的劉姓太監曾對此抱怨說：“這簡直不是人幹的……每次剃頭都戰戰兢兢，當一次差下來，兩條腿都是軟的。”
太監們在禦花園宦官們在皇帝麵前奔波忙碌，每時每刻都要巴結、討好，賠著笑臉，更重要的還是謹慎小心，隨時聽候傳喚，絕不敢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委屈和怨怒更不敢有絲毫的表現，甚至於對於屈辱也要表現出樂於承受的樣子。在皇帝的眼中，宦官也許隻是驅使與玩樂的對象，有時高興了，皇帝會隨手撒一些錢物，讓他們爭搶，這就是恩賜，一番爭搶後一個個還要樂滋滋地謝恩。有時主人吩咐學貓叫、狗叫、驢叫，他們便應聲仿效，甚至於還要學著動物走路，裝扮成畜生的模樣，這樣隻是為了求得主子的歡心。明建文帝有一次進膳，宦官吳誠在一旁執酒，建文帝吃著鵝肉，不小心掉在地上一片。吳誠當即學著狗叫，趴在地上舔吃了那片肉。建文帝很高興，也很感動，多少年後還記得這個場景。
禦前太監下差之後，除了有時候偶爾服侍一下上層太監之外，基本上無事可做。清廷宮禁嚴厲，即使都是太監，也不能隨便亂說，平日交往也就不多。有時候請假到宮外去散散心，手續也煩瑣得很，隻能待在宮裏自己找樂子。
宦官的婚姻與家庭
宦官身遭閹割，失去了性功能，不通人道，按理說，在生理上是不能結婚的。曆朝曆代倒也沒見明令禁止宦官結婚，因為人們似乎認為沒有必要去禁止。
然而，宦官娶妻納妾，史書上並不少見。宦官入宮後，長年累月生活在宮中，接觸最多的是女人。對後妃來說，她們是主子，宦官是侍候她們衣、食、住、行的奴才。對於一般宮女、帝王的乳母等，宦官與她們是平等的人。每日裏，與她們耳鬢廝磨，生活上互相照應，久之生情，雖不能過正常的性生活，卻也宛如夫妻一般過日子。這種畸形的兩性關係，被稱作“對食”、“菜戶”。據《秋燈錄》載：“宮中舊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謂之‘對食’……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
據明史記載，明代大太監魏忠賢與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就結為“對食者”。客氏18歲入宮，做朱由校的乳娘。明熹宗做了皇帝後，念念不忘乳娘對他的養育之恩，封她為“奉聖夫人”，賞賜甚厚。魏忠賢進宮後，千方百計討好客氏，引起原先與客氏相好的太監魏朝的不滿，甚至大打出手。朱由校出麵調停，問客氏：“客奶，你隻管說要誰為你管事，我給你做主!”於是，魏忠賢與客氏由皇帝做主結成“對食”。後來二人狼狽為奸，幹了許多喪天害理的事，後文還要交代。可見，在明代這種畸形兩性關係已公開化、合法化了。
從掌握的史料看，最早記載宦官娶妻的是東漢。史家評論，東漢、唐、明是宦官為害最烈的三代。東漢宦官驕縱，多有娶妻者。《通鑒·漢紀·成帝紀》有“高軒鬥升者，盡是閹官之嫠婦”之記載。
漢桓帝時，外戚梁冀篡權，宦官單超、徐璜、唐衡、具瑗、左悺五人協助皇帝除去梁冀及餘黨，功封為“五侯”。《後漢書·宦者列傳》記載，從單超死後，唐衡等四侯專橫跋扈，“多取良人美女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從上麵史料看，宦官娶妻在漢代已不稀罕。
到了唐代，尤其是唐後期，因宮室驕奢，宦官多得勢，於是不但明目張膽地娶妻，而且還提攜妻黨，甚至由皇帝出麵為宦官娶妻，真是荒謬至極。《洛陽伽藍記》說，唐代宦官猖獗，超越前代，娶妻益無忌憚。唐玄宗時，宦者高力士得寵。玄宗常說:“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所以力士簡直是須臾不離皇帝。當時河間人呂玄晤在京城做官，其女有姿色，高力士娶以為妻，並提拔呂玄晤為少卿、刺史。呂夫人卒，葬城東，葬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還有荒唐事，即宰相裴光廷娶武三思之女為妻，高力士與之私通，則宦官不但娶妻，還有外遇。宦官李輔國，在安史之亂中隨同太子李亨到靈武，勸太子即帝位，是為肅宗。回京後，肅宗對他倍加寵愛。為其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侄兒元擢的女兒為妻，提升元擢為梁州長史。
鑒於唐後期宦官為害的教訓，宋代對宦官管理比較嚴厲，娶妻之事不大見於記載。但也間或有之，據《宋史·後妃傳》載：“是宦官有妻，朝廷實默允之。”另外，《宋史·後妃傳》和《宋史·宦者傳》記載著同一件事，即南宋慶元年間(1195～ 1200)，宦官林億年在別墅裏養妓女，陳源在貶所猶嫖妓，因而人家都懷疑他們不是真宦官。正史上關於宦者娶妻的記載極罕見，連童貫、梁師成這樣的大宦官傳，都不見娶妻的記載。
到元代，在正史中也偶見宦官娶妻的記載，如《新元史·宦者傳序》曰：“惟蓄妻妾者，仍偶有之。”《元史·烏古孫良楨傳》說，宦官罕因其寵妾，竟將妻子殺死，並剁其肉喂狗。
在明代初年，明太祖是嚴禁宦官娶妻的，違者剝其皮。據《萬曆野獲編》記載，當時對貪贓的官吏有剝皮塞草的刑法，對娶妻的內宦，亦用此刑。明成祖時，開始寵幸宦官，太祖禁令逐漸廢弛，於是宦官開始肆元忌憚。《萬曆野獲編·宦寺宣淫》中載，河南按察僉事石允常曾微服出訪，查出過權宦逼奸、逼死女子的事。以後許多宦官都娶妻納妾，且婚娶形式多樣，千奇百怪，可分幾類：一是皇帝賜給宦官妻妾。葉文莊《水東曰記》雲，宦官陳蕪，宣宗時被升為禦馬監太監，因從征漢王高煦有功，賜姓名為王謹，各類物品賞賜無數，並喚出宮女二人，賜之為夫人。天順初年，又有賜吳誠妻之說，這個吳誠還有一妾姚氏。吳誠死後，她竟能上書皇帝，請求喪葬之事。二是與宮女結成“對食”。宮女與宦官同居宮中，宮女要買一針一線，一菜一蔬均需宦官的幫助，曰久生情，亦有媒妁之言，方才結成“對食”、“菜戶”。宮中的宮女很少無“對食”的，一般也花前月下，兩情相悅，甚至相互吃醋，乃至動拳棍。這種情況，皇帝也很了解，有時會問某宦官：“你的菜戶是誰呀?”一些宮女被放出宮後，多仍嫁與宦官。三是娶妻多人或養娼婦。《留青曰劄》摘抄卷宦官妻條載，宦官侯玉有妻妾，甚美且多，有一次，他送一個友人兩名年輕貌美的女子。有的宦官與妓女相好，還有娶回家的。史載，崇禎末年，曾嚴禁內侍娶妻，但“內官私在外娶妻及狎妓者，尤比比也”。甚至發生宦官狎妓欠帳，妓女換上男裝混進宮中討索的事。至於有些大宦官告老還鄉後，更是姬妾成群。
清代定製，太監凡過三年，朝中必派大員詳驗其勢，稍長者，複宮之，故初年未聞娶妻者。清末始見娶妻養子者。據《清稗類鈔》載：道光中，內監美豐儀者，頗得幸，既複為娶婦，使居南府中。《皇朝瑣屑錄》卷七雲：同治庚午抄，太監安德海私逃出京，攜帶家眷，沿途招搖……奉旨就地正法……其婦馬氏給披甲人為奴。據現在唯一活著的老太監孫耀庭介紹，娶妻、玩女人，在清末宮廷中成了挺時髦的事，哪個太監有了錢沒有娶妻狎妓，倒要成為人家取笑的對象。小德張出宮後，在天津置了房產，娶了幾房太太，其中一個是天津一家妓院的紅妓女“小香淑玉”，後來將她扶正，成為夫人。有一個實在受不了虐待，逃到英國巡捕房請求保護。後小德張以金錢買通巡捕，將那女人弄回來活活打死了。也有過得不錯的，如孫耀庭認識的一個太監魏子卿，是個有六品頂戴的人，在宮中就私下和一個漂亮的宮女相好。末代皇帝溥儀出宮後，魏子卿也出了宮，在黃化門附近買了房子，與那宮女同居了。
宦官不通人道，卻要娶妻納妾、狎妓，甚至逼奸，究其原因，有以下幾種：一是一種性安慰。宦官與原來家庭中的父母姐妹兄弟隔斷了關係，和皇帝乳母、宮女等長久生活在宮中，他們之間自然互相關心、照應，形成比較親密的關係。宦官雖遭閹割，但他總還認為自己是男人，需要性安慰，所以與宮女、乳母相處，形成單一對子，形似夫妻。他人，甚至皇帝都承認這種關係，這就是“菜戶”、“對食”。第二，宦官雖然被閹，但閹得不幹淨，以後會逐漸再長出來，所以需要異性。有的朝代規定，宦官過幾年就要再驗一次身，第二次遭閹的人也不是沒有過。也有的認為，宦官雖不能過兩性生活，但性欲還是有的。第三，有一種變態心理，對異性進行性虐待。有的老太監，一輩子受盡各種屈辱，一旦有錢，就找個年輕妻妾，將自己受過的各種刑罰在妻妾身上施行。清末一個老太監，時常將妻妾剝得一絲不掛，用香煙燒燙、吊打、針刺，無所不用其極。陳存仁的《男性酷刑太監考》介紹，宦官不能人道，性情乖張，對妻妾毫不愛惜，每一交接，則對女子啃、咬、抓、捶；女子如遇野獸，遍體鱗傷，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故多麵黃肌瘦、抑鬱而終。據一位嫁給太監的老宮女說，當太監的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太監心毒，沒度量，嫉妒心最強，又心眼多，而且淨歪心眼，“老劉(她嫁的那個太監丈夫)平常絕不讓我跟男人說話，更不許我上街，也不許我走親戚串街坊，我就像在盒子裏生活一樣”。
宦官娶妻納妾雖有之，生子者則不見記載。封建社會遵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了繼嗣，宦官多收養子。《後漢書·宦官列傳》載，漢順帝時，允許宦官收養子，以承襲爵位。其養子可為親屬，他人，甚至奴隸之子。漢代宦官孫程，擁立順帝有功，被封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孫程臨終時，上書皇帝，要求將侯國傳給弟弟孫美。順帝許之，將侯國又分一半給孫程的養子孫壽，並封其為浮陽侯。孫程死後，與他同時封侯的 4個宦官，有的收異姓養子，有的買私家奴為子，都得以襲封傳國。順帝永建四年(129)，又下詔，承認宦官的養子均為合法繼承人，可以襲封爵位。此後，又有宦官良賀，順帝念其忠順，在他死後封其養子為都鄉侯；曹騰，因“定策功”封費亭侯，他死後，由其養子曹嵩承襲。曹嵩即是大家都知道的曹操的父親。從以上材料可見，在漢代，宦官收養子已比較多了。北魏時有一擁立皇帝的宦官叫趙默，因功封為河內王、蘭州刺史、鎮南大將軍。他收養族弟趙奴的兒子趙熾為嗣。趙默去世後，趙熾襲爵河內王。後屢立戰功，製止叛亂，官至光州刺史。後來這個家族興旺發達，家有奴僮數百人。北魏另一宦官，鎮西將軍王遇，收有養子王厲，後襲封宕昌侯，官至馮翊太守，右軍將軍。
唐代宦官收養子者，也多有記載。《新唐書·宦者傳》雲：“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貞元七年(791)詔令：“內侍五品以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子不得過十歲。”宦官收養子，有的還收了許多，並均被封官。如唐僖宗時宦官楊複光，是內常侍楊玄價的養子，他又收養子數十人。他死後，數十養子均被封為重要官吏。宋代規定宦官中年後方許收養子。開寶四年(971)因宦官出現爭財起訟事，又下詔年30無養子的宦官，才能收養子。宋真宗時，宦官徐誌通為溫、台等州巡檢，坐取李歡男4人為養子；又縱容士卒強掠民家孩子，致使其母投海死。又據《宋史·宦官傳》載，藍繼宗12歲入宮供役，前後共事四主，勞苦功高。死後，贈封安德軍節度使，養子元用、元震均授官。後元震救火有功，賜襲衣金帶，死後贈鎮海軍留後。元震有養子5人，均不是閹人。
到清代，尤其是清末，“大凡太監幾乎沒有不認過繼子以承香火的”。李蓮英收有4子，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皆捐三品銜郎中，共花費銀子一萬兩。清代大太監張雲亭，人稱小德張，紅極一時，出宮後在天津置了幾處房產。他過繼親哥哥張雲橋的兒子張彬如，而哥哥也隻有這一個兒子。為了防止“後繼無人”，張雲橋又娶了一個比自己孫女還小的女子作妾，這女子為張雲橋生了三個兒子，於是就發生了遺產繼承的爭執。
清末宮內的二總管姚孟三，不但收了兩個養子，又收了一個靜海的德爭姑娘做養女。後來，兩個養子都不養他的老，倒是德爭姑娘侍候他，並養老送了終。
宦官一旦得寵，即封妻蔭子，除養子封襲外，其他親族封爵、封官也是常事。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賜司禮太監王振並各監太監錢僧保、高讓、曹吉祥、蔡忠白金、寶楮、彩幣諸物。仍命振侄林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僧保侄亮，讓侄玉，吉祥弟整、忠侄英俱為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弇山堂別集·中官考一》)明武宗時，封爵就更加頻繁了。據史料記載：“泰安伯張富，司禮太監永兄也。安定伯容，永弟也。高平伯穀大寬，提督團營太監大用兄也。永清伯大亮，大用弟也。鎮安伯魏英，司禮太監彬弟也，平涼伯馬山，提督東廠太監永成侄也。鎮平伯陸永，監槍太監訚侄也。……”這是封爵的，封一般官職的就更多了，司禮監太監馬永成“尊顯用事者十有餘年，且疊受恩蔭，侄姓以下，皆都高爵列美官，亦已過矣，而太監趙亨複為陳乞升授，見任者至九十餘人”。一個宦官得勢，家中竟有數十人封官，這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宦官一般是入宮後即與家人斷了往來，苦掙苦熬一輩子，攆下幾個錢，待年老告退後，回到家鄉，蓋幾間房，買幾十畝地，收個養子，也就算“落葉歸根”了。置家產，是得勢的大宦官才能辦到的事。
宦官們置家產，不如說是掠奪財富，權宦們靠貪汙勒索、賣官鬻爵，甚至放高利貸以聚斂財富。明代宦官財富之巨，駭人聽聞，僅從幾份抄家材料中就可看出。明英宗時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也先掠走，王振誤國被殺，景泰帝派人籍沒王振家產，抄出金銀60餘庫，玉盤百個，珊瑚高六七尺者20餘株，其他珍玩無數。明憲宗成化時，太監梁芳吞沒了“累朝金七窖”。明孝宗時，權宦李廣有一本冊子，記載各文武大臣“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孝宗驚異地問：“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的人說：“這是隱語，黃者金、白者銀也。”可見財富之巨。明世宗時錦衣衛太監陸炳，“積貲數百萬，營別宅十餘所，莊園遍四方，勢傾天下”。曆代宦官斂財置產的事都有記載，不過以明代為多罷了。據清末太監孫耀庭講，他曾跟著一個太監王順山學習《五經》、《四書》。這個王順山是天津靜海人，他在京城置了不少房產，在老家買良田千頃，一年家中就收700多石麥子呢!清末大宦官小德張出宮後，在天津英租界置下房產，自家住的是兩幢三層高樓，在城北和城西還有八九幢小樓用於出租。據說，小德張出宮回天津後，先掏一大筆錢，蓋了一座講究的三層樓，花3萬元，然後轉讓給軍閥曹錕的弟弟，就賺了幾萬元。後來又蓋了一幢，花七八萬，轉手以14萬元賣給慶親王載振，又大賺一筆。宦官竟然做起了房地產生意!
宦官的性格特征
宦官是皇帝的奴仆，因而其生活必然與皇帝、皇宮聯係在一起。在古代人的意識中，皇帝乃至整個家族都不是普通人，他們以國為家，平日則生活在高牆圍起的皇宮之內。皇宮雄壯、華麗、肅穆而森嚴，它將帝王與普通人分割開來，象征著帝王的神聖、威嚴和神秘莫測。
用高大的城牆包圍著的皇宮一般都坐北朝南，並以一條南北貫穿的中軸線使眾多宮殿有序地對稱排列起來，從而表現出古人觀念中的均衡秩序。皇宮通常還會以南北縱向分為外廷和內廷兩部分。外廷是皇帝舉行大典、接見群臣和處理朝政的地方。它由若幹個大型宮殿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通常位於中軸線上，是皇帝舉行即位、大赦、節慶等大典的地方，在整個皇宮中規製最高，象征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在其東西兩側，則是官員辦公的低矮房屋。
紫禁城平麵圖由此沿中軸線北行，就進入內廷宮殿區。坐落在中軸線上的宮殿是皇帝上朝前和退朝後日常生活的地方。在其東側是皇太子生活、讀書的地方，稱為“東宮”；西側是皇後、皇太後以及嬪妃們的居住區。古人認為，東象征著春天，屬陽性，故為太子宮；西象征著秋天，屬陰性，故為後妃宮。皇帝、皇子與後妃的生活起居都由宮女與宦官照料，因而內廷也成為宦官們生活與勞作的地方，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這裏幾乎就是宦官們生活的整個世界，因為他們通常是不允許跨出內廷的。每當夜幕降臨，內廷中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賤夫雜役便會通通離去，宮門隨之關閉，整個宮禁之內除了皇帝自家人之外，再沒有一個真正的男人，而那些得以留在宮禁中執役的宦官，則隻能算是一群慘遭閹割之後失去了性器官和性功能的假男人。
清末太監近影宦官的確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特殊階層或群體，其主要生理特征即是因慘遭閹割而失去了生殖器官。由於喪失了生殖器官，宦官在生理上就會相應地出現一些不同於正常男性的地方，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外部特征即是頦下一般不長胡須。古代一些曆史典籍中多有宦官無須的記載，洪邁在其所著的《夷堅誌》中則稱，成年男性在遭閹割後，原有的胡須也會逐漸脫落。《史記·呂不韋傳》記載，呂不韋與太後趙姬有私情，時常在甘泉宮幽會。但隨著秦王年齡的增大，呂不韋擔心事情敗露，便想斷絕與太後的關係，而太後卻無所顧忌。正巧有一個酒色之徒犯了罪，被判宮刑。呂不韋聽說此人天賦異稟，身強力壯，便用重金買通了行刑官，免去真刑，而隻將此人的胡須拔去，假冒宦官送進了宮。此人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假宦官繆毒。相反，一些頦下生須的宦官自己多半會洋洋得意，而其他人卻往往覺得其“不類閹人”。見於曆史記載的宋代權閹童貫身材魁梧，頜下還稀稀落落地生有幾根胡須。他對此很是得意，平日也盡力裝出一副仗義疏財、寬宏大量的大丈夫氣概，但有人卻指斥他是假閹人。《明宮史》的作者劉若愚是萬曆時的宦官，他也因長著胡須而且頗為得意。
宦官的第二個外部特征是因男性性器官的退化而導致的聲音尖細和皮膚細嫩，所以從整體形象上呈不男不女狀，常常會使人產生女扮男妝的錯覺。然而據曆史記載，中年以後宦官的肌膚似乎比女性更容易鬆弛，麵部皺紋特別多，看上去較其實際年齡更顯衰老。而且由於性器官的退化，頦下的喉結不明顯，聲音也遠比正常男性尖細。或許正是因為年輕的閹宦較正常男性白淨秀美，很像女人，所以古代的皇帝會選其當男寵或孌童；由於他們的聲音尖脆、音調極高，古代宮廷中的閹宦又常被用於唱戲。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男性如果是幼年被閹割，就會阻斷第二性特征的出現；如果是成年被閹，男性所有的性器官也會因之退化，然而也不排除在生理表征上會有個別接近於正常人的特例。這大致表明，古代典籍中有關宦官外部生理特征的曆史記載基本上是可信的。所以至少在外部生理特征上，宦官可以被看作是因遭受閹割而喪失男性基本生理特征的中性人。
宦官生理上的變化，也必然影響到其心理狀態，進而對其性格特征產生一定的影響，其中較為明顯的有如下幾點：
第一，自卑感。宦官其實都是一些因慘遭閹割而失去了生命本能的可憐人。他們盡管身處宮廷卻位在賤役，皇帝、後妃以及皇子、皇孫們從不把他們當人看，即使是世俗人的話語中，他們也被鄙稱為閹豎、刑腐、閹狗。所以他們麵對的是生理的缺陷、卑賤的地位、家庭的排斥及社會的歧視，因而備感屈辱與自卑。司馬遷在受宮刑後痛不欲生，屈辱無已，他寫道：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鄉黨戮笑，汙辱先人”，這是遭宮刑者的普遍感受。或許正是基於這種感受，他們對自身的生理殘缺極為敏感，因而如果與宦官同座，看到無尾巴的狗應拐彎抹角地說是“鹿尾的狗”；若看到缺柄的茶壺或別的什麼“欠缺”的物件，應一概視而不見，若無其事；對於切、割、斬之類的字眼尤其忌諱，若非說不可，一定要改用別的字代替。宦官們還有一個最大的忌諱，就是不能讓非同類之人看到下身，否則即被認為是最大的侮辱。清代北京有一條“盡忠胡同”。這裏靠近皇宮，胡同裏剃頭鋪、裁縫鋪、吸煙房、浴池一應俱全，宦官每當下值，便來此聚集，尤其是洗浴非這裏不可。因為這裏浴池的顧客都是宦官，連伺候的夥計都是閹人。
青銅護陰片也是基於這種強烈的自卑心理，明代的一些宦官圖謀“陽具再生”。據《萬曆野獲編》記載，他們為了達到目的，竟然聽信方士所說的“食小兒腦千餘，其陽道可複生如故”的胡言亂語，竊買童男腦髓食之，並為此采取了極其殘忍的手段，謀殺小兒無數。其行為著實卑劣無恥。
第二，發憤意識。宦官在經受閹割而成為宮廷仆役後，選擇其他生活道路的可能性已經基本上被阻斷了。在這一現實麵前，有的宦官會萬念俱灰，成為隻求滿足口腹之欲的行屍走肉，或飽食逸居，無所事事；或三五成群，飲酒賭博。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宦官不甘向命運低頭，並表現出強烈的發憤意識，其中有許多人因此而名垂青史。漢代宦官蔡倫對造紙工藝的改進，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與蔡倫大約同時代的宦官畢嵐“作翻車渴烏”，“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翻車渴烏後來用於農業生產，成為重要的提水灌溉機具，在古代農業生產中長期發揮重要作用。宋代宦官程仿多次主持興修水利、防治水患的大型工程，為黃河的治理做出了重大貢獻。明代宦官鄭和多次率船隊出海遠航，曆經三十餘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並在人類文化交流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
然而，在以官本位占主導地位的古代中國，宦官的發憤意識更多地表現為對權力的強烈追求，而且對於部分自宮宦官來說，入宮本來就是他們貪圖富貴的主動選擇，其目標十分明確。在這種情況下，宦官的發憤意識就變成了謀求權勢的手段。秦代宦官趙高無疑是罵名千載的權閹，但他寫的《爰曆篇》卻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它將常用雜字編次為便於誦讀的韻文，適應了規範文字和學童習字的需要，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秦、漢時期教育的普及與發展。趙高正是以較為淵博的學識為晉身之階，成為胡亥的師傅，並為其後的專權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古代出現的宦禍往往是與這種過分強烈的權勢欲相表裏的，並表現出自私、無恥，敢於冒險等種種極端性特征。此恰如王夫之所雲：“人道絕而發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而求逞於一朝?”此言確為至論。
第三，極端性格。王夫之像由於是殘餘之身，所以情緒極不穩定，常常自我哀憐。平日裏閹宦們動輒很傷感，因一點小事甚至無緣無故地生氣鬱悶，喝醉酒之後更是動輒變臉揮拳。然而正因其自身有缺陷，他們大多又心腸極軟，頗具同情心，以至於有時會被人所利用。據《舊京瑣記》記載，清代京城有位蔣姓商人，專為後宮置辦果品，借了宦官許多錢，並長時間賒賬。有一次宦官上蔣府討賬，蔣某躲了起來，而讓其妻出來接待。宦官怒氣衝衝闖進屋，拍案大聲道：“今日如不還錢，當以性命相拚。”蔣妻先是忙著端茶倒水，柔聲相勸，待宦官怒氣稍平，便開始訴苦，淚水漣漣。她說家中如何艱難，又欠了多少債，說到傷心處泣不成聲，說至最後竟是不如一死了之。宦官聽著這番苦訴，很快就被感動了，情不自禁地跟著傷心落淚。後來，這位宦官邊擦淚邊說道：“這可怎麼得了?我們多年的交情，怎忍坐視?”說罷，竟從懷中掏出一把錢交給女人，誠心誠意地安慰她道：“區區相助，且度數日，不要過於傷心。”蔣氏十多年裏都是用這種方法，打發前來討債的宦官，每次都很靈驗，以至於《舊京瑣記》的作者喟然而歎：這大概就是所謂婦人之仁吧!
宦官也時常表現出愛耍小聰明、愛貪小便宜的特點，讓人哭笑不得而又無可奈何。《舊京瑣記》所記的商人蔣某在光緒皇帝大婚時，承辦大婚所用果品。婚禮須擺九個大果盤，為了美觀吉利，蔣某在每盤盤頂各擺了一個金紅色的大蘋果。備好後，剛想端進去，他卻忽然發現每個盤子頂上的蘋果都不見了，而旁邊的小太監卻一個個斜著眼，在一旁竊笑。蔣某畢竟和宦官們混了很長時間，知道這些太監愛捉弄人，貪占小便宜，所以早有準備，從容不迫地從懷裏又掏出了九個大蘋果，一一安放在盤子裏。
從曆史上看，宦官不僅有婦人之仁，其性格中的陰暗麵也並非僅僅讓人哭笑不得而已，他們更有毒辣凶殘的一麵，從而體現出他們愛走極端的性格特征。這說到底，其實都是長期遭受壓抑的結果。一方麵他們本身就是刑餘之身，自哀自憐，看到別人傷心事，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自己；另一方麵他們唯其刑餘之身且身處宮廷中的最底層，對所聞所見難免憤憤不平，一旦得勢，長久壓抑的“惡性”便會乘機迸發出來，正所謂“得誌便猖狂”。或許正是基於這一點，曆史上宦禍不斷，奴大欺主乃至廢帝弑君的情形一再發生，而塗毒生靈、滅絕人性的明代東廠酷刑也讓後人聞之色變。至於宦官為了滿足變態的性欲而對女性的摧殘，更讓人發指。
第四，貪圖錢財。古代人講究“養兒防老”，宦官們自然做不到這一點，然而他們也有老的那一天，也需早做打算。宦官們防老的辦法是積攢錢財，因而他們往往表現得非常貪財。有職有權者，絕不放過任何利用職權索要錢財的機會；無職無權者，則偷竊宮中物品到外麵變賣。清末宮女回憶說：宮中太監一有機會就偷，沒有不偷的太監。清廷規矩特別嚴，宦官出入後宮，隻能空身進空身出，一律不許攜帶包裹，守衛的軍卒且有權搜身。但這照樣難以製止宦官把宮中寶物偷竊出去。
宮中低層宦官，本來所掙無幾，為積累錢財不得不采取這類偷雞摸狗式的下三濫手法。有權有勢的宦官則不同，他們不必挖空心思去索要錢財，錢財總是源源不斷：一是出自主子的賞賜，二是攀附者的巨額饋贈。這些就是普通宦官們所望塵莫及的。同時他們還會利用一切手段斂財。大凡掌管采購、置辦工程材料之時，便是他們斂財的好機會，最常見的辦法是侵吞銀兩，以次充好。那些掌管、接收上貢物品的宦官則往往橫加挑剔，給對方找各種麻煩。對方拿出些錢財孝敬，事情就可完結。否則，宦官會拖延、刁難，使對方窘迫交不了差，最終還得乖乖就範。
清末宦官借故刁難大臣以敲詐錢財之事就相當普遍。同治皇帝大婚時，內務府打點各處太監，無意中遺漏了一處。舉行婚典之日，該處太監找到內務府郎中，聲言殿上的玻璃出現裂紋。按照朝廷規矩，內務府司員不經傳召不得上丹陛。該堂郎中遠遠地瞧見殿上的玻璃的確有裂紋，嚇得魂不附體，唯恐慈禧太後得知此事後會因喜日出現“破像”而震怒。此時，太監表示願意幫忙，內務府官員趕緊送上了一大筆銀子。銀子一到手，太監們馬上就把玻璃修好了。後來內務府官員才知道，玻璃其實根本就沒裂，那所謂的“裂紋：”不過是太監事先貼上了一根頭發而已。
後記
《中國文化史叢書》是一套針對廣大文史愛好者普及中國文化知識的通俗讀物，旨在宏揚中國文化的輝煌成就。該書的編輯出版，除了編委會成員的辛勤工作外，還得到各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他們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指導意見，使本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知識性和普及性。此外，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科院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等單位提供了許多支持與幫助；河南大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楊鈞及其他各位老師也提出了寶貴的意見與建議，在此一並致以誠摯的謝意！
另外，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參考並引用了國內外大量的文獻資料，但由於各種原因，未能與原作者一一聯係，在此謹表歉意。同時也希望作者朋友們在見書後，能及時與我們聯係，以便敬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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