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需要提及的是，這些擔任內外朝官職以及出任軍職、使職的宦官，大多有官位、有秩品、有俸祿、有冠服甚至有爵位、有食邑，並享有娶妻成家、養子傳爵、購置田產、休沐歸省等諸項權利，其身份地明代烏紗帽位已與普通官員沒有明顯差別。進而言之，唐、明兩朝的少數上層宦官之所以能夠達到了氣焰熏天、勢侔人主的程度，正是通過出任宮廷雜務之外的這些官職來實現的。他們借助於君主的寵信，侵奪朝臣之權，參預軍國大政，進而把持朝政。在其勢力猖獗之時，朝中的各部大臣見了內廷宦官亦須卑躬屈膝，畢恭畢敬，明朝官員見了權閹魏忠賢，竟有“長跪叩頭，呼九千九百歲爺爺者。”
礦監稅使
明朝的萬曆皇帝特別熱中於錢財的積累，是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圖的皇帝。萬曆年間皇宮一連發生幾次火災，迫切需要大興土木、重建宮室。再加上皇室揮霍無度及由邊境吃緊而導致的軍費不斷增加，國庫入不敷出的局麵越明神宗像來越嚴重。為了積聚盡可能多的錢財，萬曆皇帝到處搜括，並借用宦官“開發”了許多賺錢的門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礦監稅使。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許多地區的經濟都非常繁榮，萬曆皇帝派遣大批礦監稅使到各地明火執仗地掠奪財富，由此，宦官在經濟領域內橫行肆虐，給社會各階層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製國家經濟命脈：
第一，幹預稅務征管。明初就曾設個別的宦官核實稅務，到萬曆時宦官們已控製了各地的稅務機關。宦官們用增稅、濫稅的方式大肆搜括銀兩，在沿江、沿河、道路橋梁處都設置了重重關卡收稅，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稅收使商家已無利可圖，商家紛紛停產，經濟幾乎陷入停滯。
第二，宦官督查礦業開采。明中期後，礦冶采煉業需求增多，獲利甚豐。萬曆年間全國的礦廠幾乎都由宦官控製。宦官們及其隨從出任礦使後往往與地方地痞無賴相勾結，在地方上欺壓官民、掠奪富戶、為非作歹。並把掠奪的巨額稅額私自截留，中飽私囊。有人統計，萬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礦使向國庫上繳銀兩三百萬兩，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於上繳之數。礦監肆無忌憚地盤剝，經常激起正直官吏、傾家蕩產的富戶及無以為業的貧民的變亂。
第三，宦官控製了國家的歲辦、采辦、皇店。歲辦指各地每年上貢的土特產。采辦是根據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納、采購和督造的物品。宦官們擔任歲辦、采辦的督造之職，對業主們百般刁難。如江西景德鎮的陶瓷戶、蘇州的織戶，都因為宦官的勒索而無利可圖，進而關門歇業。孫隆督造浙江，數年內即盤剝機戶數百萬。皇店是皇家開的由宦官經營的商店，其收入歸內庫。宦官們把皇店作為自己發財的途徑。他們以經營皇店為名，開設私店牟取暴利。這種依仗國家勢力進行的壟斷性經營，對民間的商業活動危害更大。
第四，宦官經營倉儲。明代倉儲有中央和地方兩種。宦官們逐漸控製了對倉儲的管理，並巧立名目。如規定商人交物品時需要包裝物品，以防物料損壞。宦官們提高包裝物品的費用，有時商人支付的包裝費超過物料的價值。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瀚曾上書揭發：“商人每年納錢糧，都苦於宦官收取的鋪墊，有許多富餘之家，竟因鋪墊而破產，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懸梁者，也不在少數。”貪汙倉料也是宦官們斂財的重要手段。
橫行各地的礦監稅使中，最為驕橫的要數陳增、馬堂、陳奉、高淮、孫隆等數人。陳增是萬曆年間的宦官，後被派往山東任采礦使，為皇帝籌集營建宮殿之資。陳增到山東後即插手地方事務，並與福山知縣韋國賢發生矛盾。陳增誣告韋知縣阻撓開礦，將其逮問削職。山東參政萬象春僅為韋國賢辯護了幾句，竟也被停發薪俸。陳增隨即在山東大規模地強行采礦，隨意抽取壯丁鑿山開礦，致使多人死在礦中。陳增將少朝萬曆孝靖皇後鳳冠量所得遞送朝廷，而將大部分歸入自己私囊。一些官員對陳增的做法不滿，紛紛上書揭發。結果陳增未受懲治，揭發的官員反而皆受到懲處。
與陳增出任礦監的同時，宦官馬堂也在山東征收店稅，並采取了公開持械搶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懲辦，致使中產之家多半破產。馬堂每年在山東抽稅十五六萬兩，自己私吞一半以上。當時有人統計，馬堂在山東的七年時間，所吞食的稅銀及搜括民財共計達到了130多萬兩。對此，陳增十分眼紅，急忙上書皇帝，請求兼管山東的店稅。“九千歲”的權閹魏忠賢得到萬曆皇帝批準後，陳增將掠奪之手也伸向經濟較為發達的臨清，並因爭設稅卡而與馬堂發生矛盾。後來雖經調解，兩人還是爭相設卡，重疊征稅。一些窮鄉僻壤沒有店鋪，集市上賣的柴米油鹽都要交稅，山東官民深受其害，陳增和馬堂卻發了橫財。
陳奉是萬曆年間最驕橫的礦稅使之一。他本是禦馬監的奉禦，於萬曆二十七年被派往荊州征收店稅，兼采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他一人兼領數職，權重勢大，十分驕橫，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壓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黨羽爪牙則直入民宅奸淫婦女，無惡不作。富家大戶被迫傾家行賄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陳奉在荊州地區挖墳掘墓，喪盡天良。陳奉的行徑多次激起民變，但由於萬曆皇帝熱中於斂財，一再支持陳奉，彈壓地方官民。陳奉所到之處，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對於反抗的百姓，動用兵力血腥鎮壓，反對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陳奉從武昌回京時，運載財寶的舟車數裏不絕。為防止老百姓搶奪，隻得動用了大量官兵護送。
高淮本是市井無賴，後自閹入宮，任尚膳監監丞。當萬曆派遣礦監稅使之時，高淮看到這是發財的好機會，便重賄宮中權臣，出任遼東礦稅使。高淮到遼東後，社會上的殘渣餘孽及遊手好閑之徒紛紛投其門下充當稅使。他們或公開搶掠，或敲詐勒索，罄人之產，淫人主婦，遼東人民如蹈湯火。對於那些膽敢反抗的商民，不論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雙腳懸在井中，稱“懸頭係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樹上，稱“抽腳朝天”；有的被攔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稱“腰束呂公絛”；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鐵皮上，稱“烘焚暖炕”，至於拳打腳踢、鞭腹笞背，更屬家常便飯。高淮還將遼陽的富戶登記在冊，逐一敲詐，多者數千兩，少者數百兩，最少的也需數十兩。富商張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聞知後，強行奪走了張柱的兒子，並借此向他勒索，陸續索銀達四萬餘兩方才罷手。
孫隆是萬曆年間的蘇州織造太監並兼管蘇州稅務。蘇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業重鎮，經濟非常發達，孫隆在蘇州各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向商販征收重稅，以至於行商小販不敢轉運，稅源日漸稀少。孫隆見狀，又強行向機戶征收高額稅金。規定每張機納銀三錢，產紗一匹納銀二分，產緞一匹納銀五分。許多機戶被迫關門歇業，不少人餓死。蘇州的上萬市民們被迫走上街頭，在機戶葛賢的率領下，喊著“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進行反抗，並打死孫隆的爪牙。孫隆見勢不妙，嚇得跳牆逃往杭州。麵對群情激憤的局麵，作為礦監、稅監的後台，萬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此事出於公憤。率眾反抗的葛賢，後來被蘇州人尊稱為 “葛將軍”。經過這一事件，孫隆雖未遭到懲處，卻也威風盡失，後來竟不知所終。
“中常侍”與內侍省
秦漢帝國建立後，“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封建官僚機構日趨龐大。與之相適應，宦官製度也趨於完善，機構漸設，人數漸增，且正式被納入官僚體係之中，成為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宦官同時擁有了雙重身份：既是侍奉君主生活起居的家奴，又是參預國家政治的官員。宦官機構被納入官僚係統及宦官身份為轉變，實際上也為宦官的幹預朝政，進而專擅朝權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秦始皇像秦漢時期宦官機構的隸屬係統比較分散，也比較複雜，尚未形成統一的宦官主管機構。就使用宦官的範圍言之，有皇帝、皇後以及皇太後、太子、王子、公主諸宮；就宦官的隸屬係統言之，有為君主服務的少府係統、為皇後服務的大長秋係統以及為皇太後、皇太子服務的諸宮卿係統。盡管宦官的員額與機構呈現出明顯增長的趨勢，但不同係統之間的宦官，彼此不相統屬。
秦漢時期的中央高級官員主要是所謂的 “三公”、“九卿”，少府即為諸卿之一。少府掌管帝室財政，與執掌國家財政的大司農有明確分工，所謂“司農領天下錢穀，以供國之常用；少府管池澤之稅及關市漢代鎏金熏爐之資，以供天子。”其實，少府所轄並不僅限於帝室財政，而是涉及到帝王生活的方方麵麵，實際上充當了內廷大總管的角色，因而宮中宦官大多也就歸屬少府管轄。然而，少府乃是朝廷九卿之一，本身並非宦官，而且少府係統下轄機構眾多，隻有一部分例由宦官主領，主要分兩類：一是侍從於皇帝左右，承宣傳達、關通中外的中常侍、小黃門等；二是負責內廷供養及雜役事務的掖庭令、禦府令等。相較而言，前者地位較高，但無從屬機構；後者地位雖有所不及，但掌管實際職事，且轄有僚屬。所以秦漢時期的宦官多以前者的身份，兼領後者的職事。
除了少府係統所屬宦官外，還有大長秋係統的宦官機構。漢代的大長秋乃由秦代的詹事和將行兩職逐步演化合並而來，主管皇後宮事，其屬官基本上都是宦官，就連大長秋之職本身亦多由宦者擔任，地位稍低於作為九卿之一的少府而略高於中常侍。東漢時期皇太後屢有臨朝聽政者，大長秋尤其尊顯，權閹鄭眾、江京、曹騰諸人均先後任過此職。
西安城樓秦漢時期的皇太後宮、皇太子宮及諸侯王宮也有宦官機構的設置。皇太後宮宦官地位最高者為太仆、衛尉、少府，即所謂“太後三卿”。為了與皇帝及朝廷所轄官員相區別，一般在其前麵加太後所居宮殿的名稱，故而史籍中便有了“長樂少府”、“長信衛尉”之類的官稱。從總的看來，太後三卿的執掌與主管皇後宮事的大長秋卿類似，但兩者也有區別，即皇太後宮的宦官機構並非常設，有太後則置，無太後則廢。東漢時期皇太後屢有臨朝稱製者，皇太後宮中宦官的地位亦隨之尊顯莫比。
秦漢時期各宦官係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常侍”。其重要性可簡單地概括為地位高、權勢重、任職專、兼領廣、員額寬五個方麵”。中常侍秩比二千石，沒有定員，眾多的權閹可以同時就任中常侍，而且擔任這一職位的閹宦還可以兼領其他署卿之類的官職。中常侍出入禁中，傳達內外，能夠“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地位相當特殊。也正是由於其地位特殊，使閹宦之外的朝廷官員無法染指。在宦官勢力急劇膨脹的東漢時期，中常侍已成為最重要的職務，那些能夠專權擅政的宦官大多都任此職。東漢漢武帝劉徹像靈帝時期的張讓、趙忠等“十常侍”，更是時刻隨侍在皇帝左右，並趁靈帝年少無知而代其覽閱朝臣章奏，進而把持朝政，挾製幼帝。昏庸的靈帝竟甘心受製，公然稱張讓為“父”、趙忠為“母”，成為曆史奇聞。
秦漢時期的宦官大致完成了由 ”刑餘” 到 ”官員”的轉變以及由“家奴”到“主人”的轉變。此時的宦官周旋於君主與朝臣之間，已經具有了家奴與官吏的雙重身份。他們有官號、有職事、有秩品、有俸祿乃至有爵位，並可娶妻成家、養子傳爵。在某些特定的曆史時期，宦官與君主的角色也呈現出互換的情形。宦官趙高視唐三彩宦官俑秦二世一如股掌之中的玩偶，自己形同無冕的“太上皇”，皇帝的篡立與廢誅皆操於其手便是一例。東漢自安帝之後，皇帝或直接由宦官策立，或由宦官與外戚共同策立，其皇位與權柄概由本是“家奴”的宦官所決定、所把持，甚至於“主人”的生命亦懸之於“家奴”之手，到了奴大欺主的地步。
秦漢時期宦官的身份地位盡管有了如此重要的轉變，但就製度化建設而言，仍然是不完備的。表現為宦官機構的隸屬係統分散而複雜，缺乏一個統一的宦官主管機構。機構之間的不相統屬必然導致宦官自身勢力的分散，宦官專權便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帶有了偶然性。這一情形在隋唐時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標誌便是集中統一的宦官管理機構——內侍省的設置。由此，宦官專權便有了製度的保證。
內侍省始設於隋唐時期，其名稱屢經改易，至唐中宗之後方確定為“內侍省”，並一直延用下來。內侍省設置內侍監二人，以為本省長官，掌內侍奉，並承宣製令。其下設少監二人、內侍四人作為副手。在內侍監、少監和內侍以下，複置掌通判省事的內常侍六人；掌承旨勞問及分判省事的內給事十人；掌儀法、宣奏、承敕令的內謁者監十人；掌諸親王命婦朝集班位的內謁者十二人；掌糾察宮內不法之事的內寺伯六人；掌皇後出入執禦刀冗從的寺人六員。
內侍省的下屬機構有所謂的“六局”：
掖庭局。掌宮禁女工、宮人名籍等事，設令二人，丞三人。另設有負責教習宮人書算與眾藝之事的宮教博士二人以及負責宮中工役雜作之事的監作四人。
宮闈局。掌侍奉宮闈、出入宮鑰等事，設令二人，丞二人。另設有負責承傳諸門管鑰的內閽人二十名以及負責宮中傘扇的內掌扇十六人。
奚官局。掌奚隸工役、宮官品命及宮人醫藥喪葬等事。設令二人，丞二人，並設書令史、書吏、典事、藥童等佐吏若幹人。
內仆局。掌中宮後妃車乘出入導引等事，設令二人，丞二人，下設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另有掌習禦車輿雜畜駕士二百人及掌檢校車乘的典事若幹名。
內府局。掌宮中所藏寶貨給納之數以及供應燈燭、湯沐、陳設等事，設令二人，丞二人。另有書令史、書吏、典史、掌固、典事若幹名。
唐朝宮苑圖內坊局。又稱太子內坊局，掌東宮閣內及宮人糧廩之事，其地位高於其他五局，設令二人，丞二人。另設掌序導賓客的坊事五人；掌宮內儀式導引、通傳勞問、糾劾非違、察出納入等事的典直四人；掌帥閽人、內給使以供其事的閣帥六人；掌諸門出入管鑰及傘扇燈燭之事的內閽人八人；掌車乘事務的內廄尉二人。此外還設有錄事、令史、典事、駕士等佐吏若幹名。
隋唐時期內侍省的設置，使得原屬皇帝的少府係統、屬皇後的大長秋係統以及分屬皇太子、皇太後各個係統的宦官機構趨於集中統一。這種變化對後世的影響至為深遠。一方麵，機構因管理宦官而設，並由宦官自行管理。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秦漢時期內廷宦官機構歸屬非宦官係統的少府管轄的局麵，從而使宮廷之中的宦官從組織上獨立出來，聚為合力，進而為宦官集團與朝廷官員的對抗提供了組織保證。唐朝中後期持續發展的南衙北司之爭，正是其直接的後果。另一方麵，各個係統宦官的集聚，必然會大大增強宦官內部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宦官是宮廷中的特殊群體，他們在遭受閹割後，身體慘遭傷害，精神蒙受摧殘，其外在形象與生理機能也因閹割而呈現出自身的特征，因而極易產生深重的自卑感與強烈的報複心理。共同的生理缺陷與生活環境本來就容易使宦官之間產生彼此的認同感，而隋、唐時期宦官係統的集中與統一，則使得這種認同感有了組織上的保證，進而為宦官政治集團的形成與鞏固提供了條件。
隋、唐時期內侍省製度經由宋、元兩朝的繼承與發展，至明代進一步演變為“二十四衙門”。由此，匿官勢力極度膨脹，全麵介入國家政權的各個方麵，從而形成了繼漢、唐之後的第三次宦官專權高潮。
二十四衙門
明代宦官人數之眾多、機構之龐大、職能之全麵，在中國曆史上堪稱之最。它不僅繼承了隋、唐時期內侍省的特點，將宦官機構盡數囊括其中，而且將以前製造宮廷用具的非宦官機構以及本屬外朝官員所轄位於北京昌平天壽山的明長陵幕碑的諸多事務也一並歸入了宦官組織係統，進而導致了明代宦官勢力的極度膨脹。
明代的宦官機構統稱為內府衙門。它以包括十二監、四司、八局在內的所謂“二十四衙門”為主體，同時含容二十四衙門之外的數十個諸如內府供用庫、司鑰庫、內承運庫之類的機構。
司禮監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的首席衙門，也是整個宦官係統中權勢地位最高者。但它在明初，地位與職掌並無特別之處。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內廷十一監中，司禮監僅排名第八。後來因相權的衰落而扶搖直上，不僅成了事實上的內廷事務總管，而且職權還涉及外廷朝政，司禮監的首領太監因而號稱“無宰相之外，有宰相之實。”明代曆朝擅政的權閹，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都是司禮監的首領太監。司禮監的職權主要有三項：
批答奏章，傳宣諭旨
這是司禮監最主要的職權。明代各類奏章的批答照例先由內閣用小票草擬，稱“票擬”，然後由皇上朱筆批出，稱“朱批”。但每天的奏章文書眾多，除了禦筆親批數本外，實際上全數由司禮監掌印太監率同秉筆，隨堂諸太監代為批閱。按照朝廷的規定，司禮監太監必須遵照內閣擬定的票擬，用朱筆楷書寫出，有時內閣“票擬”中偶有偏旁缺誤的字，也“不妨略為改正”。如此一來，皇帝就輕鬆多了。也正是由於有了司禮監，明代有好幾位皇帝長年不臨朝聽政，而將朱批主權悉數交付司禮監代辦，結果明代大太監層出不窮，勢傾朝野。究其實際，問題就出在“不妨略為更正”一語。這不僅為宦官擅自改動內閣的票擬留下了餘地，而且為其勾結朝臣提供了便利條件。
皇帝玉璽批答內外奏章、傳宣諭旨及禦前勘合之事例由司禮監中掌印太監掌理，因而掌印太監秩位最尊，視同元輔。另有秉筆太監、隨堂太監隨同照閣票批朱，但例無定員，多則八九人，少則四五人。司禮監中設有文書房。掌印太監在司禮監的大堂正房中批閱文書，秉筆、隨堂太監則在文書房辦差。其中設象牙小牌一麵，長約寸餘，每天申時交接，輪流值班。文書房職近機密，管理嚴格。批答奏章、文書之人都是單身入室，閑雜人等一概不得進入。比較特殊的例子是明末權閹魏忠賢。在他專權之時，曾公然離開本衙，到乾清宮的大殿上批改文書。他大字不識一個，但記憶力驚人，批答奏章時，讓人在一旁高聲誦讀，隨聽隨答。監中秉筆、隨堂一般皆有相當的學識，明代諸帝也很重視這一點。末帝崇禎選任秉筆太監時就曾像考進士一樣在閹宮中進行考試，擇優錄取。有一次他出題：事君能致自身，結果鄭惠與曹化諄考中。
總管內廷宦官事務
司禮監設提督太監一員，負責督理皇城內一應儀禮刑名及鈐束長隨、當差、聽事各役，同時還負責關防門禁、催督光祿供應等事。這實際上總攬了內廷宦官的督責事宜，位重勢大。宮中二十四衙門及山陵等處宦官的姓名、職級、履曆、執掌均屬其管轄範圍，若宦官有違禁之事，也例由其處置。因而宮中宦官見了皆須叩頭稱“上司”，絕不敢稍有懈怠。這實際上已使司禮監處於總管或統領其他宦官機構的地位。
兼領東廠及其他重要職位
東廠始置於永樂十八年。《明史·刑法誌)載：“成祖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廠於東安門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東廠設提督太監一員，全稱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簡稱“提督東廠”，也可尊稱為“督主”或“廠公”。東廠的職掌大致限定為“刺緝刑獄主事”，但事實上東廠緝察偵訪的範圍相當廣泛。京城、皇城各門關防出入，都需定時向東廠奏報。地方失火、雷擊以至京內的糧、米、油價，每月三十日也需定期彙報給東廠。所以時人稱京城中“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東廠的關防也敕諭隆重，文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並有欽賜密封牙章一枚。東廠衙署中高懸禦書匾額，上書四個大字：朝廷心腹。
提督東廠的太監起初並非專出於司禮監，後來則專用司禮監秉筆太監之第二或第三人充任。秉筆太監由此也變得位尊權重，炙手可熱，通常被視為總憲兼次輔。間或也有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的情形，但這無疑將會大大加強其權勢。萬曆年間的大宦官馮保“既掌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臭名昭著的權閹魏忠賢也是以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掌東廠，權傾朝野，威福一時。
除了東廠外，明代還有西廠、內廠的設置，掌理其事者也是太監，但並非司禮監。成化年間，京城盛傳“妖狐”夜出，人心惶惶，更有人哄傳“妖人”用妖術進入皇宮大內。憲宗皇帝密令禦馬監太監汪直出宮伺察，隨即設置西廠，由汪直任提督太監，但不久即罷撤。武宗正德年間，權閹劉瑾複置西廠，提督太監穀大用也出自禦馬監。劉瑾還曾在榮府舊倉地設內辦事廠，京城人稱“內行廠”。劉瑾被誅後，西廠、內行廠俱被罷廢。
孔子退修詩書圖司禮監還有內書堂的設置。明初裁抑宦官勢力，嚴禁宦官讀書識字。永樂年間這一禁令已漸鬆弛，至宣德年間，設立內書堂，作為專門的內廷宦官學校。據劉若愚《酌中誌》的記載，司禮監位於地安門內吉安所南。進大門向西稍偏南有一處院落，院內有鬆樹十餘棵，這裏便是內書堂。先師孔子的牌位麵南而放，兩邊是一副楹聯：
學未到孔孟門牆，須努力趲行幾步；
做不盡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
宮中凡是奉旨收入的太監，選擇其中十歲左右的二三百人，集中內書堂讀書，堂中教習一般由翰林院官員擔任。司禮監提督總理堂中事務，掌司、學長具體負責。內書堂中的米肉菜蔬都是由光祿寺供應。屆時選擇吉日，拜見聖人孔子，拜見詞林老師。最初入堂學生從長安右門入，從北安門出，後來則統由北安門出入。
在內書堂中就學的太監，每人各有白蠟、手帕、龍卦香等進呈先生，以為束脩。所讀書目，多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等尋常讀物。堂中凡是心誌自高的太監，往往另備書籍自修。堂中派年長又有勢力的太監作為學長，學長八人或六人。選能書善書的人為司房。就學的太監如果背書不會、寫仿不堪，又損汙書仿，犯規有過，則詞林老師批以數目，並予以施懲。小過則由學長用戒尺打手，稍重者令在聖人前罰跪，再重的則“扳著”。 “扳著”是一種體刑，是向聖人前直立彎腰，用兩手扳著兩腳，不許體曲，曲則用戒尺亂打。半炷香或一炷香時，往往頭昏眼花，再重的便是昏死僵仆，直至嘔吐成疾。
除司禮監外，還有十一監：
禦用監負責造辦禦前所用的圍屏、擺設、桌櫃、床榻諸木器以及象牙、檀木、雕漆、棋子、骨牌等玩器。禦用監還掌管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奏進禦前。
內官監負責宮廷營作，下轄十作：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東作、西作、油漆作、婚禮作、火藥作。另有米鹽庫、營造庫、皇壇庫等一應營造材料庫。凡營造宮室、陵墓以及禦前所用器具，概由該監掌理，因而外廠其多，各有提督、掌廠等官負責。
禦馬監設置的時間最晚，掌管禦廄兵符之事，責權較重。提督西廠的汪直、穀大用都出自禦馬監。
司設監專責管理鹵簿、儀仗、圍幕、墊褥以及各宮冬夏簾幃、涼席、帳幔、雨具、大傘等事。這是內府衙門中事情繁雜且較為辛苦的一個衙門，無權無勢，地位卑微，也不似禦用監和內官監那般有油水可撈。
尚寶監在南北長街西西苑門正東，職掌禦用寶璽、敕符、將軍印信。皇帝的寶璽平日是由宮內女官保管的，遇到用寶時，由尚寶監請旨，按手續領取。
明朝萬曆年間宮廷中的藥櫃神宮監位於端門左邊，靠近宗廟，職掌太廟祭祀、灑掃及香燭之事。其掌印太監一般由司禮監監官和文書官員升擢。
尚膳監負責禦膳及宮內食用並筵宴之事。宮中每天的早、中、晚禦膳以及奉先殿供奉膳品皆由其掌理。但據劉若愚《酌中誌》記載，明宮中的禦膳大多是由司禮監掌印、秉筆及掌東廠太監輪流置辦的。
尚衣監負責禦用冠冕、袍服、靴、襪等事。
印綬監職掌古今通集庫，鐵券誥敕、貼黃、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諸事。凡追奪誥命，皆須交納本監後銷毀。
直殿監負責皇極殿、建極殿、中極殿、武英殿、文華殿等殿廷樓閣廊廡的灑掃事務。在十二監中，此監算得上是勞苦冷清，既無大廳也無公署。
都知監負責皇帝車駕外出時，在前麵警蹕清道。這是個冬寒夏熱的苦差使，監中太監又難以升轉，號稱是十二監中的下下衙門。
明製，宮中十二監各設正四品掌印太監一員，從四品左、右少監各一員，正五品左、右監丞各一員，正六品典簿一員，從六品長隨、奉禦無定員。
四司為惜薪司、鍾鼓司、寶鈔司、混堂司。各司設正五品司正一員，從五品左、右司副各一員。
惜薪司專管宮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臣柴炭以及負責疏浚宮中溝渠、抬運糞便。每月四、十四、二十四三日，開玄武門，將宮中糞便抬運出去。春暖時，領夫役入宮掏浚宮中溝渠。冬日供炭時還負責防冰凍、防失火。
寶鈔司負責用商人提供的稻草製造草紙，曬幹以後入庫，供宮中使用。皇帝所用的草紙由內官監製作，呈淡黃色，細密綿軟，由伺候皇帝大、小便的管淨近侍保管。司中所造的草紙，一般豎不足二尺，闊不足三尺，以獨輪車運送平地曬幹，然後入庫。
鍾鼓司的首要職責是出朝鍾鼓。凡聖駕朝聖母回宮以及萬壽節、冬至節和年節升殿回宮之時，也在聖駕前演奏樂曲，迎導宮中升座承應。另外鍾鼓司還負責宮內樂舞、演戲、雜耍等事。
明憲宗遊樂圖（部分）明思宗殉國處混堂司職掌宮中沐浴之事。由惜薪司供給柴草，內官監撥給夫役。但宮中的太監一般都在皇城外的堂子洗澡，那些無緣入宮的“無名白”多在那裏替宦官擦澡討賞。
明宮中的八局各設正五品大使一員，從五品左、右副使各一員。其中兵仗局掌造刀、槍、劍、戟、鞭、斧、盔、甲、弓、矢等軍用器械和宮中零用的鐵鎖、針剪以及做法事所用的鍾鼓鐃鈸等。巾帽局負責內官、內使所用平巾官帽以及駙馬、藩王所用旗尉帽靴。針工局負責宦官的冬、夏衣物，發放鋪蓋銀。內織染局掌理染造禦用和宮內應用緞匹絹帛之類。酒醋麵局負責製造宮眷、宦官食用的酒、醋、麵、糖等物。司苑局負責宮苑中種植的蔬菜和瓜果。浣衣局位於德勝門迤西漿家房一帶，是唯一不在皇城內的一個內府機構。浣衣局是收容年老、有罪宮女的地方，靜待自斃，以防泄露大內之事。銀作局負責製造宮中所用的金銀器飾。該局製作的金銀豆、金銀葉，重皆不足一錢，是供皇帝賞賜時拋賞下人之用。
明代在二十四衙門之外，還有許多專職的宦官機構，粗略統計即達四十有餘。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宮中太監還有禦前近侍一類。其中有掌理禦用的乾清宮管事；有專職打卯牌子和隨朝捧劍的；另有禦前牌子、暖殿、讚禮、答應、長隨、尚冠、尚衣、尚履等諸多雜役。大致說來，太監中身材高大強壯的多委派抬轎、持傘。每當皇帝車駕出行，都有答應、長隨等抬著弓箭、賞賜等禦用之物緊隨其後。這些得以朝夕在皇帝身邊服侍的禦前牌子，都由皇帝親自挑選，不但要年輕俊美而且要善解人意。
宦官的升遷與獎賞
從本質意義上看，宦官首先是君主的家奴，但隨著曆史的演化，他們又逐漸有了官職甚至爵位，進而成為國家官吏隊伍中的一員。有官職就會有相應的升遷，奴才做得好就該有相應的獎賞。然而宦官這種集官員與奴才於一身的特殊身份，確實又使其與朝臣外官正常的仕進升遷有了許多不同之處。
首先，國家官員的升遷是以考核製度相聯係的，而宦官的升遷完全取決於君主本人的愛憎與喜好。中國古代對官員的考核製度總體上講是非常嚴格的，在正常情況下，官員的升遷與黜降都必須以能力、品行、政績等各方麵的考核結果為依據。宦官作為內廷近侍，其日常表現外臣無從得知，而正常的考核條目對他們也明顯不適用，所以他們盡管可以看作是官員的一部分，但很難成為官員考核的對象，其升遷自然也清朝官員頂子無須以考核結果為依據。就曆朝的實際看，所謂的 ”久宿衛”、“特見親愛”、“頗見親佞”都可成為宦官升遷的重要依據，而且從秦、漢時期的三公九卿，到明、清時期主管官員考核與升遷的吏部尚書，對內廷宦官的升遷與黜降都無權染指，全憑君主一人的好惡愛憎而定。
其次，宦官的升遷不必循階而進，蒙受君主寵信後的“不次超升”往往成為其主要方式。清代太監進宮後，一般先要在各司處當小徒弟，並要認一個主事的小太監為師。如果差當得好，便可由小徒弟、小夥計、小太監、回事的逐步到首領、掌案直至總管太監。這大致是宮中太監正常的晉升序列。但事實上，真正按此序列一步步從地獄爬到天堂的恐怕沒幾個，因而宮中太監的絕大部分盡管小心翼翼、勤勉辛苦，卻也免不了潦倒一生。相反有的太監入宮不久便交到好運，得到多次晉升。清末權閹小德張十五歲入宮，十六歲時進了宮中南府戲班。他知道大權在握的慈禧太後喜歡聽戲，便刻苦練功，終於得到了慈禧的賞識，不幾年就爬上了禦前太監首領兼南府戲班總提調的高位。
小德張的經曆，其實也涉及到了問題的另一方麵，即宮中太監的升遷並非僅限於職位、品秩的提升，或者更確切地說，從宮中的雜役遷轉內廷、侍候皇上才是最關鍵的，它體現出宦官在內廷中身份地位的改變和君主對其親信度的提升。明代宮中十二監，司禮監最接近皇上，地位也最高，其掌印太監與都知監、直殿監的掌印太監不啻天壤，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即使是其他各監的掌印太監見了也須跪拜，如同見了上司一般。其中關鍵在於，宮中宦官的升遷既然隨君主的好惡而定，那麼接近君主進而求得其信任與賞識，就成了升遷的必要前提。
宮中宦官受到君主寵愛或建立功勞固然可以升遷，但曆朝對宦官的品秩都有限製。明朝建立之初，宦官品秩極低，後來不斷擢升，但仍規定宦官的最高品秩一般不得超過四品。清乾隆年間也明確規定：宮內太監官職以四品為定，永不加至三品以上。至於晚清時期或曆史上其他一些特殊時期，個別深受君主寵幸的閹宦被加授三品甚至更高的官品，則屬於特例。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君主對宦官職位的升遷是有限度的，而必須輔助以其他的獎賞形式。概而言之，受君主寵幸的閹宦除了升遷之外，還有如下幾種獎賞方式：
清代官員補子賜金銀財物。這是對蒙受恩寵的太監最為常見的獎賞方式。唐敬宗年少即位，性喜遊樂，陪侍的宦官不時會得到賞賜，或財物、或宅第、或珍玩，一任興之所至。明朝嘉靖皇帝由藩王入繼大統，宦官穀大用迎立有功，特賜金幣若幹。正統年間，宦官阮安督造三大殿有功，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另有彩緞八表裏。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的銀作局負責製造宮中所用的金銀器飾，其中該局所製金銀豆、金銀葉，重皆不足一錢，樣式卻很是精美，專供皇帝高興時拋賞下人之用。
加祿米或致仕全俸。宦官的官職升遷曆朝有規定限製，君主為避免朝臣議論，便通過對立功宦官增俸加祿或致仕全俸的辦法加以變通。明代成化年間的禦馬監太監汪直先因功加祿米二十四石，又因在建州和威寧為朝廷立功而分別加祿米三十六石與四十八石，複以黑石崖之功而一次增祿米三百石。如此前後累計已高達四百八十石。按明代洪武年間所立定製，朝廷正一品官員月俸米八十七石，最低的九品官僅月俸五石而已。汪直的俸祿已達當朝一品的五倍多，更高出九品官近百倍。皇上恩加祿米，在明代一般以十二石為一級，但對一次升賞幾級沒有明確的限定。這就使得越加越多，數級不足，增以十數級，再增以數十級。至明末天啟年間，竟一次增祿百級，高達一千二百石之巨。曆代宦官大致上都有休沐致仕的製度，達到一定品級者可享受半俸，皇上特別加恩可給全俸。見於曆史記載的如唐文宗時的宦官梁守謙、魏弘簡致仕後即獲全俸殊恩。
賜名、賜號或賜印記。內廷宦官大多出身貧寒之家，識文解字者寥寥無幾，他們的名字往往聽之不雅。曆史上還有許多王朝，故意為入宮的宦官起上帶有侮辱性的名字，以讓其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並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唐肅宗時的權閹李輔國就先後被皇上賜名“護國”、“輔國”，並終以“李輔國”之名傳世。李輔國後來因擁立唐代宗“有功”，特賜號“尚父”，威權一時。明代宦官多有被賜印記者，或為銀章，或為牙章，或為石章，均有文記。據史載，明宣宗曾賜禦用監太監王瑾銀記四枚，文曰：忠肝義膽、金貂貴客、忠誠自勵、心跡雙清。明憲宗賜司禮監太監譚昌牙記二枚，文曰：忠誠不怠、謙亨忠敬。明世宗賜司禮監太監張佐銀記四枚，文曰：集謀補德、端忠誠慎、輔忠、勵忠。
為其父母授官或加贈官號。古代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說，朝廷官員達到相當的官職，父母會享受加贈官號的恩賜。宦官從身份上說也是有官職的朝廷官員，其父母也理所當然應被加贈一定的官號。唐玄宗時期的著名宦官高力士，父得贈“廣州大都督”、母得贈“越國夫人”；橫行於唐代宗時期的權閹程元振，父得贈“司空”、母得贈“趙國夫人”。明朝正德年間，禦馬監太監丘聚、魏彬和司設監太監馬永成等宦官已故的父親都被追贈錦衣衛指揮使。值得特別提及的是，在宦官勢力膨脹的時代，得勢宦官的父親還可能直接被授予實職。如正德年間禦馬監太監穀大用的父親穀奉和禦用監太監張永的父親張友，都被授予錦衣衛指揮使。這也是明代宦官之父直接授官的開始。
恩蔭妻子或族中弟侄。宦官是喪失了生殖能力的閹人，本不可能娶妻生子。但宦官也是人，也想享受到家庭的溫暖與感情的慰藉，而且由於上層宦官的地位尊崇、有財有勢，因而曆史上閹宦非但娶妻不稀奇，即使是娶高門大戶之閨秀也不罕見，收養子以求老有所寄更是相當普遍。唐朝肅宗皇帝曾親自為寵宦李輔國指婚，明朝宣宗皇帝曾將兩名宮女指配給宦官王瑾。曾曆仕唐朝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諸朝的大宦官仇世良娶的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兼禦史大夫、贈戶部尚書胡承恩之女。嫁給宦官的女子在某些方麵當然會有所損失，但這種損失會在另外的方麵得到更大的補償，否則肯定不會有人心甘情願地嫁給不能行夫婦之道的宦官。這種補償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宦官之妻本身榮崇而富貴，一生吃用不愁。這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能一生溫飽不愁，其實是不容易的。二是權閹之妻可能得到皇上的冊封。如仇世良的妻子胡氏，因為出自名門望族，仇世良又執掌權柄，累封至“魯國夫人”。三是宦官之妻的家族可能因與權閹聯姻的裙帶關係而飛黃騰達。如高力士娶作吏京城的呂玄晤之女為妻，呂玄晤很快就被擢升為少卿，並出任刺史。
古代錢幣曆朝宦官大致上也多有收養嗣子的，出於同樣的道理，這些人也會在許多方麵得到補償。唐德宗時曾頒詔敕，規定五品以上的宦官許收養子一人。這實際上是對當時早已存在的宦官養子現象的一種肯定。然而唐代宦官所收養子往往不止一人，收養數子、數十子乃至數百子的大有人在。仇世良有養子五人，楊複光有養子數十人，楊複恭則有養子數百人。仇世良的五個養子，除了第五子因年幼而未及出仕外，其他四子皆承恩入仕。長子仇從廣，任宣徽使、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賜紫金魚袋；次子仇亢宗任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持節曹州諸軍事守曹州刺史兼禦史中丞、上柱國、南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從仇亢宗的職務看，顯然並不是閹人。唐代宗時的權閹魚朝恩為了替養子爭官位，曾麵奏皇上，乞賜紫衣。代宗還沒有來得及答話，魚朝恩已經命人取過隻有四品以上官員方有資格穿的紫色官袍，徑自讓兒子穿在身上。代宗心裏雖然不高興，卻也無可奈何，隻得強笑著解嘲道：“這孩子穿這件紫衣，正合身，正合身!”
因宦官立功或受寵而使家中侄弟拜受官、冊封爵位的現象曆史上也很多見。明朝成化年間，皇上因禦馬監太監葉達有功而賜其寶鈔幣帛，葉達拒而不受，並乞求皇上升其兄長為錦衣衛千戶。兵部官員當即回奏，稱無例可循，不可如此。但皇上最終還是將葉達的兄長升任指揮僉事。明代正德十年，皇上一次下旨使司禮監太監蕭敬及溫祥等十二名宦官各蔭弟侄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正德十四年，皇上以宦官禦用監太監張永等十三人營建乾清宮有功，令其恩蔭弟侄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內官監太監劉祥等十一人同時得到恩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的賞賜。
(6)賜諡或追贈官號。受到寵幸的宦官死後，也可以如同高級文武官員一樣享受贈官、賜諡的殊榮。唐玄宗寵幸的宦官高力士死後追贈揚州大都督，並特恩陪葬唐玄宗之泰陵；唐肅宗寵幸的李輔國雖然得贈太傅，但一則因為他相貌奇醜，二則因為他生前過於專橫，唐代宗特賜惡諡曰“醜”，聊解胸中惡氣。古代曆朝為了表彰功臣，多在淩煙閣為其畫像，以期流芳後世。據《大唐重修內侍省之碑》載，唐朝內侍省也有類似的建築，宦官中的功臣展示其中，“繼武帳之恩華，耀麟台之儀表”，以為後世表率。
除了上述幾種恩賞方式之外，見於曆史記載的還有賜敕旌勵、賜祠、賜祭、賜免死詔等等，至於賜蟒袍玉帶、賜內府騎馬、許內府坐轎之類，則更為多見。
宦官的管束與懲罰
君主馭下講究的是恩威並施，升遷與獎賞強調的是“恩”的方麵，管束與懲罰強調的則是“威”的方麵。
古代曆朝都有對內廷宦官的管束與懲罰製度。就管束的角度看，自秦漢而至明清，曆朝都有對內廷宦官的管束措施或條例，並較為明確地限定宦官的職權範圍。唐代之前，宦官尚沒有獨立的管理機構，對宦官的管理多由相應的機構完成。漢代司隸校尉“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其督察範圍之廣，幾乎達到“無所不糾”的程度，倘若任此職者公正嚴明，常常會使宦官畏懼不已。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嚴令內廷宦官不許幹預政事；不許與外官相交結；不許私置產業。與此同時，朱元璋還陸續製定了許多內侍必須遵守的具體行為規範，如不得在宮城內相罵，違者笞五十；不得在宮城內鬥毆，違者杖七十；不得懷惡逆之心，否則淩遲處死，如此等等。：
清朝自立國之初就奉行了裁抑內宦的方針，並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限製宦官幹預政事的 “祖製”、“家法”。順治年間，曾將禁止宦官幹政的諭敕刊刻滿漢文字告示天下，並在宮中鑄立了載有上述諭敕的鐵牌。此後的曆朝帝王一方麵遵循先帝“家法”；另一方麵則不斷地頒布管束宦官的詔諭，從而為後世提供新的“祖製”。清朝乾隆年間，弘曆秉承先皇聖訓，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人主持纂修《國朝官史》，較為係統地彙輯了清代裁抑宦官的有關聖訓與則例，現以針對各處首領太監和一般太監而提出的《各處首領太監處分則例》為例稍加說明。
《各處首領太監處分則例》共十六條，分三個等級對犯禁太監加以處分。
頭等處分三條：在禁地角口鬥毆者；在禁地白日飲酒酗醉者；在禁地相聚賭博者。以上犯者係首領則罰月銀六個月，係太監則重責六十板。
次等處分八條：不謹慎火燭失誤者；不謹慎坐更貪睡失誤者；不恪守法度，喧嘩無禮者； 收貯本處一切陳設官物，有不謹慎典守，以致失誤損傷者；收貯本處一切錢糧官物，有不謹慎典守，以致遺失缺少者；有將內外事情妄行傳宣者；首領太監不服總管管轄者；欽奉諭旨傳宣事件如不應幹預主人探聽傳播者。以上犯者係首領則罰月銀四個月，係太監則重責四十大板。
清宮藏鍾表三等處分五條：失誤關防者；看守本管地方，如有擅至不應至之處者；告假逾期、遲誤複班者；承值一應祭祀供獻器物，如不敬謹將事者； 宮殿監因公事傳集各處首領、太監等，有無故不至，以致失誤公事者。以上犯者係首領則罰銀二個月，係太監則重責二十板，唯”失誤關防者”，係首領罰銀三個月，係太監重責三十板。
“則例”還同時規定，受處分的太監皆須各自記檔，若屢犯而仍不知守法改悔者，由宮殿監具牌請旨，交內務府治罪。這也反映出清代的太監凡過失稍輕者，由宮殿監按條例治罪；凡過失較重或屢教不改者，則送交內務府治罪。內務府有關宦官的治罪條例多如牛毛，大凡內廷宦官賭博、逃跑、自傷自盡、私藏兵器、偷竊財物、偷釣宮苑魚蝦、吸食鴉片、外出聽戲飲酒、酗酒不法、逾期不歸、擅留外人在宮中居住、不服約束、借詞告病、托辭不願當差、恃眾滋事、當差失誤以及幹預政事等等行為，均有相應的治罪條例。
曆朝對犯法或犯禁宦官的處罰都比較嚴厲，就責罰方式而論，主要有如下幾種：
處死。宦官犯罪情節嚴重者通常會被處以死刑，其中又以死刑的執行方式不同而分為鳩殺、杖斃、斬首、淩遲等。遠則秦漢時的樊豐、王甫、管霸等人被下獄處死，近則明代權閹劉瑾被斬首及魏忠賢畏罪自縊後被梟首示眾，可謂史不絕書。清代管束內宦最嚴，曾嚴令禁止太監吸食鴉片煙，如太監有宮內吸食者擬斬監候；如有在外圍、陵寢、王公私宅吸食者擬絞監候。
由於宮廷之中曆來爭鬥不斷，有的太監便會成為宮廷鬥爭的犧牲品，不僅自己稀裏糊塗地被處死，甚至還會株連家人。東漢末年，宦官張讓擅權，矯詔殺大將軍何進。何進的部將吳匡與袁紹兄弟率軍攻入宮中，大肆誅殺宦官，無論老幼，凡不長胡須者一概殺死，數達兩千餘人。明英宗複辟後，將景帝所用的親信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盡皆誅殺，連坐者甚眾。
地獄圖籍家。籍家，即所謂抄沒家產，往往是與處死、入獄逮問或削職貶斥等處罰聯係在一起的。宦官作為殘餘之身，性喜貪財，而其中的許多人也確實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漢朝時期的內廷財務由少府主管，但隨著宦官勢力的增大，少府漸漸被宦官取而代之，東漢靈帝所聚斂的錢財而交由宦官保管者即達到數千萬之巨。唐代設立市舶使、營田使、內作使、內莊宅使等使職，而且多由宦官兼領，實際上是由宦官壟斷了內廷財務。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旦宦官被論罪，當然要同時抄沒家產，因為皇帝的財務就是由宦官負責的，那麼宦官所聚斂的大批錢財可能就是皇帝的錢。據史載，一些宦官被籍沒家產時，確實是富得驚人。唐朝權閹仇世良死後，被武宗下詔削爵籍家，其家產用三十多輛車子，運了一個月都沒運完。明朝權閹王振被抄家時，光金銀即有六十餘庫，另有玉盤百餘個、高達六七尺的珊瑚二十餘株，其他珍玩無數；劉瑾被籍家時，朝廷所得金一千二百多萬兩，銀二億五千九百八十八萬餘兩，其他多得無法計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劉瑾竟然私刻玉璽一枚；出入宮廷所用牙牌五百餘麵，以及皇帝所穿的蟒袍玉帶多件。
革職、降職或謫斥。宦官身處宮廷爭鬥之要衝，極易失勢遭遣或牽連治罪，因而曆史上多有宦官因細故而“斥遣還鄉裏”，或入獄監禁後“釋為民”，或削降官職後令其閑住，或由較高官職降為奉禦乃至小太監的記載。被革職或降職的宦官通常便無權再進入內廷。如曆經唐肅宗、唐代宗兩朝的大權閹李輔國在被免去中書令一職後，想進中書省遞表謝恩，竟被守門的小太監擋在了門外，稱：”尚書罷相，不合複入此門。”繼李輔國而起的權閹程元振後來也被削奪一切官爵，先放歸老家，又被流放溱州，永不許還京。
明代被革職或降職的宦官通常會被勒令離開內廷、謫貶異地。據《萬曆野獲編·補遺》載：內廷宦官犯罪較輕者可降為奉禦，或歸私宅閑住，或謫發南京居住，或發往鳳陽祖陵司香，但官品猶在。犯罪較重降為“小火”者，發謫南京孝陵司香，則無官品。更重者則降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再重者則“夾四夾，拶四拶，打一百，發南海子常川打更，則示意殺之，十無一存者矣。”清代宮廷中犯有過失的太監還有改派差使的處罰。通常的情形是從宮中調出，遣發至外圍當差，或改派其他下賤差使。對於那些謫貶期滿返宮的太監，大多數情況下也隻能分撥至外圍當差。
罰減錢糧。這是古代責罰宦官較為常見的辦法，尤其是清代更是常用。據《國朝宮史》所載處分則例，當時罰減錢糧的期限可分為二個月、三個月、四個月、半年、一年、二年等不同等級，最長的可達到六年。
枷號禁閉。清代宮廷中有枷號禁閉的處罰，期限從一個月直至二年不等，嚴重者可至終身枷號。枷號的地點通常是在內務府慎刑司，也可以在發遣之地。在大多數情況下，罰減錢糧、枷號禁閉以及責打、發遣等處罰都是同時並用的。如宮中太監私自留外人在宮中過夜，該太監先枷號三個月，期滿後再重責四十大板，六年內減食五錢銀兩。另如太監偷釣宮內園庭中的魚蝦者，一經發現，不分首從均枷號一個月，期滿後重責四十大板，然後發往吳甸鍘草三年，期滿釋回後永遠不得挑選為首領太監。如若再犯，枷號兩月，然後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到配後先重責六十大板，十年方準釋回。
杖笞。這是內廷中最常用的，也是最基本的處罰方法，可分為笞責、杖責與板責。明洪武年間製定的宦官管束條例規定：宦官在宮城內相罵，其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不服管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禦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杖七十。宦官在宮城內鬥毆，先鬥而理屈者，杖七個；不服管束而毆打者，杖八十；毆打奉禦者，杖八十；毆打門官監官者，杖一百。杖刑的刑具為長五尺、圓五分的實心青竹；板刑為長五尺、寬五分的青毛竹板。宮內行刑皆有規則，須先將受刑者按伏在地，臀部突起，然後一人按頭，二人按手，二人按腿，一人掌刑，另有一人在旁邊喊數。受刑的太監須一麵挨打，一麵高聲喊”饒恕奴才吧，下次不敢啦!”否則便有頑抗不法的罪名，進而加倍責事丁，一直打到喊出求饒聲為止。行刑還有殿上與處所之分。在殿上行刑，有主子在旁邊監刑，刑監便不能徇情，否則就要反坐；而在其他處所行刑，刑監就可以賣人情，打得輕一些。但無論是在殿上還是在其他處所，刑畢都須由刑監架著受刑太監到主子那裏，向主子叩頭謝恩。
以上所述責罰方式，大致是曆朝有關則例規定的處罰方法。實際上，曆朝君主都視宦官為卑賤的奴仆，甚至根本就不把他們當人看待，因而法外酷刑便不可免，種種非人的虐待也毫不稀奇。據晚清太監回憶，慈禧太後曾強逼一位老太監當眾吞食自己的糞便，致使該老太監屈辱、羞憤而死。另據晚清宮女的回憶，宮中太監最怕的事情便是自己侍候的主子鬧肚子。因為皇宮中沒有廁所，主子如廁時，太監須跪頂便盆而進，然後跪頂出來，迅即到宮外將便盆洗淨備用。一旦主子鬧肚子，侍候的太監即使是健步如飛也難免遲誤，累得要死且不說，稍有耽誤便免不了一頓好打。慈禧有一次鬧肚子，大便奇臭無比，旁邊侍候的小太監下意識地聳了聳鼻子，恰巧被慈禧瞧見，當即被責打五十個大嘴巴。清代內務府慎刑司還有“氣斃”之刑，即用七層白棉紙沾水後，將受刑太監的口鼻耳封住，然後再用杖刑責打，瞬時就可置人於死地。至於太監稍有疏失而被罰自己掌嘴，或被主子隨手拿起旁邊的物件打一頓，那更是不值一提的家常便飯。晚清太監對此解釋說：宮裏的女主子大多都是寡婦，日子過得無聊，對待下邊的人便喜怒無常，常常因為小事責打太監，尤其是她們心煩的時候，太監便成了她們泄氣的對象了。但天長日久，太監自有辦法對付。相傳，清代宮內的太監大多都製有兩塊長一尺、寬五寸的牛皮，當班的時候就把牛皮分別捆到大腿上。挨打時盡管照舊大喊求饒，但痛苦卻減輕了許多。太監們還給這東西起了個名字，叫做“護身佛”。
宦官的錢糧俸祿
宦官總體上看是君主的“家奴”，但其中的一部分又是朝廷的“官員”，因而其錢糧俸祿情形便稍顯複雜。大致說來，有官階的內廷宦官大多按官階或按官階折減發放俸祿；無官階者則多按其職任領取固定的錢糧。
秦漢時期的官吏等級以穀物計量單位“石”為衡量標準，石數越多，官職越高。最高的丞相可達萬石，低者為“比百石”以及百石之下的“鬥食”佐吏。秦代權閹趙高曾出任二千石的郎中令，後來又任萬石等級的丞相，但兩者均為朝廷外職。例由閹者擔任的官職，如黃門令丞、宦者令丞、禦府令丞以及後來的中常侍、小黃門、中黃門等都是有明確秩等的實職，而且其秩等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如中常侍初為“千石”，後增到“比二千石”；中黃門東漢初年僅“比百石”，後增至“比三百石”。一般說來，有官職即有俸祿，官職的高低就決定了俸祿的多少。
宋代宦官的俸祿基本上是按官階折減發放，這在曆史上是比較特殊的。當時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是按宦官所任職位的高低差等發放，如入內侍省都知、副都知、押班的俸錢皆為二十五千，供奉官十二千，殿頭七千，高品、高班五千，黃門三千。充任諸司使職的待遇較高，如內客省使俸錢六十千，延福宮使、景福殿使、宣慶使、宣政使等均為二十七千，皇城以下諸司使為二十五千。二是充領節度使、昭宣使、觀察使、防禦史、團練使的宦官，按各使額定的標準減折發放，如團練使的俸錢為一百五十千，宦官充領該職則折減為一百千。俸錢之外，宋代官員，包括宦官，還有祿粟，其發放原則與俸錢相類似。
古代銀元寶 盡管是折減發放，宋代宦官的俸祿維持生計大概還是綽綽有餘的。宋神宗年間，曾有宦官上書皇帝，自稱“受國厚恩，廩食過量”，因而俸祿“積而未請者七年”，並“乞令三司毀券”。七年未領俸祿而依然能夠維持生計，可見平時的俸祿有豐厚的節餘。
宦官除了俸祿外清代宦官的錢糧俸祿，據《國朝宮史》記載，主要有月銀、月米及公費銀三項。其大體情形是：四品宮殿監督領侍和正侍，每月月銀八兩，月米八斛，公費銀一兩三錢；五品宮殿副侍和正侍，每月月銀八兩，月米八斛，公費銀一兩三錢；六品宮殿副侍和執守侍，每月月銀五兩，月米五斛，公費銀一兩一錢；七品執守侍，每月月銀四兩，月米四斛，公費銀一兩；八品侍監，每月月銀三兩，月米三斛，公費銀則根據服役處所情形的不同而略有差別，較多的為七錢三分三厘。無品級首領太監、副首領太監以及一般太監每月的錢糧俸祿因服役處所的不同而分為多種情況，多者達到月銀四兩，月米四斛，少則月銀一兩五錢，月米一斛半。比較普遍的情形是每月月銀三兩，月米三斛，公費銀六錢六分六厘。
宦官領取錢糧，需由宮殿監造冊行文，經內務府有關機構核實，再轉行戶部支取。但這就同時出現了另外的問題。清朝的各親王、郡王、貝勒等外府也有相當數量的宦官，這批人的俸祿是由外府自出的，而府有大有小、有窮有闊，盡管宦官的品級是一樣的，由於侍奉的主子不同，俸祿便有了巨大的差異。據清末太監回憶，在恭王府、醇王府等大府服役的首領太監每月俸祿銀四兩，回事太監二兩，其他在茶房、膳房、司房、藥房及散差太監每月的俸祿隻有一兩多一點。恭王府和醇王府都是大府，但太監俸祿確實比宮裏差了一大截。大府尚且如此，小府中的太監更是清苦。清末宣統年間九門提督毓朗爵封貝勒，府中服役的太監說是每月月銀三兩，但十年未發俸祿，每月隻給些飯銀，窮得連靴子、衣服都買不起，隻好穿補丁衣服。
儲秀宮總管太監謙和宮廷中的太監與外府太監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還來自各種名目的賞賜。從清代的情形看，宮內太監每年所得的賞賜實際上遠多於俸祿。據清末太監的回憶，當時宮內太監除了正式的俸祿外，每年有節賞、壽賞、加班賞等各種賞賜，特別是遇到生皇子和皇帝大婚，賞賜特別多，真正是全宮上下人人笑逐顏開。清末宣統時的節壽賞賜略如下述：
節賞：每年三次，分端陽節、中秋節和年節，所賞物品各有不同。除了銀錢之外，端陽節賞大葉蟒、多羅麻等名貴錦紗；中秋節與年節則賞寧綢、江綢、川綢、織錦緞、閃緞、各種洋縐及名貴毛皮。每次賞賜，總管太監銀三百兩，綢緞四卷；首領太監銀一百兩，綢緞四卷；回事太監銀一百兩，綢緞二卷；小太監銀四十兩，綢緞一卷半，其中擺膳太監和梳頭太監可得雙份。各處所的首領太監銀二十兩，綢緞一卷；其他無頂戴、無品級的小太監隻有賞銀，多則十兩，最少的四兩。
壽賞：每年五次，每次賞賜總管太監銀二百兩，綢緞四卷；首領太監銀一百兩，綢緞四卷；回事太監銀五十兩，綢緞二卷；小太監銀二十兩，綢緞一卷半。各處所首領太監銀二十兩，綢緞半卷；其他無頂戴、無品級的小太監隻有賞銀，多則六兩，最少的四兩。
宮裏賞賜最多的是皇帝大婚時，而且有頂戴、有品級的太監遇到這種情形還會加官進祿，榮升一級。清末帝宣統大婚時，大總管邵祥祿除晉升二品頂戴之外，得賞銀二百五十兩，綢緞十卷，貂皮十張，水獺皮三張，海龍皮十張，碧玉朝珠一串，金表一塊，合計約值白銀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兩。禦前小太監張壽卿得賞銀二十兩，青白坎狐皮一張，白狐皮一張，折合白銀一千四百多兩。
宦官若有生病或告假的情形，按清代的規定，凡總管、首領和一般太監，病至一個月，即須按不同的標準減退錢糧；病至半年，一般太監均須減退至一兩銀子，有官職的太監除了退錢糧外還須革退官職；病至一年以上，則不論錢糧多少，一律止退。對於那些當差年久而且為朝廷出過力的老太監，可恩賞每月銀一兩，製錢五百文。這例外的恩賞，體現了古代宮廷無情之中的一縷溫隋。
宦官的休沐、退役與遣返
古代官員一般都享有法定的休假日，宮內宦官作為官員的一部分自然也不能例外，所謂“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漢代的這種休假日大致上每五日休假一天，稱為“休沐”。平時入值禁中的中朝官，須到了休沐日方可出宮回家。秦漢時代的宦官能夠娶妻並領養繼子， 自然會有私宅。《後漢書·蔡倫傳》記載，宦官蔡倫每到休沐之日，通常都閉門謝客。《酌中誌》也記載明末宦官王進德“清整雅潔，門無俗客。每休沐之暇，即閣戶焚香，彈琴讀書，宛然有儒者風”。
清代的太監管束較嚴，一般不允許擅出宮門，盡管可以告假，但須首領太監限定時刻，逾期不歸，按律治罪。告假的事由有二：一是生病。宮內宦官生病，經查驗明白無誤後，可休假調養，病愈後照舊當差。若病勢較輕，一般在本處休養；病勢沉重者可出宮調養。若突患急症或帶有傳染性的疾病，須知照管理門禁之人，隨時送出宮去。朝廷同時規定，宦官病至一個月以上，即須遞折核減錢糧。二是親族的婚喪主事。清朝規定，宮內太監遇有祖父母或父母出喪等事者，可以告假十二天或十六天；遇有弟兄叔侄婚娶主事，可以告假三天。逾期不歸者，須嚴加責處。在休假期間，太監不得在外閑遊、不得聽戲、不得賭博，而且內務府大臣須派官役暗中偵伺，俟其期滿，再將官役撤回。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對內廷宦官的管束確實是比較嚴的。
明代宦官金英墓出土的
白釉瓷瓶和吳經墓出
土的紫砂提梁壺古代官員還有致仕製度，一般來說，年齡達到六十歲可以提出致仕，體弱多病者也可以提前致仕。在正常情況下，宦官也可以如同朝中普通官員一樣退休，而且文武官員致仕時所能得到的種種待遇，宦官基本上也能享受。比較常見的，如為子弟乞請恩例、蔭補子弟為官或遷升一官致仕等，宦官都可享受到。宋代宦官劉承規本官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因疾上表求罷，遂以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清朝康熙年間規定，凡年老體弱或患病的太監，願歸民籍者，聽其自便。若身體孱弱難以歸籍，令禮部收養。每四名給屋一間，每人月給銀五錢、米一斛。
朝廷普通官員致仕後大多都返回原籍，享受天倫之樂，但宮中宦官係自幼遭受閹割之痛，難有家室，且多為貧苦出身，以老弱病殘之軀投奔他人，勢必遭人白眼、受人歧視。所以，盡管宦官退役離宮時，由內務府發給印票，至原籍後地方官府也有所照應，但他們既無謀生之力，又無安身立命之所，便常常滯留京城，或至寺廟中容身。至於少數權閹退役後仍過著“貴敵王侯，富埒天子”的生活，則實屬特例。
宦官幹政的途徑
隔絕君臣，竊弄權柄
宦官，就其實質而言不過是內廷中的仆役，他們對朝廷政務的幹預及自身權力的實現，隻能靠假借君主威靈、天子旗號，因而要想幹預朝政，首先就要想辦法迷惑君主，進而操縱君主，然後相機隔絕君臣、謀取權位。
太和殿君主是活生生的人，具有明顯的獨立性並握有生殺予奪之大權，而作為仆役的宦官要想反過來操縱於他，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宦官也有其足以利用的優勢。首先，正因為君主是活生生的人，也與常人一樣具有七情六欲，因而長期與君主生活在一起的宦官便可以找出其弱點並加以適當的引導，使其疏於政務，進而為自己幹預朝政提供條件；其次，君主生活於宮禁之中，衣食住行皆離不開宦官，久而久之便會自然地形成對宦官的親近感、信任感及依賴感。宦官可以利用君主對自己的親近與信任，通過甘言卑辭、奉承迎合而進一步獲得君主的委權。此恰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
宦官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幹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亂者多矣!
再次，曆史上的君權與臣權始終處於矛盾的狀態之中，君主與朝臣的猜忌之心根深蒂固。相反，囿居深宮而又身份卑微的宦官則會使君主感到相對放心。西漢元帝就曾言：“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南漢後主也曾認為：“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應該說，宦官的權勢地位主要來自於君主的信任，也隻有以君主的信任為前提，他們方有可能幹預朝政。
明太祖朱元璋的另類畫像宦官要想竊弄權柄，首先要贏得君主的寵信，並想辦法誘使君主疏於朝政，疏於跟朝臣之間的聯係。曆史上由奉迎獻媚而操縱君主，進而隔絕君臣、謀取權位的閹宦，年代較早且較具典型性的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豎刁。豎刁是齊桓公時期的宦官。他自幼聰明伶俐，為貪圖富貴及宮內榮華而自施宮刑，入宮侍候齊桓公。齊桓公是一代明君，政治上很有抱負，也很有作為，但他也與常人一樣貪圖享樂與美色。當時宮中有一位名叫易牙的廚師，至於是不是閹宦，曆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但他的烹調技術非常高明，而且並不安心做一名廚師。他為了達到目的，首先想盡辦法結交被齊桓公看重的內宦豎刁。他見桓公寵愛長衛姬，又挖空心思地討好於她。於是，豎刁與長衛姬經常在桓公的麵前誇讚易牙烹飪技術高明，人也忠誠可靠。齊桓公身為一國之君，天上飛的、水裏遊的、地上跑的，什麼東西沒吃過，胃口十分難調。易牙為了討好齊桓公，竟將自己的親生兒子殺掉，給齊桓公做了一份人肉羹。齊桓公這回吃得津津有味，不一會兒就吃光了。待他吃完，覺得味猶未盡，一邊誇獎易牙做得好吃，一邊問是什麼肉做的。易牙回答道：“臣聽說效忠君主的人，不能顧及其家。小人見您胃口不好，心中十分不安。想及您身為一國之君，什麼美味都吃過，唯獨可能沒嚐過人肉的滋味，便把自己的兒子殺掉，烹其肉獻於主公，以表忠心。”齊清順治鐵牌桓公一聽自己剛才吃的是人肉，直覺得惡心。長衛姬急忙對桓公說：“易牙是出於一片孝心，才這樣做的。他連自己的兒子都能獻給君主，還有什麼不能獻給君主呢?”豎刁也趁機說：“易牙忠於君主勝過愛惜自己的兒子，真是難能可貴！”齊桓公覺得很有道理。從此，豎刁與易牙相互利用，狼狽為奸，刻意巴結齊桓公。齊桓公竟為其所蒙蔽，認為他倆是最忠於自己之人。
時任齊相的管仲聽說此事後，與齊桓公有不同的看法。他勸誡齊桓公說：“愛子之情，人皆有之。一個對親生兒子都如此殘忍的人，對其他人會怎麼樣呢?”因而他提醒齊桓公要親大臣而遠小人，並堅決要求把豎刁、易牙逐出宮去。齊桓公盡管有些猶豫，但基於對年邁的管仲的尊重，最後還是把豎刁、易牙趕出了宮。不久因管仲去世，齊桓公又因少了豎刁、易牙的奉承獻媚，覺得生活索然無趣、食不甘味，便又將兩人召回了宮，並日夜隨侍左右，寵信有加。
就在豎刁重回宮廷的第二年，齊桓公病重，百醫不得其治。桓公諸子各樹朋黨，爭奪君侯之位，朝局非常緊張。總管內廷事務的豎刁見桓公已不久於人世，便借機將宮中衛士全部換成了自己的親信，並將重病在身的齊桓公禁閉在壽宮之內，不許任何人出入，就連大臣和侍姬都不得探視，對外卻不斷地假傳齊桓公的旨意，號令群臣。
管仲像齊桓公臥病在床，不能動彈，而寢宮又被豎刁築牆圍了起來，果真是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隻好用昏花的目光不斷掃視著空蕩蕩的寢宮。由於豎刁聯絡長衛姬作亂，爭奪君位，根本顧不上桓公，因而桓公竟一連數日湯米未進。此刻正巧有一位宮女進來探視，桓公說想吃點東西，宮女在寢宮裏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一點吃的東西。桓公說想喝口水，宮女在寢宮裏也沒找到。桓公問宮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宮女便將豎刁等人作亂的事告訴了桓公。齊桓公聽了，不覺傷心起來，眼中流出了淚水，慨歎道：“管仲真是聖人。他遠見卓識，能預料到今天發生的事情，可惜我沒有聽他的話，才落得如此下場。若死後真的有靈魂的話，我可怎麼有臉麵去見管仲啊！”說完，口吐鮮血而亡。
豎刁得知桓公去世的消息後，唯恐於己不利，秘不發喪，更無暇顧及桓公的屍體。直到豎刁擁立的長衛姬之子無詭即位，他們才將桓公的屍體入殮。而此時桓公已死了67天，屍體早已腐爛並生滿了蛆，有的蛆竟從棺材縫中爬到外麵”，真是慘不忍睹。
唐玄宗李隆基像唐玄宗時期的著名宦官高力士主要以勤勉老成贏得玄宗的信任。玄宗曾言：“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意思是說，隻有在高力士當值的時候，他晚上才能睡得安穩。隨著唐玄宗執政後期逐漸縱欲奢淫而怠於政事，高力士基於皇上的信任而趁機幹政擅權，“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禦，小事便決之。”高力士官任從一品的驃騎大將軍，封爵齊國公，唐玄宗呼”將軍”而不名，諸王公主皆呼“阿翁”。比高力士稍晚，在中國曆史還出現了一位經曆了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殺二王、一妃、四宰相”，專權長達二十餘年的大宦官。他就是唐朝的仇士良。
仇世良宇匡美，循州興寧人。他自唐順宗時入宮，到武宗時遭貶出宮，在宮廷中生活了四十多年。在這四十餘年中，唐朝宮廷事變迭起，風雲變幻莫測，各種矛盾縱橫交錯：皇室內部對帝位的爭奪、中央與地方藩鎮的鬥爭、宦官與朝臣之爭、朝臣之間的朋黨之爭，如此等等。在這錯綜複雜的鬥爭中，許多朝臣被免官甚至送命，眾多的宮廷閹宦也在動亂中死於非命，不少皇子、後妃甚至皇帝本身都不能幸免，然而仇世良卻在風口浪尖上專權達二十年之久，這在中國曆史上確實罕見。仇世良之所以能避開各種狂潮逆流而操縱君主，把持朝政，其中訣竅在其離宮之前曾對送別的宦官說起過：
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球獵聲色蠱其心，極侈糜，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閹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仇世良說的確實是至理名言，曆史上酌諸多權閹靠的都是這一屢試不爽的招數。比仇世良稍晚的權閹田令孜不知道聽沒聽說過這番至理名言，但他卻的確是那麼做的。田令孜本姓陳，原籍四川，後隨義父入內侍省當了宦官，並隨義父改姓田。他曾讀過一些書，人也聰明伶俐，尤其善於揣摩別人的心理。唐鹹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唐懿宗病死，年僅十二歲的僖宗繼位。這為田令孜的命運帶來了轉機。因為僖宗為王時，田令孜就服侍於他，而且關係異常親密，就連晚上睡覺倆人都經常在一起。此刻僖宗成了皇帝，田令孜自然曉得怎樣巴結他，怎樣來討他的歡心。
田令孜對僖宗確實太了解了。他知道這個被人們奉為皇帝的“唐僖宗”其實不過是個稍有些愚傻的孩童，一門心思地隻想玩兒。田令孜便想方設法地讓他玩兒得高興。僖宗喜歡鬥鵝，田令孜便授意一些年紀與皇帝相仿的小宦官陪他到諸王府或興慶宮鬥鵝，隻要能讓皇帝玩兒得盡興，都有重賞。僖宗也毫不吝嗇，即位後每天用於賞賜的就達數萬錢之巨。那些小太監們既能得到田令孜的歡心與賞賜，又能得到皇帝的重賞，他們何樂而不為呢?於是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些新花樣，使得僖宗越玩兒越瘋狂，賞賜也越來越多，對朝政卻越來越疏遠，一切交給田令孜，一切都不聞不問。內宮遊樂畫像磚府庫的錢很快被僖宗揮霍一空，田令孜就讓小太監勸僖宗向京城中客商額外征稅。昏聵的僖宗認為這是個好辦法，立即表示同意。於是內使四出，長安城內東西兩市上的各地客商橫遭搶掠，一時間怨聲載道。唐僖宗還特別喜歡打馬球，曾對陪其打球的內侍說：“朕若應擊球進士科，肯定能中狀元。”
田令孜見僖宗如此昏聵，便肆無忌憚地欺上壓下，公開地賣官鬻爵，任命官員根本不用請旨，即使是四品以上的官員也不上報僖宗，完全把皇帝玩弄於股掌之中。朝臣自宰相以下，人人皆須瞧田令孜的眼色行事，否則即會遭貶出京。僖宗即位的第二年，全國發生大麵積蝗災，鋪天蓋地的蝗蟲所到之處，莊稼一無所存。京兆尹楊知至卻阿順田令孜，上奏稱：“蝗蟲進入京畿之後，不吃莊稼，紛紛抱荊榛而死。”這種掩耳盜鈴的把戲竟也騙過了一心打球鬥鵝的皇帝。平日田令孜見僖宗時，通常會準備幾樣水果、點心，兩人對麵而坐，邊吃邊說笑，僖宗開口閉口間皆稱田令孜為“阿父”。
雜技俑明代的權閹劉瑾也是靠迷惑君主、隔絕君臣，進而專擅朝政的。劉瑾本姓談，年少時自閹入宮，依附於一劉姓宦官，遂冒姓劉，後經宦官李廣引薦，服侍東宮太子朱厚照。弘治十八年(1505)，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武宗年少繼位，天性好玩，而劉瑾掌鍾鼓司，負責的就是內樂、傳奇、雜戲等，正對武宗的脾胃。以此猶嫌不足，劉瑾還非常善於揣摩皇上的心思，與其他幾位宦官，時稱“八虎”，經常弄些鷹犬、歌伎之類宮外之物讓武宗玩樂，還經常帶他微服出宮，或作摔跤遊戲，或私奪婦女取樂，每次都讓他感到新鮮刺激，因而十分開心。為了架空皇帝，獨攬大權，劉瑾挖空心思地引導武宗淫樂。他令宦官在宮中依照市井的模樣開設店鋪，讓武宗與宮女穿上平民的衣服在裏麵做買賣，煞有介事地討價還價。正德二年，又在西華門外築造密室，稱“豹房”，武宗將這裏比作新家，整日沉湎其中，對朝政根本不聞不問。
劉瑾整日隨侍在皇帝左右，而且每次上奏都是找皇帝尋歡作樂興致正濃的時候，因為他知道，皇帝最討厭別人掃他的興。所以幾乎每次上奏，劉瑾得到的回答都是極不耐煩的幾句話：“朕用你幹什麼?這樣纏著朕，自己看著辦好啦!”久而久之，劉瑾便逐漸控製了朝政，有事自作主張，即使武宗有時偶爾問起來，他也隻須回稱一句“是皇上讓奴才看著辦的”就可搪塞過去。由於劉瑾勢焰熏天，當時京城內外紛紛傳言天下有兩個皇帝，一為坐皇帝，一為立皇帝；一為朱皇帝，一為劉皇帝。大臣的奏章也須進呈雙份，先呈劉瑾，號稱“紅本”；後呈朝廷君主，號稱“白本”。
劉瑾像宦官迷惑君主，騙取君主信任的手段多種多樣、千變萬化，並不一定是陪其嬉戲玩耍，而要看君主的興趣如何，投其所好。西漢權閹石顯專權已久，很不得人心，唯恐朝臣會彈劾自己，便處心積慮地想出個騙取皇帝信任的花招。漢代宮廷製度，夜幕關閉宮門，隔絕出入。石顯有一次特意外出辦事，臨行前向漢元帝說：“我回來時恐怕天色已晚，宮門關閉，請允許奴才以陛下的詔令讓守門官員打開宮門。”漢元帝答應了。石顯外出後，故意拖延到夜間回宮，宮門果然早已關閉。石顯稱有皇帝詔令，得以進入宮中。事隔不久，果然有人告發石顯矯詔私開宮門。元帝看完奏折，微微一笑，並將奏章拿給旁邊的石顯看。石顯裝出一副委屈的樣子，哭泣著對元帝道：“陛下信任奴才，才將軍國大事委托給奴才處理，但朝中文武無不嫉妒陛下對我的信任，所以千方百計地陷害於我。像這種無中生有的事絕非一件，隻有像皇上這樣英明的君主才明白事情的真相。小臣出身微賤，智陋才薄，一身難稱萬人之意，實在受不了這麼多人對我的攻擊，我情願放棄中書令的職務，到後宮做一些打掃院子、端茶送水的雜活，即使死乜無所怨恨。隻求陛下恩準我的請求，以苟全小人的性命。”漢元帝性本柔弱，哪裏經得起這番悲切淒婉的訴說，對石顯大發憐情，當即說了許多寬慰的話來勉勵他，並厚加賞賜。自此以後，漢元帝對朝臣攻擊石顯的奏折都看成是嫉妒石顯而置之不理，石顯因此而愈加驕橫。
曆史上著名的風流才子皇帝宋徽宗喜愛古玩書畫，權閹童貫就四處訪求古玩及書畫珍品。徽宗大興禮樂，粉飾太平，宦官梁師成便人為地製造“祥瑞”之物，以討好皇帝。如蘄州、黃州曾上報說，當地方圓二十餘裏的山坡上長滿靈芝；海州、汝州則上報稱，山上的石頭一夜之間變鹹了珍珠瑪瑙；益陽吹得更玄，稱山間小溪先後流出了十餘斤和四十餘斤金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把徽宗搞得飄飄然，以為真的是太平盛世。而童貫與梁師成卻因此而大獲寵信，時稱“媼相”與“隱相” 。
曆史上的皇帝都稱自己為“孤家寡人”，不能有朋友，不能隨意流露出真情。這一方麵固然是為了保持為政的公正性，但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增強君主的神秘感，使臣下難以捉摸君主真實的心思，難以紮握君主“人性中的弱點”，以避免臣下借此迎合，進而操縱君主。然而君主的神秘性在無時無刻不追隨左右的閹宦麵前卻無從掩飾，其人性中的弱點也暴露無遺。尤其是一些聰明伶俐、陰險狡詐的宦官，瞅準要害，不斷進擊，往往會使那些性情柔弱或有明顯性格弱點的君主成為其手中的玩偶。但是，宦官的這些伎倆，對於那些性格剛毅的君主卻大多不起作用。清雍正帝以性格冷酷著稱。他身邊的宦官有一次借演戲的機會問了一句“當今常州知府是誰?”便被責打至死。對於雍正這樣的君主，宦官顯然難以逞其伎，這大致也正是曆史上的宦官之禍為什麼時隱時現的原因所在。
宋徽宗所作《白鶴圖》挾製天子，操縱君權
宦官在君主麵前也並非一味地柔弱與迎合，“奴大欺主”的現象也有之，尤其是在宦官勢力相對強盛、君權較為虛弱的情況下，宦官也有可能通過挾製天子、迫其就範的方式來達到專權的目的。
宦官要達到專權的目的，最重要的一點是隔絕君臣之間的聯係。宦官無論是靠迷惑的手段，還是靠脅迫的方式，其目的概莫能外。因為宦官的權力來自於君主，而宦官受其自身的特殊性所製約，活動範圍又一般限於宮廷之內，這就意味著詔令的具體實施要靠普通官員來完成。由此，宦官的專權就有了一個基本的限定，即每當君主與朝臣之間的聯係渠道相對通暢，宦官的權力就會受到極大的製約；反之，每當君臣之間的聯係被人為地阻隔，便會為宦官造成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的有利態勢。在這種情況下，對上，宦官是君主了解朝野信息及時勢輿論的唯一來源；清順治皇帝對下，宦官又是朝臣領取詔令聖旨的唯一渠道。這一態勢顯然對宦官專權是極其有利的。清初統治者在分析明代宦官專權的原因時曾指出：君主與士大夫及朝中文武大臣失去了正常的聯係渠道，乃是宦官專權的主要原因。朝臣中竟有人數十年見不到皇帝，這種中外阻絕的狀況，遂使閹宦的鬼蜮之計得行，“是非由其愛憎，刑威姿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縱，利權歸其掌握。”
相對而言，用遊樂獻媚以迷惑君主的方式來達到專權的目的，風險是比較小的。因為“迷惑”是以投其所好為前提的，要逗君主高興，要讓其忘乎所以，然後揣情摩意，伺機得到君主的授權或委權，即使是被君主察覺或駁回，也可能一笑了之。然而這種方式是完全被動的，而且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是時機很難把握，即總要找皇帝高興得忘乎所以的時候進奏，這顯然並非易事；二是要不斷地花樣翻新，即總要能找到一些新鮮而有刺激的娛樂方式來使君主持續不斷地遊玩嬉戲，這顯然也不容易。但是，做不到這兩點，所謂的“迷惑”就無從談起，而且一旦君主迷途知返，宦官迷惑君主的一切努力就隨之化為泡影，甚至惹來殺身之禍，成為君主自警自勵的犧牲品。
由完全的被動迎合轉而主動要求授權的第一種方式是引誘。與以迷惑方式迎合君主不同的是，這種引誘是通過某種適當的方式，直截了當地要求授權，而不是總須等君主在忘乎所以的時候，讓寵信的宦官去處理某件事。秦朝權宦趙高擁立胡亥為帝後，雖甚得重用卻仍感不足，因而在大肆誅殺大臣和王室公子後，想進一步架空秦二世，獨專大權。為此，他引誘秦二世說：“天子之所以高貴，在於隻準臣下聽到他的聲音，而不準臣下看到他的顏麵，所以才稱朕。陛下年少，又剛剛即位，在宮廷與大臣議事，難免有誤，這樣便會把陛下的短處暴露在臣下麵前，臣下就有可能因此而輕視陛下。如果陛下深居內宮，對臣下的奏章和親近的人研究之後再做處理，就會減少失誤，使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如此一來，群臣也不敢再欺騙陛下了。”昏庸的秦二世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從此便深居內宮，大臣們很難見到皇帝，國家大事皆由趙高代行處理。
李輔國是唐朝第一個以宦官身份被任命為宰相的人。他自恃擁立唐代宗有功，在朝中專權跋扈，獨斷專行。他為了進一步控製朝政，竟然公開地對唐代宗說：“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唐代宮廷之中多以“大家”稱皇帝，李輔國此言意思是讓代宗在宮中玩樂，做傀儡，軍國大事都由他自己處理，其獨攬大權之意昭然若揭。代宗聽了這話，心裏當然不高興，但又不敢顯露出來。因為此刻政局不穩，不敢輕舉妄動，所以不得不對李輔國以禮相加，尊其為“尚父”。李輔國大權獨攬，朝中事無巨細，都由其裁決，朝臣出入也須先拜見李輔國，然後再朝見代宗。
李輔國所言，其實在引誘中已隱含了些許脅迫的味道，但畢竟與赤裸裸的脅迫還有所不同。在他稍後的許多唐代權宦擁禁軍自重，挾威勢以製君，“劫脅天子如製嬰兒”，這比引誘顯然更進了一層。前麵曾提及的唐代權閹仇世良，權勢最盛之時是唐文宗時期。唐文宗名為皇帝，實為傀儡，處處受製於宦官。他與朝中宰相議定的事，仇世良根本不當回事，甚至還當麵“曆數帝之過失”。對此，文宗悲憤交集，卻無可奈何，唯俯首聽責而已。有一次，他問朝中學士周墀道：“朕可與前代哪位皇帝相提並論?”周墀遲疑了一下說：“可比堯、舜。”文宗苦笑道：“何談堯舜，連赧、獻尤有不如。周赧王與周獻王受製於列強諸侯，今朕受製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說罷（唐）李昭道所作《明皇幸蜀圖》淚流滿麵，泣不成聲。唐昭宗在位期間也是因大權旁落而一籌莫展，平常也不斷受到宦官的淩辱。宦官楊複恭自認為擁立唐昭宗有功，居然自稱是“定策國老”，有時竟當麵責罵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繼楊複恭而起的權閹劉季述較楊複恭更甚，曾以銀杖劃地，當麵列舉唐昭宗的過失：“某日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落了十幾條還沒有數完。唐昭宗被嚇得渾身發抖，似篩糠一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還是皇後出來打了個圓場，朝劉季述施禮道：“護宅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倒讓人搞不清究竟誰是皇上?誰是奴才?
策立新君，固寵擅權
中國盡管較早地形成了皇位的嫡長子繼承製，但君主廢立常中有變，宮廷之中也由此而動亂迭起。在選立新君的過程中，宦官由於常居深宮，口含天憲，擔負著出入宮禁、承宣詔命的職責，因而通常會成為各派勢力爭相拉攏的對象。從宦官本身而言，他們或貪圖策立之功，或有意擇立幼君以便於操縱，通常也表現得相當積極活躍。
事實上，曆史上諸多的權閹也正是通過積極參預君主廢置而得以專權擅政的。秦朝權閹趙高借沙丘之謀策立秦二世，進而專擅朝權的事例已為人們所熟知。東漢時期宦官勢力活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於對君主的策立。東漢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漢安帝死於巡遊途中。安帝皇後閻氏久專國政，廢棄太子，立年幼的北鄉侯劉懿為帝。殊料，劉懿福薄命短，被立為皇帝不到二百天就身患重病。眼見幼帝已病重難治，追隨閻後的宦官江京等人急忙準備策立新君，而另一派遭到閻後冷落的宦官孫程則積極聯絡宦官王康等人也準備策立廢太子劉保。不久，劉懿死去，但閻後所準備策立的王子劉簡還沒有來到京城。無奈之下，閻後與宦官江京等人隻好秘不發喪，關閉宮門，屯兵自守。孫程、王康等十八人得此良機，在宮中德陽殿西鍾下秘密集會，每人割下一片衣服起誓，同心協力，共舉大事。隨即他們在崇德殿再次集會，決定立即行動，遂一齊衝入章台門。閻後的心腹宦官江京等人猝不及防，被孫程、王康等人殺死。孫程又率人到西鍾下迎立廢太子劉保即皇帝位，是為漢順帝。劉保隨即以皇帝的名義，下令捕殺握有軍權的閻後之弟閻景，閻後也被囚離宮，一場宮廷政變遂以漢順帝的即位而宣告結束。漢順帝為了褒獎孫程等人，下詔冊封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孫程因立有首功，封浮陽侯，食邑萬戶；王康封華容侯，食邑九千戶。不久，孫程又官拜車騎都尉，並與“十九侯”一起把持了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