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件·創作·批評：當下報告文學局勢觀照
（一） 近期報告文學事件及其實質王暉： 進入新世紀以來，報告文學的狀態確實是引人注目的。如果是報告文學的熱心人，一定會發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４年４月間，中國報告文學界遭遇到的兩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一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的《南方周末》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的枯竭和文壇的“青春崇拜”》（李敬澤）一文，文中稱報告文學因其“敘述倫理”的不成立，故“恐龍已死”，引發出報告文學批評界的強烈回應，李炳銀、南平和我等都參與了這種回應。雙方頗有些針鋒相對的觀點在《文藝報》、《文彙報》、中國作家網、《中華文學選刊》、《南方文壇》等國內重要媒體亮相，一時間眾說紛紜。二是２００４年４月，《中華讀書報》刊登了一則長江文藝出版社公開招聘《報告文學》雜誌主編的啟事，由此引起北京文學界的軒然大波。人民網的消息稱“這看起來是小事一樁，隻是一個出版社在調整刊物的方向和人事安排，但北京的文學界把這件事看得很重，認為，這實際上在一定範圍內決定了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的走向和變局。”作為報告文學的資深研究者，你怎樣看待這兩件事情的發生？
丁曉原： 不知你注意到沒有，今年８月２６日出版的《文學報》頭版頭條刊登的一篇文章，很值得文學評論工作者一讀。盡管文章說的是詩歌評論界存在的問題，但是詩評家徐敬亞尖銳批評的那種“通篇‘觀念’的評論泛濫成災”的現象，在各體文學批評中並不鮮見，隻是各有各的表現罷了。讀這篇文章，我自然地想到去年底直到今年初發生的有關報告文學的爭鳴。你成了當事人，寫了《一篇虛構的“訃聞”——報告文學真的“恐龍已死”嗎》，對“報告文學的枯竭”之論，作出了很有必要的回應。我不知道這一場爭鳴的後續情況怎樣，但從刊發你們文章的《文彙報·文藝百家》同期版麵的安排看，似乎報紙的“版麵語言”也支持著報告文學的“枯竭”之說。同期吳俊《也說“報告文學”的身份的尷尬》，也作了“我相信，報告文學之名及其所指，終將會消亡”的推論。在我看來，李敬澤、吳俊對報告文學所作的言說，似乎也可歸為“觀念”式批評一類。我還不能說這是報告文學評論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因為李敬澤、吳俊隻是“客串”似的作報告文學評論。隻是“客串”的角色，而要說一些從根本上顛覆某種文體的大話，這就隻能從“觀念”到“觀念”進行推理了。正確的觀念應當來自實踐（實際）。說報告文學已經“枯竭”或將要“消亡”，那就應該看一看事實是不是如此。否則，就應當算是脫離實際的危言聳聽，是一種“詛咒”式的臆想。報告文學的實際情況，即使不是“枝繁葉茂”，但是為文壇和社會普遍叫好的作品不少。作為一種“時代文體”，它的生命力是旺健的。不少人懷疑報告文學文體存在的合理性，倒不是看不到這一文體存在的事實，而是他們太信奉自己所認定的文學“觀念”，這種“觀念”在他們看來已經成為了文學“常識”的一種，即“凡是文學必須虛構”，“不虛構無以文學”。根據這一大前提，他們就認為報告文學既“報告”（紀實）又“文學”（虛構），內在的悖論從根本上就取消了報告文學的存在。但我們如果有一點文學史的常識，馬上就能找到很多反例證明既紀實又文學的作品存在。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個典型的文本。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報告文學的創作實際，還是從普通的文學史常識來看，說報告文學“枯竭”以至“消亡”，是缺乏事實支撐的。
文化生態視鏡中的中國報告文學第九章新世紀報告文學對話而《報告文學》主編李炳銀辭職，可以說是２００４年度報告文學界的一個“事件”。李炳銀的辭職，可以理解為他對報告文學文體精神的癡心守望，但另一方麵也可表征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生態中，“精英化”的報告文學的失敗。經濟體的強權可以將人們精神構建的理想擊得粉碎。我們應對報告文學的“大眾化”和“精英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作出界定。這裏的“大眾化”應是貼近大眾生活，關注大眾生存，並能基於一定的高度對關係大眾的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思考性的報告，而不是借取“大眾化”之名，熱衷於報道，甚至是展覽大眾庸常的生活。“精英化”也不是知識分子脫離大眾的自言自語，而是指寫作的價值取向和精神高度。在報告文學中，“大眾化”和“精英化”是應該而且可以得到統一的。報告文學是作家基於知識分子的立場，對大眾現實生活所作的真實且具有思考性的報告。目前在報告文學創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庸俗了的大眾化，以“大眾化”遮蔽報告文學應有的品格。
王暉： 我以為你對這兩件事情的看法是清醒而理性的，特別是對報告文學“大眾化”和“精英化”的理解比較深入。我想，這兩件看似互不關聯的事件其實有著相似的本質，這就是如何科學認識報告文學文體本身的問題。宣判報告文學“恐龍已死”的人，實際上是在以教條、狹隘的文學觀和唯小說為大的“文體自大狂”或“文體盲視症”的批評理念對待報告文學，大有對曆時百年的報告文學曆史全盤否定之傾向，因此，很難說這是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批評理念。《報告文學》雜誌主編招聘和辭職風波，則反映出市場化時代報告文學的生存困境——報告文學是選擇繼續堅守代表知識分子責任與良心的社會和文明的批判、反思本性，還是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媚俗化道路，對這兩者必居其一的選擇，就很能夠昭示出對報告文學文體本性的不同認識。從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４年４月，短短半年時間所出現的這兩個事件已清楚地表明，當下文壇確實存在著對報告文學文體誤讀、誤解和誤判的聲音。究其原因，一是在於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報告文學視為“亞流文學”的文體等級觀的不斷作祟，二是在於一些很少或幾乎不接觸、不閱讀報告文學優秀之作、而又占據話語權利製高點的某些權威或新銳對報告文學發表不符實際的非理性言論，誤導視聽。
（二） 近期報告文學創作的現狀與反思
丁曉原： 你在上麵說到“報告文學的狀態確實是引人注目的”，我的理解是，無論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巔峰狀態，還是９０年代的回落與徘徊局麵，報告文學始終沒有離開文壇和社會的視野，在關注報告文學的人的心中也始終充滿著期待。在我看來，選擇報告文學就是選擇一種寫作態度。在當前文學普遍地個人化、普遍地疏離“第一現實”的背景下，選擇寫作真正的報告文學，顯示了作家十分崇高的文學精神。對報告文學的評價總有兩種聲音，或者說它“糟得很”，或者說“好得很”。我們要走出極端化言說的怪圈，回到作家和作品本身，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我們現在可見的一種情況是，支撐著報告文學的核心力量是一批“跨世紀”的作家，如盧躍剛、趙瑜、何建明、楊黎光、陳桂棣、邢軍紀、王宏甲、黃傳會、李鳴生、長江等。他們總體上還保持著良好的寫作狀態，而且可喜的是，他們能以自己的方式或者以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從事著這一特殊文體的寫作。盧躍剛是一個激越的政論型的作家，但他晚近推出的《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在寫法上有變化。作品寫的是“軟新聞”題材，其意義並不在於對新東方神話作“揭秘式”的“傳奇化”的表象敘寫，而在於透視這一“傳奇”負載著的頗有意味的“意象文化”。其中最為奇特的風景就是“最西化”和“最中化”的雜糅。作品中的“母與子”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核心意象，這一意象的價值具有廣譜性，它是表征轉型期中國社會精神圖像的一個樣本。趙瑜的長篇《革命百裏洲》創意很多，他以田野作業的方式，以章回體的敘事設計，對一個獨特的時空存在作了“民間化”，實際上是更為知識分子化的觀照與解讀。基於當前，對與其相關的曆史作回放回訪，其意旨深邃。這是曆史與現實的對話。何建明新作《永遠的紅樹林》，是以報告文學的方式對時代核心主題科學發展觀所作的直接的演繹。而在作家本人這裏則可表示著從感性創作轉向感性與智性融合的自我超越。但是一些作品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像《中國農民調查》在整體的結構上並不和諧，前五分之三的敘寫，基於作家自己深度的體驗、感受、思考，具有較強的感染力和理性的力度。後麵部分較多地采用現成的材料，少了主體必要的介入，顯得有些平麵化。《革命百裏洲》在形式和意旨方麵都有一些“革命性”的意義，但是“史誌”類的作品過多地通過或依賴故事的方式去還原曆史，這對於確保作品的真實性帶來了高風險。另外我對報告文學敘事的非精製化也有想法。去年我受春風文藝出版社之邀，編選年度報告文學。檢視創作的實況發現可觀的中長篇不少，短篇則甚少，而且中長篇作品也普遍地存在著敘述鋪張的問題。我以為短篇的形式，也許是更為報告文學化的形式。寫得精短更能顯示報告文學作家的功力。
王暉： 其實，無論是回應報告文學“恐龍已死”論，還是檢討報告文學自身的問題，我覺得都離不開對當下報告文學創作的深入體察，盡管這種體察可能會有“身在此山中”之感，但我們別無選擇，因為事實勝於雄辯，否則就可能陷進你所說的“觀念式批評”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縱觀２０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我以為３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可稱其為發展的高峰，而以後者為最。９０年代報告文學因種種原因由顛峰回落到穀底。短短２０年，這種新興文體曆經大起大落，令人感慨。進入新世紀，報告文學如何麵對這種輝煌與暗淡，確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可以用喜憂參半來形容這一文體的現狀。
喜的是，報告文學的優秀之作仍不斷出現。譬如，盧躍剛的《東方馬車》、趙瑜的《革命百裏洲》、陳桂棣等的《中國農民調查》、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楊黎光的《瘟疫，人類的影子》、長江的《礦難如麻》、邢軍紀的《第一種危險》等作品，它們的出現無疑為新世紀的報告文學塗抹了一縷亮色。我覺得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基本恪守了報告文學的文體規範，並在文體形式上有所創新，一些甚至超越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上乘之作。一定意義上說，我們不妨將這些作品看作是《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等代表現代經典報告文學氣質與風格的當代承傳。
然而，即使是對這樣一些優秀的作品，我們也並不諱疾忌醫，如果從更為嚴格的意義上要求，它們當然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譬如，前段時間引起強烈轟動的《中國農民調查》，在我看來，它的轟動更多的是來自於題材因素——即令中央和地方十分關注的“三農”問題，我讚賞作者的勇氣、膽識和深入的“田野調查”精神，但我也覺得作品前後兩部分的格調不夠統一，前一部分的描述令人振聾發聵、思考發人深省、呼喚催人淚下，而後一部分則敘述平平、以新聞話語代替作者的個性化思考。《礦難如麻》中的情緒化激憤大於富有深度的思考，文字表達上的文學形象性欠缺，似為作者所主持的央視“新聞調查”節目的文字版。王宏甲的《智慧風暴》題材意義重大，但敘述有餘，形象性與可讀性不足。《瘟疫，人類的影子》對事件來龍去脈的敘述十分流暢，語言簡潔，但比起作者的《沒有家園的靈魂》和《驚天鐵案》的精彩刻畫與細致分析，《瘟疫，人類的影子》則略遜一籌。我在這裏以雞蛋裏麵挑骨頭的方式審視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其實也是在高揚理想主義的大旗，希望報告文學能在新的世紀再現新的輝煌。
我與南平在那篇《報告文學：一篇虛構的“訃聞”》中就曾明確表示過，對報告文學現狀的尖銳批評無疑是一個警鍾。無論這種批評的出發點怎樣，我們都應該感謝這樣一種提醒，在充分關注優秀作品的同時，嚴肅地正視近期報告文學創作和傳播中的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
一是文體內涵理性鋒芒的缺失，這主要表現在對報告文學文體規範中的文化批判性的失守。對社會現實與文明保持批判性審視、對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給予正義的關注、對當代文化方向提出建設性意見，理應是報告文學文化批判性的應有之義，考察現代報告文學發展史，大凡傑出的報告文學作品一般都具有這樣的基本品質。而在當下，與嚴肅的或曰致力於藝術探索的小說家在商業化時代取媚時尚大眾、取消精英批判立場的舉止相類似的是，一些掛著“報告文學”招牌的作家在他們的寫作中，幾乎放棄了文化批判的武器，以至理性失落，“娛性”上升——報告文學最為珍視的“真實”被作為娛樂的最大賣點，就像錢中文先生在談到當下曆史題材文學創作時指出的那樣——“曆史被多種形式消費著”（見《文學評論》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報告文學也在“真實”、“寫實”的名義下被多種形式消費著。名人明星的緋聞軼事取代了弱勢底層的民權民生，這種表麵上的關注對象的改變和轉移，其實質正是在於利用報告文學直擊現實的美譽，嘩眾取寵，以追求更多的金錢和最大的利益。
二是文體形式創新的動力不足。２０世紀以來，報告文學從“附庸蔚成大國”的原動力之一，在於其不斷進行的文體形式翻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報告文學在描述對象和思想深度上登臨其前所未有的頂峰時，作家們對報告文學“寫法”的探究也抵達了曆史水平的最高點。然而，９０年代至今，大多數的報告文學仍然還在那個時期盛行的“全景式”、“集合式”、“口述實錄體”等文體結構方式中徘徊，顯示出文體形式創新的動力不足和能力局限。當然，這其中不乏趙瑜、盧躍剛、楊黎光、一合等人艱辛而富有成效的努力，使趨於平淡的報告文學藝術創新之路顯出一些亮色，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形式創新動力不足的原因是複雜的，其中之一恐怕在於，囿於對８０年代形式翻新所抵達水平的敬畏和作家個人學識才智等方麵因素，不敢、不願或不能進行新的探索與革新，隻好在既有軌道上滑行，甚至逸出軌道，使創新變異，譬如違背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文體規範，小說虛構與紀實再現混淆不清，在作品中進行無節製想象、虛飾與誇張，用自以為是的心理刻畫使真實變得可疑。在表述上，或語言粗俗，或篇幅冗長，或平鋪直敘，或味同嚼蠟，或造作矯情，離基希所言“藝術的文告”之要求漸行漸遠。
三是在視覺媒體衝擊下喪失影響力與個性。時下，來勢洶洶的“讀圖時代”將“讀文時代”逼進困境。作為印刷媒介時代的產兒和寵兒，報告文學與小說、詩歌等一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這種衝擊的一大後果就是，報告文學的影響力每況愈下。從目前的情形來看，要使這一文體的影響返回到７０年代末《哥德巴赫猜想》被《人民日報》和各省級黨報頭版頭條刊載、８０年代末百家期刊為“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開道的全盛時代恐怕已難以實現。因為現在除《中國作家》、《當代》、《人民文學》、《北京文學》、《十月》等幾家老牌名刊還在拿出一定的版麵刊登報告文學作品之外，其他大部分文學期刊對報告文學專欄重則撤銷、輕則改換名稱，剩下一個“專業頻道”——《報告文學》，也在醞釀向通俗、大眾和時尚方向改道。可以說，報告文學通過印刷媒介進行傳播的區域已日益縮水，更遑論擴大影響。視覺媒體衝擊的另一後果是，報告文學在更大範圍內的傳播往往要借助於電視劇的威力。電視劇似已成為當代最為主流的“文體”，近年來，在報告文學界頗具影響的作品，如何建明的《落淚是金》、一合的《黑臉》和楊黎光的《沒有家園的靈魂》等，在全國引起反響的不是他們的原創作品，而是經過改編的電視劇。而報告文學在經過印刷媒體至視覺媒體的轉換之後，其原本突出的藝術個性將模糊、淡化以至喪失。譬如，集中體現報告文學文化批判性規範的非敘事性話語，在進入電視劇以後必然會遭到刪減甚至去除。這樣一來，一種代表知識分子意識對社會現實作觀察、評析、反思甚至批判見長的文體，就變成了以聲像展示、休閑娛樂為主的大眾文化形式。精英與大眾合流，真不知是喜還是憂？
（三） 近期報告文學研究與批評的斷想
王暉： 相對於報告文學創作，人們似乎對報告文學的理論研究和批評的狀況更有微詞，理論與批評滯後於創作，這好像已成為學術界談及報告文學的口頭禪。你我與報告文學研究投緣已近２０年，不知你對時下的報告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有何感想？
丁曉原： 說到報告文學的研究與批評，我以為我們有必要呼籲優化研究和評論的環境。從外部看，有一些批評者和學術空間的擁有者，至今依然操持著文體尊卑的觀念，無視或弱視報告文學及其理論批評的存在。這使得加強這一文體的理論批評建設增加了人為的困難。其實，報告文學的理論批評經過七十多年的發展積累，特別是一些著名理論家和文學家的參與，已經形成了不少的成果。這從我的《２０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可見大概。近年來報告文學的文體批評與文化批評的整體性研究有了較大的推進。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從創作和批評的關係看，報告文學作家和評論家之間，還沒有形成應有的互動機製，兩者差不多是在各自的係統裏作為，缺少必要的溝通。這樣從事創作的聽不到來自批評家的聲音，而搞評論的多少有一點“隔”，一種“學院式”批評的通病。這與小說的情形相差很大。另外從理論批評內部看，一是隊伍尚不夠壯大，專業化研究的學者更少。二是不少選題重複的研究，浪費了研究的主體資源，比如一般的報告文學史著就過多了。三是報告文學作家的有分量研究，特別是“跨世紀”的報告文學作家深度研究還不多見。對當前狀態中的報告文學的關注力度不夠大。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王暉： 你說的確實是經驗之談，切中時弊。幾年前，我寫過對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報告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進行宏觀考察的一些文章，應該說，對９０年代至今的報告文學文論還是有一定了解的。不可否認的是，近期的報告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較之過去已有了不小的進步，從研究的領域到依憑的方法，從操縱的話語到論析的深廣度等等，都顯示出新的氣象。但相對於小說創作與研究來講，報告文學創作與批評確實有點“兩張皮”的味道，即作家與批評家、學者的互動不夠——優秀作品和特色作家常常因為缺少理論與批評的參與，而難以獲得共鳴，產生更大更持久的影響；理論與批評又常常偏安於學院高牆一隅，自說自話。從近期的報告文學理論與批評自身來說，除掉你上麵所講的三點之外，我想，它還存在著這樣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一是文論的整體性和係統性還比較缺乏；二是除一些爭議作品外，報告文學理論問題的爭論基本未能展開，這在無形中便導致了理論活力與驅動力的欠缺，理論體係的創建未能成為大部分研究者的自覺，理論思維依賴舊有成果的惰性和慣性在相當範圍內的存在；三是與全球化時代文化的傳播、互滲和交融的加速不相協調的是，對國外報告文學的創作和理論研究現狀關注甚少，有關理論和作品的譯介嚴重滯後；四是與２０世紀３０至５０年代不同，目前的理論與批評缺乏國內一流的文藝學和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介入，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報告文學研究的深入和理論水平的提高。
丁曉原： 我們從事件、創作和批評等三方麵切入了對近期報告文學的觀察與檢視。概括地說，目前報告文學的狀態是危機與生機並存，也隻有居安思危，才能正視乃至解決報告文學自身的問題，才能促成報告文學生長的良好的生態環境，最終使這一誕生不過百年的活力文體再鑄輝煌。
二、 2004年報告文學關鍵詞
關鍵詞1：報告文學年
王暉： 2004年剛剛穿越21世紀的時間隧道，學界對於各式文體的創作與批評的年度回眸就已經或正在進行。我以為，這樣的回眸最好不要成為例行公事、不痛不癢的官樣文章，而應真真切切地尋找文體年度流變的亮點、焦點和難點，以年度之“一斑”，窺文體整體發展之“全豹”。具體到報告文學，我的總體印象是，盡管這種文體遭遇到2003年底至2004年初“生存還是死亡”的嚴峻拷問，但後來的歲月證明報告文學仍然擁有良好的存活生態，三大獎的如期開獎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在2004年裏，代表專業水準的第二屆徐遲報告文學獎、體現大眾意識的中國報告文學第三屆正泰杯大獎和傾注政府行為的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先後公之於眾，形成一股報告文學“旋風”。它們充分顯示出當下報告文學文體對社會各階層的影響力，以及社會各階層對報告文學的熱切期待。如果說，1988年“中國潮”報告文學創作震動文壇，形成“後文革時代”第一個“報告文學年”，那麼，2004年報告文學大獎的隆重出台，是否預示著又一個“報告文學年”的到來呢？
丁曉原： 我非常讚成你持這樣的批評態度，在我這裏也是一樣。我們這次對話的標題，表明了這種價值指向。你指稱2004年為報告文學年，我基本同意你的命名，但這需要作出某種界定。如果將它置於報告文學的史程中考量，這樣的說法似乎不成立。大家認同的報告文學年是1936年和1988年。但如果“就年論年”，或將它放在新世紀的文學大背景中評估，那麼2004年確實可以被視為一個報告文學年。其標誌之一就是報告文學三大獎的同年並開。當然，這三大獎還存在著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一是三大獎之間功能分區不明確，如徐遲獎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出了專業獎的水準，還很難說。你上麵所作的形容，還隻是我們的理想。二是有些獲獎作品的公認度不夠，如魯迅獎應該是報告文學的最高獎，而實際上一些獲獎作品差強人意。同時有的優秀作品則人為地落選了。但是，三大獎本身說明了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的存在既有數量規模，也有品質的可觀。另外，我們之所以總體肯定現在時態的報告文學，是因為在文學普遍地邊緣化的語境中，報告文學以其文體的獨特，以其入世的精神，依然處於影響受眾視聽、牽引社會關注的某種“中心”。所謂報告文學年，也就是說報告文學作品不僅在文學界內有所影響，而且也在社會獲得反響的年份。2004年的一些報告文學確實具有這樣的影響力。典型的例子就是何建明的《永遠的紅樹林》和王宏甲的《中國新教育風暴》。前者的各界反響，《光明日報》已作過專門報道。後者的影響，據浙江省作協鄭曉林說，《中國新教育風暴》等報告文學，成為浙江圖書市場最熱銷的書。2004年的優秀的報告文學大寫著現實中國，參與了時代核心主題的建構。
關鍵詞2：跨世紀作家
丁曉原： 你現在差不多是一個職業化的報告文學研究者。我不知道你在觀察報告文學創作時，有沒有一種新人無多的失望。就這兩年報告文學獲獎作者看，新人隻有李春雷、閭丘露薇、左賽春等數人而已，而且他們尚不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2004年有一位寫作了《灰村紀事》的作者朱淩，她對於題材的選擇把握、對於題旨的思考開掘，都顯示出作者寫作報告文學的潛力，值得我們關注。報告文學作者後繼乏人，這部分地由文體的特殊性造成的。作為一種最不自由的文體，具有較大的寫作難度；而且報告文學的寫作成本相對較高，在經濟中心主義的背景中，年輕人不寫報告文學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在這樣的情勢中，報告文學還保持了良好的局麵，我們不能不感謝一批跨世紀的報告文學作家。就2004年的創作看，支撐報告文學大局的是何建明、王宏甲、黃傳會、蔣巍、長江、曲蘭、張雅文等，他們的報告文學從20世紀寫到了新的世紀。何建明是其中最為勤奮的作家之一。2004年他有兩篇（部）作品可謂本年度重要的報告文學代表作。在我的閱讀視野中，他的《永遠的紅樹林》，以文學頗具召喚力的敘說，在報告文學，乃至在整個文學界，第一次直接、正麵、迅捷地表現了我們時代的核心主題，即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的時代內容。這篇作品所寫的人物及其事跡，包括“紅樹林”的寓意，無不指向並演繹著科學發展的時代命題。可以說，《永遠的紅樹林》所言說的主題就是我們時代的主題，體現了報告文學作為“時代的報告”的獨特價值。另一部長篇“紅色經典”《部長與國家》，除一如既往地呈現出作者擅長於宏大敘事的寫作風格外，作品還表現出作者對於寫作創新的努力。作者在打撈曆史故事，還原曆史畫麵時，注意“寫出革命領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樣”。作品的結構也富有動感，將當前情景與過往人事，通過閃回、疊映等手法加以組合，現場感真切。蔣巍也是2004年度的報告文學代表作家。這位在20世紀80年代以《在時代的彎弓上》等一係列立意改革的作品享譽文壇的報告文學家，曾經有一段時間從我們的視野中淡出了。但這兩年他又以固有的激情道義重返報告文學陣地。《你代表誰》，題目就充滿了報告文學感，獲得中國報告文學第三屆正泰杯大獎。其長篇《渴》具有顯見的題材拓展意義，並且關於水的困境、水的意義、水的解困的敘寫、思考令人沉重，讓人感動。年末發表的《牛玉儒定律》，及時地報告了“感動中國”的時代先鋒，再現了保持共產黨人先進性的市委書記牛玉儒的可敬形象。
王暉： 關於何建明，我想多說兩句。他的《永遠的紅樹林》是2004年度反映可持續發展這類題材中的一個亮點。這篇記錄青年經濟學者梁言順博士從事“低代價經濟增長”研究的作品，深切地應和著“科學發展觀”的時代主題，其人物描述的視角和方式頗具當年徐遲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對陳景潤表現的韻味，它通過書寫一個人和他的理論，展示經濟增長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性難題，其現實意義不亞於破解“哥德巴赫猜想”這道世界性的數學理論難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擅長於長篇大論的何建明僅用一萬二千多字（相當於《哥德巴赫猜想》字數的一半）就將人物的個性簡潔有力、生動傳神地活畫出來，這不僅是作者對自我的超越，在長風日盛的報告文學界，此舉也如清風拂麵，令人為之一爽。我還特別感慨於作者哲理性思考的進一步深化，我把這看著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逐漸成熟起來的標誌。
與何建明相似，王宏甲也是跨世紀作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2004年度出現了大量的觸及對學校教育教學及其考試方式的描述，以及對青少年成長環境表示憂思的報告文學文本，其中《沒有不成功的孩子》（李振斌）書寫了一個平凡父親在“目標、愛心、恒心和汗水”這一針對性極強的教子理念指導下助子成才的感人故事。《一個中考學生家長的日記》（顧頤）則真切地道出當下應試教育氛圍裏為父為母的疲憊、無奈與艱辛。而《竊心大盜》（祁建）中對青少年網戀負麵影響的調查，《欲說還羞性教育》（曲蘭）中對因性教育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之性蒙蔽、性盲目、性羞澀和性犯罪等問題的揭露，《隻有一個孩子》（楊曉升）中對獨生子女因意外傷害致死的詳述，都表達了作家們的深切的憂思。這中間，我以為王宏甲發表在《中國作家》上的《走向新教育》一文有其新氣象。作品從特級教師王能智發現和實施“探究式學習”教學法取得成功的個案描述入手，對具有工業化教育特征、以單純獲取知識的灌輸式教學為主體的現行教育教學模式提出質疑和批判，呼籲向新經濟教育方式轉型——因為“對於成長中的孩子，如何保證他獲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獲得多少知識重要！”個案描述的豐富性及其語言的生動性，使其比作者數年以前所寫的《智慧風暴》要更為感性一些，因而也就顯得更加靈動可感。
我同意你“新人無多”的判斷，不過，有些“新麵孔”，我覺得還是值得我們記住的，譬如劉繼明。劉本為小說作家，此次他卻以51萬字的超長篇幅為我們展示出三峽工程在近百年的時空裏由偉人夢想化作現實存在的宏大紀實。作者將有關三峽大壩的夢想、論證與論爭、生態與戰爭威脅考證、移民和工程建設五個方麵的內容聯袂推出，於張弛有度、詳略分明、知感交融之中，演繹成對“夢之壩”的全景敘述。可以說，它是目前報告文學界詮釋三峽工程的最完全讀本——一年前何建明寫過《國家行動》，十二年前盧躍剛寫過《長江三峽：半個世紀的論證》，但他們僅分別側重於三峽移民或三峽工程論證、論爭等內容的敘述。然而，我更感興趣的還是作者的創作理念、對描述對象的認知和切入的視角。劉繼明說“我所理解的報告文學，絕非是長期以來流行的那類熱衷於對曆史人物與事件進行穿鑿附會和滿足公眾窺視欲的‘紀實文學’作品。因此，我希望這部書具備一種整體性的思辨力量、較為廣闊的曆史視野和濃鬱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對真實的曆史與現實事件（人物）的把握上，盡量回避那種通俗故事式的表達，而更應該注重言說方式和思想意義上的彰顯。”這就使得其文本並非一個世界級水利樞紐工程建設過程的單一性描述，而是成為對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和經濟流變的整合式闡釋。從這個意義上講，劉繼明無疑是新世紀報告文學界一匹頗具實力和潛力的“黑馬”。
關鍵詞3：檢視生活
王暉： 關注舉國注目的熱點與焦點固然是報告文學作為“世紀文體”所應承載的主要內涵。然而，與2003年相比，2004年缺少諸如三峽截流、抗擊“非典”、飛船上天等衝擊人們注意力的重要事件。因此，除卻上麵所說的熱點與焦點外，對日常生活的檢視和反思就成為這一年度報告文學的一個關鍵詞，這多少表明這一文體關注與再現生活的視野正在逐步擴展開來。在林林總總的書寫中，我傾向於推舉那些深具人文關懷、主持社會正義、心懷人類良知、善做文明批判的用心之作。因此，我以為有這樣一些文本值得注意：一是對婚姻和男女情感內容作描述的，如《天下婚姻》（黃傳會）、《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個日日夜夜》（塗俏）、《情感幕後》（石英君）等。黃傳會在這部長篇文本中，以共和國三部《婚姻法》的製定、頒布和實施的過程為線索，串聯起50多年來中國大陸公民婚姻戀愛觀念流變的曲折曆程，以此體現“民眾對個人私生活自主權的關注，立法者對個人私生活自主權的重視”的基本理念。塗俏以臥底方式深刻體察了“包二奶”這樣一種伴隨市場經濟出現的畸形婚姻狀態，並十分冷峻地揭示出二奶們自虐式尋求“美好人生”的令人心悸的生活內幕和內心真相。石英君則通過中國第一位隱私熱線主持人的手記，直擊當下人們情感生活中的種種悲歡離合，以此透視時代變遷之風雲。二是對醫療及某些流行疾病現狀的關注。如觸及當下醫療與人倫關係敏感性的《安樂死：情與法的撞擊》（熊國英等），描述心外科專家劉曉程以驚人之舉關懷心血管病人、震撼中國亟待改革之現行醫療體製的《4萬：400萬的牽掛》（張雅文），以及揭示乙肝患者艱難的生存現狀的《你，“澳抗陽性”嗎？》（長江）等。此外，還有關注食品衛生安全的《民以何食為天》（周勍）、關注城鎮下崗職工生活的《涅槃》、揭示農村基層民主選舉與潛規則博弈的《灰村紀事》（朱淩）、直言廁所改革的《廁所革命》（郝敬堂等）、思考交通安全問題的《中國，車禍之痛》（徐江善）、描述北京反扒竊鬥爭的《京城反扒行動》（宇向東）、再現吸毒販毒危害和緝毒警察英姿的《毒品凶猛》（張西）、直擊海外中國勞工生活的《太陽灼傷的土地》和《幸福的荒漠》（林因等）、追憶領袖和高級幹部生涯的《在毛澤東的身影裏》（張一弓）和《部長與國家》（何建明）等。
丁曉原： 你將“檢視生活”，作為指說2004年報告文學的一個關鍵詞，這是十分符合實際的。2004年的報告文學，部分地成為了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說。一般地認為，報告文學是一種更適合於報告重大現實題材的文體，大題材有時可以產生大報告。2003年的中國可謂大事不斷，報告文學對“非典”、“神五”等這些重大題材都作有快速的反映。2004年除了一些重大的礦難等災害頻頻發生外，社會整體穩健地發展著。重大題材對於報告文學，是有重要意義的，但我們並不能說題材絕對決定著報告文學的寫作；同時我們對所謂的重大題材，需要作辯證的認知。一些看起來尋常的事情，往往蘊含著重大的報告價值。報告文學並不是大眾文學，但是它應該貼近大眾的生活、報告民生、體察民情、傳遞民聲。2004年度發表的《民以何食為天》、《廁所革命》、《天下婚姻》、《你，“澳抗陽性”嗎？》等作品，就有這樣的意味。周勍的《民以何食為天》在材料的內化處理、在語言表述等方麵，應該說還顯得有些粗糙，但是以長篇的規模，將“中國食品安全現狀”的嚴峻問題推至讀者麵前，其題材、立意的價值是頗為重大的。“食”是平常之事，但它又事關著“天”——關乎每一個人生命，也關乎民族國家的命運。而作品所呈示的景象是食品問題“十麵埋伏”，防不勝防，大眾開始生成某種“食品衛生恐怖”心理。由此可見，《民以何食為天》實際上涉及的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話題。通常而言，廁所是難登文學的大雅之堂的。郝敬堂、張紅櫻兩位作者，不僅以廁所為敘寫對象，而且竟然冠以宏大的“廁所革命”的題目。隻看題目，覺得作者似乎有小題大做、招攬讀者的嫌疑，但如果你認真通覽作品，便會深感廁所問題其實是一個最人化而又最易為人忽視的問題。說到底，廁所問題是一個文明的問題。當一個國家民族連溫飽之事尚未解決的時候，是根本不會想到把廁所列為需要“革命”的議程的。長江的《你，“澳抗陽性”嗎？》，報道的是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的生存狀態：他們背上的十字架太過沉重，“健康人”視其如洪水猛獸，他們自己也在人麵前活得太累。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與周圍世界之間築有一道人為的“牆”。長江的這篇作品表現出對弱勢人群的關注與同情。以上所述多篇作品表現出的對大眾日常生活遭際的傾心，體現了報告文學作家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的立場與情懷。這種風氣值得肯定，並且是需要發揚光大的。2004年是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年份，各種紀念文章很多，譚楷的《家鄉的事》以視角的獨特和選材的自出，成為其中的優秀之作。在作者看來，“深情的頌歌，沸騰在平民的熱血中，不朽的豐碑，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發生在廣安這塊土地上的巨變是中國巨變的縮影，也是小平豐功偉績的組成部分”。作品副題“從一座村莊，幾個農民看一代偉人”，此中可見全篇構思。幾個小標題“無言的梧桐樹”、“鄧家老院子”、“牌坊新村的‘老實龍門陣’”、“幺舅的‘好福氣’”、“歐陽曉玲之歌”等，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敘述鄧小平的“小故事”及其家鄉的大變化。以百姓視角觀照偉人，將偉人置於日常生活中反映，這樣的寫法對於同類作品的寫作是有啟示意義的。
關鍵詞4：報告文學病
王暉： 2004年度報告文學在日益強大的全媒時代艱難前行，能有所作為實屬不易。但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仍不能不再次重申，目的是希望引起療救的注意。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在不少文本中仍然存在帶有濃厚的小說式虛構與想象的描述，此現象在某些大力推崇報告文學的知名期刊中也未能幸免；第二，篇幅冗長、不加節製、堆砌個案、不善剪裁的情況時有發生；第三，對一些重大的社會熱點、焦點和難點問題缺乏表現；第四，從某些知名期刊2004年全年所發作品來看，其登載的“報告文學”已成為不折不扣的“亞流文學”，甚至可能連“文學”都談不上，充其量是些為企業或個人作粉飾的文字廣告而已，對此，我不能不感到憤懣和悲哀。以上這些近乎老生常談，但對報告文學而言，如不加以克服，則會有諸多不利。
丁曉原： 我對你上麵列舉的幾個問題，頗有同感。在我看來這些問題似乎已經成了有害於報告文學健康發展的痼疾。虛構是報告文學的天敵，故意地編造無疑顛覆報告文學文體的存在，目前自覺或不自覺的臆想式“報告文學”並不少見。脫離內容實際的注水作品，也有悖於報告文學的文體規範。報告文學是新聞文學，新聞性其中就意味著快速報告和快速閱讀。呼籲精短報告文學成了2004年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的一個重要議題，可見此類問題已經比較突出了。我閱讀2004年報告文學，在為這一年創作新收獲感到興奮的同時，又為本年度報告文學整體上存在的平麵化而遺憾。平麵化，具體表現為作品故事（材料）多而思考少，缺乏作家主體對報告對象的心靈內化和思想穿透，很少有作品帶給我們深度的震撼；一方麵作品題材的跟風趨同，如寫三峽（移民）、教育等作品較多，而另一方麵，一些為百姓關注也聯結著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的尖銳題材卻乏人問津。
王暉： 你所言極是，譬如“反腐”。盡管它仍然是2004年中國政治文化生態中的關鍵詞，但報告文學中有分量、有深度、有震撼力的作品仍顯匱乏。描述河北程維高浮沉的《失控的權力場》（秀靈）和披露吉林李鐵成受賄案的《賣官記》（文辛），是其中可以一提的文本，但它們大多有這樣的通病，即僅止於案件敘述，而缺少對人物言行及事件深層內涵的發掘，視角的獨特與話語的精彩更難以與幾年前楊黎光所作的《沒有家園的靈魂》相比。
丁曉原： 我想，這正說明報告文學作家在承擔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方麵還有所不足。報告文學家的膽識是以他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擔當為前提的。就這一點說來，2004年的報告文學還遠不如央視的一些新聞主題性節目，敢於突入現實前沿進行富有勇氣和識見的報道和評說。一般來說，國家主流新聞媒體需要更多地遵守意識形態管理的潛規則，言說的自由度相對要小一些。而報告文學作家則可在不自由的文體中，擁有較大的選題的自由，特別是表達深度思考的自由。如報告文學作家認同作如此觀，那麼倒是應該反求諸己了。
三、 2005年報告文學觀察錄
（一） 欲望化時代的人性書寫王暉： 又到了對一年來報告文學的行蹤坐而論道的時間了。你連續三年為春風文藝出版社編選年度“紀實文學年選”，在編選2005年度專輯所寫序言的標題中，我看到你突出了“欲望化時代的人性書寫”的字眼，這是否意味著你對這一年度報告文學創作的總體或者說主流印象的基本評價？
丁曉原： 我想並不是這樣的。我表述的本意是“欲望化時代的人性書寫”應當是報告文學創作的理想狀態。但是，你可能也會注意到，當下的報告文學創作，比較多的是作事象的陳列鋪敘，見事不見人；有些作品，雖然也注意表現人物人性人情，但是尚止於表麵化的處理，挖掘的深度不夠，讀來總覺得不夠味。我說過，作為文學的具有某種史性功能的報告文學，是應該為今天的讀者和未來的文學史提供我們這一特定時代人典型的精神樣本的。有眼光有事業追求的報告文學作家，最好能沉靜下來，沉潛下去，通過對真實人物真實的心理世界的精微透視，觸及人性獨特而有意味的深部，寫出關於人的精神樣本的宏大報告。報告文學作家可以而且也應該敘述重大事件和典型的社會現象，但是在敘事中必須確立“以人為本”的敘事立場，使報告文學真正成為我們這一流動不居的曆史轉型時期關於人的報告。這種報告凸現的應是人的心靈史或靈魂史的全息圖景，並且這樣的心靈史或靈魂史不隻是屬於某個個體的曆史，我們從中更可洞悉特定時代民族精神的某些鏡像和內蘊。這樣說來，我所說的“欲望化時代的人性書寫”，其實就是對報告文學創作的一種呼籲和期待了。
王暉： 原來你是將“時代的真實人性書寫”作為報告文學或者說經典報告文學的基本母題來看待的。在麥當勞式快餐時代，希望有所作為的作家們確實非常需要反思與超越報告文學“輕騎兵”的文體定位，精確深厚地表達當代中國人的精神軌跡，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應和時代、陳列表象。的確，與2004年相比，2005年的報告文學狀態似乎要顯得平靜許多。在這一年裏，除了熱烈的六月讓楊黎光等報告文學作家在魯獎頒獎典禮上火了一把之外，似乎還沒有更令人眼前為之一亮的熱點展現。其實，這一年度並不缺少引領全國焦點與亮點的重大事項，航天主題（“神六”升空）、統一主題（國民黨、親民黨領導人訪問大陸）、抗戰主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等都是如此，但遺憾的是，報告文學作出的反應並不敏銳，即使有李鳴生寫抗戰的《血祭》、孫晶岩寫西氣東輸工程的《中國動脈》、舒雲寫教育製度的《高考殤》等描述重大題材的作品出現，但仍然掩蓋不了這一年度報告文學視閾的缺失。在我看來，不應忽略的視閾還體現在對醫療腐敗、人口就業、艾滋病防治等有關民生話題的關注，而這些焦點正是建設一個民主、和諧、公正、包容的中國所不容忽視和不可懈怠的。
不過，在“欲望化時代的人性書寫”這樣一個視閾中，我感到還是有一些作品能夠令我們感慨、回味與深思。對報告文學界來說，魏榮漢和董江愛的名字雖有些“陌生化”，但他們寫出的《昂貴的選票——“230萬選村官事件”再考》卻讓人為之一震。我很欣賞這一文本從容客觀的敘述風格、基於事實的個性化的理性分析與獨立思想，特別是以“選村官”之一斑，窺鄉村選舉文化建設乃至新世紀中國民主政治進程之全豹的恢弘氣象。在此，我同意以兩期篇幅連載該文的《報告文學》在“編者按”裏所說的話：“作為報告文學，其主題建構的豐富與深刻，思想表達的理性與獨立，文本敘述的內斂與流暢，近期來難得一見。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眾多國內主流媒體以‘荒誕’‘惡劣’的定性沸沸揚揚地炒作過……作者作為一名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深入考察者和親身參與者，沒有為強勢媒體的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偽的科學態度努力還原事件的本來麵目，替無語的事件主人道出內心的真實。”在“欲望化時代”對複雜人性的描摹與分析是這篇作品的又一成功之處。它讓我們再度想起報告文學作為“深度報道”的職責。此外，“欲望化時代”人性之善與人性之惡，在多篇作品中也有表現。《賣官鬻爵第一貪——馬德寫真錄》（江海河）、《一個打工農民的死亡樣本》（張立）對人性之惡，《人民代表馮有為》（劉元舉、康錦達）、《我們可以稱他是偉人——速記中國農民吳仁寶》（何建明）、《兩地書·母子情》（秦春）、《男人的美麗男人的夢——從乞丐到軍人、到富豪》（何建明）對人性之善的表現都顯示出獨到之處。
丁曉原： 你現在是最為職業化的報告文學評論家了，可以靜心觀覽報告文學的時空，羨慕你；我則有些“不務正業”，但報告文學在我這裏的確“揮之不去”。你所提到的作品我大多讀過，有些被我選進“年選”了。我基本同意你對2005年度報告文學所作的評估。你提到了《昂貴的選票——“230萬選村官事件”再考》，對作品分析得很到位。我想特別說說作者。兩位作者的“組合”很有意思，奠定了成功寫作這一優秀作品的基礎。魏榮漢是一個地方民政局的領導，從事實際工作的。董江愛是山西大學的女教授，畢業於人民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從事理論研究的。報告文學的“理論”聯係“實際”，在他們這裏結出了令人可喜的成果。這給報告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很多啟示。報告文學是客觀的紀實性寫作，需要有實實在在的“實”感受、“實”生活、“實”內容；同時報告文學又是“報告”的文學，作為一種需要深度化處理的文本，需要對題材、材料進行理性的分析，對事象作穿透式的研究，這要求作者具有理論思維的品格和能力。兩位作者正好在這些對寫作優秀報告文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方麵，實現了優勢互補。作品選題和題旨，深度關聯著政治文明建設的話題，這是一個具有某種挑戰性的重大的前沿課題。作品的內容也很紮實，敘寫樸實，是2005年最有深度的優秀作品之一。由此，我希望報告文學有更多的“雙打”組合，這樣會使我們的報告文學創作出現一些重要的變化。另外，我也期望有學者背景的人，比如社會學家（者）、政治學家（者）、曆史學家（者）等加盟到報告文學作家的隊伍裏來，結合他們專業的課題研究，寫作有厚重感的感性與理性有機融合的“專業化”的報告文學。
（二） 尋找精短報告文學
王暉： “長風日盛”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彌漫於報告文學創作中的普遍現象，這無疑不利於報告文學製式的多元化發展。2004年全國第三屆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上，一些有識之士大力倡導短篇作品的寫作。與之相呼應的是，2005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舉辦了“雪凡妮杯和諧美全國短篇報告文學征文”活動，湧現出《今生無悔》（朱金平）、《忠誠》（黃傳會）、《台灣媳婦老兵妻》（薩仁圖婭）等不少優秀作品。劉茵發表在《報告文學》雜誌上的《砸車奇遇》，不知你注意到了沒有？我覺得這是一篇頗具新意、巧思、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的短篇佳作。其實，從文體建構上來說，短篇製式的報告文學看似易寫其實難工，它對作家的思維能力、綜合提煉能力以及簡潔而生動的表達能力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可以說，這是報告文學創作中的“瓷器活”。近百年來堪稱經典的報告文學中，短篇製式不在少數。我讚同這樣的倡導，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製式問題，它實際上代表著對當下粗製濫造、追求金圓利益、迎合出版商趣味、敗壞報告文學聲名的反省與批評，代表著對精品創作的褒揚和鼓勵。我把這看作是新世紀報告文學的救亡運動，不知你的想法怎樣？
丁曉原： 報告文學的“注水”問題是相當突出的。作為讀者，我不喜歡長而空的作品。長篇報告文學寫作和出版的動機很值得我們注意。有些題材是否有必要以書的規模出版，是否有些“短題”長做了？利益驅動的“原則”嚴重地影響了報告文學的健康發展。從這一角度而言，你把倡導精短報告文學“看作是新世紀報告文學的救亡運動”，就決不是危言聳聽了。作為春風版紀實文學年選的編選者，麵對一些作品我“快樂並痛著”。有些作品總體上“可觀”，讀著“快樂”，但篇幅過長需作壓縮，這種工作令人“痛苦”。而從刪節的實際情況看，有很多枝蔓性的敘述和空洞的議論，本來就不應該寫進作品的。從報告文學創作本身看，“長風日盛”反映了作者對文體特性把握的偏頗。報告文學強調紀實性，但並不意味著對客體“照單全收”，這裏有一個基於作者眼光、識見的選擇問題。選擇，一方麵表示強化；另一方麵要求放棄。現在的作者有一種“求全”心理，這就從本體上消解了報告文學。報告文學要講究作品言說的表現力，否則報告文學的讀者會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在倡導精短報告文學方麵所作的努力，盡管“雪凡妮杯和諧美全國短篇報告文學征文”並未推出更多優秀的短篇，但是其價值導向是明顯的。劉茵的《砸車奇遇》我讀了，感受同你。作為資深的報告文學編審，她對報告文學的精短化多有呼籲，2005年又以自己的寫作踐行，精神感佩。我覺得我們不僅要倡導作者寫作短篇報告文學，而且希望媒體能推動短體報告文學的發展。《文彙報》和《南方周末》等報紙刊發的報告文學，有一些的確是精短的。報紙應當成為報告文學發表的主要陣地之一。
（三） 魯獎風騷與“南楊北何”
王暉： 近些年來，報告文學界常用“南楊北何”來指稱楊黎光與何建明這兩位當紅作家，其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楊黎光蟬聯三屆魯迅文學獎，這在這一國家最高級別的文學獎項的獲獎者中是唯一的，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是獨領“魯獎”風騷。2005年，我們未能看到楊黎光的報告文學新作，但在6月底與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同時舉行的“楊黎光創作學術研討會”上，許多專家學者對其以報告文學為主體的創作風格作出了有意義、有深度的概括。譬如，你談到的楊黎光作為深圳文化名片，成為深圳新文化成就的形象代表，何西來提出的研究“楊黎光現象”和“楊黎光風格”等。對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作出這樣的評價，至少在近20多年的報告文學文壇上是絕無僅有的。何建明在繼《永遠的紅樹林》之後，2005年又寫下了《我們可以稱他是偉人——速記中國農民吳仁寶》、《男人的美麗男人的夢——從乞丐到軍人、到富豪》等兩部中長篇報告文學作品。前者是作者一以貫之的拿手題材，他通過“發展經濟”、“為官之道”和“共同富裕”等三個故事組團，書寫出主人公由造田到造廠再到造城的三次革命性曆程，以及50年紅旗不倒、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係列“創業”與“創富”理念。後者則是作者題材的開拓之作，他力圖全方位展示一個當代中國億萬富豪的人生傳奇。我最感興趣的是何建明對兩部作品中兩位主人公“創富”理念的詮釋。
丁曉原： 你是否注意到了網上有人對“魯迅獎”以及楊黎光等作家的議論。在我看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的有些入選作品的確是可以商議的。這表明我們的評獎機製應該優化。但就楊黎光而言，我以為他實際上是“跨世紀”報告文學作家中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其創作的實績和影響力是有目共睹的。這倒並非全因為是他蟬聯了三屆魯迅文學獎。寫作報告文學最勤奮的何建明2005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應該是當之無愧的。本年度何建明發表的多篇（部）作品，顯示了他既成的風格：注意選擇有意義的重要題材，並以較為素樸的生活化的故事方式敘事，結撰體量較大的內容豐富的文本。同時，他又突出地表現了人物的存在，人物個人的成長史。人物發展的內在邏輯書寫得清晰有致，並且注意運用能夠凸現人物精神特質的細節，雕刻人物形象，因此人物能立體地活動在讀者還原性的想象裏。如你所說，作者通過作品形象地詮釋了主人公“創富”的理念。這是讀者饒有興趣的，並且會引起他們思考、給予他們啟示的意義設置。在我看來，人物最有價值的創富，不是創造了那些有形的物化財富，而是創造了基於物質又超越物質、成就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的獨特的精神財富。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富。從某種角度看取，我認同新世紀報告文學文壇的“南楊北何”說。但是，從報告文學的全麵繁榮和可持續發展而言，“南楊北何”的局麵究竟是報告文學的遺恨。報告文學的發展期待著“南楊北何”時代的終結和能夠走到前台的“新人”出現。
王暉： 言之有理，感同身受啊！我當然也看到了網上的一些議論，但我對“南楊北何”之說並無異議。你說得對，“南楊北何”是新世紀報告文學的實績，也是新世紀報告文學的缺憾。我由衷地希望報告文學作家像小說作家那樣東西南北中遍地開花、枝繁葉茂。
（四） “矛盾”的《當代》與報告文學的“誤讀”
王暉： 近幾年，《當代》雜誌對報告文學文體采取了幾近自相矛盾的態度，一方麵，它並不拒絕刊登報告文學，近年頗具影響的《中國農民調查》等均出自其手；而另一方麵，它又以“編者按”或“責編手記”的形式不斷解構報告文學。2003年它在發表《中國知青終結》一文的“編者按”中指出，“報告（紀實）文學把真的寫成假的”、“報告（紀實）文學已經集體日薄西山”。2005年第3期在發表陳桂棣、春桃的《包公遺骨記》的“責編手記”中，它又一次對報告文學發難。我想在此摘錄其中的一些關鍵句，以求得公正的評判——“征得桂棣和春桃的同意，我們將這部作品定性為‘紀事’。之所以不沿用‘報告文學’，是因為有太多的疑惑。說聲名狼藉太過分，但的確有太多的讀者早已經不習慣報告文學的‘高屋建瓴’、‘滔滔不絕’、‘振聾發聵’。……多少年前，沒有改革開放，思想沒有解放，我們都很蒙昧，且承認自己蒙昧。期盼啟蒙，期盼教導，期盼振聾發聵，如久旱的禾苗盼甘露。報告文學所以應運而生，那滔滔不絕的慷慨陳詞所以讓我們熱血沸騰，那義正詞嚴的報告文學家所以讓我們敬仰。二十來年過去了，現如今，我們已經不蒙昧了，至少以為自己不蒙昧了，連北京的出租司機都能夠滔滔不絕，再聽報告文學家滔滔不絕，會是什麼感覺？會覺得自己傻還是報告文學傻？或許，這就是我們反感報告文學的理由？”在這樣的話語麵前，我真不知說什麼是好。我隻能驚歎《當代》編輯的無知與霸氣。以是否“居高臨下”、“滔滔不絕”作為劃分報告與非報告的界限，甚至以“我們已經不蒙昧了”作為反感報告文學的理由，我隻能為《當代》悲哀！回過頭來看《包公遺骨記》，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作者書寫及思考領域的拓展，但恕我直言，我更欣賞作者振聾發聵的《淮河的警告》和《中國農民調查》，而不是這個“以平和的口氣”講述的所謂“紀事”。
丁曉原： 《當代》與當代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史，深有關聯，這是我們應當看到的。我也注意到了這幾年《當代》關於報告文學的“矛盾”行為。我不知道這樣的“矛盾”對《當代》意味著什麼，但我以為它對報告文學大約已是“言而有失”了。當然，《當代》可以堅守它所認定的報告文學觀念。但在我看來，《當代》對於報告文學文體至少是作了“誤讀”。2003年將文學等於虛構，由此解構報告文學，2005年又以時代不需要啟蒙為由，否定報告文學的存在。這其中的“非邏輯”是很明顯的。因此，我想似乎也不必較真地論辯。報告文學的存在與否，並不是以人們感情用事式的一相情願所定下的。至於《當代》將《包公遺骨記》“定性為‘紀事’”，而不是報告文學，盡管其理由在我看來並不成立，但“紀事”這樣的定性，我以為是合適的。報告文學是現實性極強的文體，曆史題材的紀實作品，隻有當曆史與現實發生了具有某種時代性的對話關係的時候，它才可以謂之報告文學。我不讚成報告文學文體“疆域”的無限拓殖。因為，一種文體的獨立，表示了它自身具有了某種規定性。規定性其實是排他的。獨立的報告文學無須隨意“擴張”。
（五） 《母親楊沫》：寫實品格與啟示
王暉： 我還想說一個題外話，那就是老鬼所著的《母親楊沫》這本書。它的版權頁上名為“紀實文學”，實際是傳記作品。它在2005年轟動文壇的原因在於它揭示真實的勇氣和力量。老鬼說：“說真話難，說父母的真話就更難。”但他仍然“遵循母親的願望，盡量客觀地把母親一生中我所認為的重大經曆記錄下來，盡可能大膽地再現出一個真實的，並非完美無缺的楊沫。”因為，“說謊是最大的罪惡”。在這本盧梭《懺悔錄》式風格的“寫真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父母矛盾尖銳”、“兒女情很淡”、“母親與我”等披露家庭生活中的楊沫本相紀實。這樣不虛美、不隱惡、秉直書的描述，非但沒有轟毀傳主本人的形象，相反，它獲得了意外的好效果，這就是老鬼所言的“一個真實的楊沫，比虛假的楊沫能更久遠地活在人們心中。”老鬼曾以《血色黃昏》真實記錄了文革的慘烈，此次又以極大的勇氣書寫母親的一生。我以為《母親楊沫》對當下報告文學遵循非虛構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則進行創作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