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棲息的城市，坐落於川西南的岷江之濱，成都平原南沿。東麵的龍泉山脈，和延綿的西山淺丘，宛如兩支張開的手臂，輕輕合攏，形成一種溫柔的嗬護。家居城北旭光小區，某幢建築的樓，身體置放於書房內。準確地說，是懸置於這個城市的某個空間。我先以為，這種懸置，與那些懸置的鳥巢，路燈，電視塔並沒有多大兩樣。但是，梅洛·龐蒂卻從結構中，洞察到了區別。走進梅洛·龐蒂的心靈世界，我們發現，我們的身體，不是本能或非理性的代名詞；不是純粹的自然物，不是與石頭，樹木，房屋，或路燈一樣，純粹的自然物；也不是精神的，不是靈魂，不是意識，不是思想。身體是世界的主體，與世界的曖昧發生關係。我們的身體，在我們具有自覺意識之前，就在這個世界存在，並與世界對話，給世界以意義；如不是人給世界以意義，世界將是無。眼前晃動著女兒落生時的情景。一團紅潤潤的肉團，麵帶微笑，不能行走，沒有言語。我相信此時的女兒也沒有思維，不知道世界為何物。她的身體，存在於世界的曖昧之中。但是，她卻給這個新生的家，給這個世界，帶來了生氣與意義。
女兒是在清洗身體和穿衣服時，發出第一聲啼哭的，聲音清澈而純淨，沒有任何世俗的意義。我知道，嬰兒再美妙的聲音，包括啼哭，都隻是一種自然的本能，而不是語言，沒有思維，是人在成長中的一種曖昧呈現。隻有我們的嗬護和愛撫，才是語言。盡管，相對於剛出生的女兒，我們的言說幾乎是自言自語。人類是離不開語言的，作為行為和能力的身體，語言是基本表征。但是，經驗主義心理學家，從她的經驗出發，把語言看成是一種心理、生理甚至物理現象，完全沒成主動性；理智主義心理學家，雖然承認語言的主動性，卻又把語言看成是思想的惰性外殼。梅洛·龐蒂發現，這裏共同的問題是，鑽進了二元對立的怪圈，讓語言的本質，變得隱匿不清。這種隱匿，不是美麗的曖昧，而是尷尬的模糊。他指出，雖然語言是由人言說，人可掌控的，但絕不是純粹個人的事。因為任何言說，都是一種交流，即便是自言自語，也可能影響他人。如果我說的東西有意義，當我說話時，我對我自己也是一個不同的“他人”。這就是語言的魅力。它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間，以一種曖昧的方式呈現，不僅是交流，也是創造；每一次新的言說，都是一次超越與照亮。此刻，隻有用結構與曖昧的眼光，才能貼近梅洛龐蒂的豐富世界。
時值午後，剛吃過午飯，寫下這個文章最後一段文字。馬上要上班了，下午還有一個接待。經過一夜，雨停了，風也停了，有幾隻蟬，在窗外的樹上鳴叫，其聲悠揚，仿佛一種遠處飄來的天籟。郵遞員打來一個電話，問鮮花送至哪裏。這是慣例，每位員工的生日，單位都要送上一份祝福，今天輪到我。不少朋友發來祝福的短信，或網上留言，令我的世界彌漫著一種珍貴的溫馨。突然感到，生活是如此美好，生命是如此富有意義。啊，意義！不小心，又觸摸到梅洛·龐蒂的曖昧。壞的曖昧讓事物混淆不清，好的曖昧卻擁有認識真理的不可阻擋性。我慶幸，慶幸命運是如此寵愛於己，總是與好的曖昧邂逅。
我們不能說“一切東西都有一種意義，或一切東西都沒有意義，而隻能說意義是有的。”身和心都回歸於當下，感受著身邊的一切。我咀嚼著梅洛·龐蒂的話，用心體味這個世界，體驗存在。是啊，好與壞，富貴與貧賤，成功與失敗，順利與坎坷，高興與憂傷，朋友與敵人，都不是絕對的，不是二元對立。有時，還有一種中間領域，一種曖昧存在。無論哪種狀態，意義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