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曉原： 你給出《母親楊沫》這一話題很有意義。這部作品標注的是“紀實文學”，但從其秉具的品格而言，將它視為報告文學也無妨。在我看來，《母親楊沫》比之於一些名之為“報告文學”的作品，更報告文學化。現在的報告文學創作，問題並不隻是“長風盛行”或“新人”乏善，寫實品格的普遍缺失，其實是更深層、影響也更大的問題。為什麼一些“尖銳”的題材無人涉及，為什麼一些報告文學中的人物還是“高大全”，為什麼一些報告文學等同於廣告，為什麼報告文學的文化批判的精神正在淡化，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可能不一，但無疑與寫作主體的主體性自覺的普遍弱化有關。我們一些報告文學作者，寫著所謂的報告文學，其實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說謊”。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正是在這一點上（至少），《母親楊沫》所堅持的自覺的寫實品格，對於報告文學具有針對性很強的啟示價值。真正的報告文學是需要傳承太史公那種“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的實錄精神的。
四、 2006年報告文學印象記
印象一：沉默的多數與響亮的少數
王暉：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2006年的特殊意義？結束文革、改革開放30年，新時期文學30年，紅軍長征勝利70年。但是，相比較前兩年，在這樣一些值得傾情傾力關注的現象麵前，報告文學的反映就顯得並不那麼迅速、敏銳和深刻，除去少數作家和作品呈現亮色之外，其他多為“沉默的大多數”，平實的很。在這些亮色作品中，我覺得有這樣一些作品值得我們注意，王樹增的“非虛構作品”《長征》（67萬字）、何建明的《為了弱者的尊嚴》（《根本利益》的姐妹篇）、王宏甲的《貧窮致富與執政》、徐剛以青藏高原為描述主體的《大山水》、宋曉軍的《天使在作戰》、傅寧軍的《悲鴻：未被報告的報告》、關注教育的黃傳會的《我是誰——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王新民的《煉獄——中國高考風景》（《報告文學》3期）、《高考三題》（《報告文學》7期）、關注青少年問題的郝敬堂的《天堂從此不再寂寞》（少年兒童的死亡）、李振斌和李洋任的《孩子，你到底怎麼啦？》（《報告文學》6期）、關於空軍建設的郭曉曄《艱難的起飛》（《報告文學》9期）、南香紅的《羅布泊的絕版典藏——彭加木》（《報告文學》7期）生態關注的王天祥的《東北虎，SOS！》（《報告文學》5期）、韓小慧的《大儒無聲》、冷夢的《調查》（《北京文學》）、短報告文學《拯救》（寫乞丐村）等。
丁曉原： 正是這樣，2006年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年份。但是這其實也不能表明它與文學或報告文學的創作具有必然的內在關聯。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希望報告文學在特殊的時候，出現具有一些特殊意義的大作品。的確，“沉默的大多數”可以反映報告文學的年度景象。但是，作出這樣的評價，可能與我們某種“先在”有關。我們已經習慣於甚至依賴於楊黎光、趙瑜們給讀者創作出有影響力的作品，但實際上不可能。他們的逐步“退出”，對於報告文學文體的發展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另外，也與我們視點的“片麵”有關。除了《報告文學》、《北京文學》、《中國作家》外，《文彙報》、《南方周末》等也是刊發報告文學作品的重鎮，而且由於這些報紙的努力，直接推動了精短報告文學的發展。特別是《南方周末》上發表的如《集體離婚》一類的作品，篇幅雖短，但衝擊力很強，很值得我們關注。
印象二：粗鄙化與粗糙化的反叛
王暉： 粗鄙化與粗糙化，是當下文學為人所詬病的頑症之一，報告文學也不例外。在我看來，這一文體的粗鄙化主要體現在其趨利與媚俗等方麵。趨利，即相當數量的作品，甚至是發表在著名的、權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脫為金錢寫作的幹係，比如為權錢在身的某企業家、某單位領導幹部作廉價的歌功頌德。也許刊物發表這樣的文字有其希圖經濟援助方麵的考慮，但作為編輯者，他們或許並未意識到其行為對報告文學這樣一種特殊文體的致命傷害，這無疑是向報告文學舉起了軟刀子。而粗糙則顯示出報告文學作家質素的低下、藝術營構能力的缺乏。2006年報告文學乏善可存，不過還是有令我們欣慰的作品。譬如，徐劍的《東方哈達》（《中國作家》2006年第2期）對大工程的再現就顯示出作者極力宣示詩意描繪的匠心。對重點工程的描述一向是共和國報告文學的重頭戲之一，但說實話，50餘年的曆程走過來，真正能留下來仍能讓人咀爵不盡的作品寥寥無幾。隨著重點工程的完工，這些文字也就完成了它們的使命。其中重要的原因也許就在於作家們太拘泥於事件本身的敘述以及表揚稿式思維定勢，缺乏藝術的穿透力和營構力，隻講貼近、寫實，不知超拔與超越、詩情與寫意。《東方哈達》的最讓人記住的就是它融曆史與現實、文明與鄉土的“上行與下行列車”的獨特結構方式，詩化語言以及包容性頗強的有關鐵路、高原、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關鍵詞的史詩性表達。這是大氣之作。王樹增的《長征》，我認為也是近幾年來報告文學的上乘之作。關於“長征”寫實性敘述，應該說在當下是一個難題。我的意思是，它已經被斯諾《西行漫記》、索爾茲伯裏《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等演繹過許多次，“審美疲勞”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王樹增仍然讓我們眼前一亮——他的關於“長征”的再敘述充滿了藝術氣息，懸念、結構、語言、詩意，都顯得自然、貼切與簡潔，再加上大氣磅礴。我覺得這與作者的寫作理念和藝術才華有關。他沒有拘泥於長征的一般政治意義上的慣用表述，而是將其提升至人類精神財富的高度來重述，這當然就會意高一籌。作者寫到：“長征是突破了國度、階級和政治界線的人類精神的豐碑。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無論持有何種意識形態，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給予人類的精神財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滅的信念。長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長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記錄者在不同時域和境域下展示出來，真是說不盡的長征！但同時我也感到，在文學領域、具體到報告文學範圍，題材的重要性當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對重要題材的反複深入的開掘甚至進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為關鍵的。比如對唐山大地震這個令當代中國人永遠心痛的天災事件，在2006年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表達，這就是張慶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際寫下的《唐山警示錄》，它的副標題“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剛好表明其敘說的維度，它與20年前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補，後者無疑是全景描述的典範，而前者卻主要涉及對當年地震漏報真相的揭露，角度雖窄，但挖掘頗深。作者張慶洲並不是報告文學界的明星，但我以為他的文體感覺和藝術傳達並不在當紅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下，他在書寫中所表現出來的文風氣質令人有久違之感，比如老到洗練的文字、深情而恰到好處的抒發、人物形象勾勒的簡明生動，以及建立在訪談口述和曆史文獻基礎上的強烈的紀實性等等。甚至可以這樣說，這部《唐山警示錄》，完全能夠與《唐山大地震》一道成為報告文學作家對中國當代史重大事件的傑出表達。
丁曉原： 粗鄙化與粗糙化可能是我們這一時代的一種病症。物質中心主義製導著人們的精神方式和行為方式，直接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在一些報告文學作品的創作中，表現出的就是思想的軟化、精神的矮化和情感輕化。報告關涉國計民生的題材作品不多，展示私情粗俗生活的“大特寫”不少；堅守文體使命，敢於揭示現實矛盾的具有“硬度”的作品不多，借報告文學之名，牟取一己私利的“廣告文學”不少；紮實采訪、沉潛思考、精心結撰的“文學”報告不多，枝蔓蕪雜、揮灑無度、滋味寡然的粗製濫造“隨筆”不少。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中，你所提到的徐劍的《東方哈達》、王樹增的《長征》和張慶洲的《唐山警示錄》等作品顯得難能可貴。特別是徐劍的《東方哈達》具有英雄史詩般的基調、氣勢和格局，原作長達60萬字，是一部全景報告青藏鐵路建設工程的皇皇巨著。作品的結構頗具匠心，采用“上行列車”寫現實，“下行列車”寫曆史的雙線並行書寫方式，有效地構建了具有詩性史性時代性的跨時空的宏大敘事模式。語言也具有某種詩韻詩意，作品有一種撲麵而來的文學滋味。敘寫唐山地震的，關仁山等的《親曆唐山大地震》也是可讀之作。作品又讓我們回到了那場給人類曆史留下重創的現場。關於唐山大地震，雖然早有錢鋼的長篇力作加以宏觀與細微結合的敘寫，那是一部公認的優秀報告文學，但是，今天閱讀《親曆唐山大地震》仍然有著巨大的衝擊力，這種衝擊力正是來自“親曆”，來自作者的“個人記憶”。不同於錢鋼當年的寫作，這一組由若幹短篇文字構成的紀事，並不得之於采訪，而是在對唐山地震30年再回望時，那種源自生命深處積澱的自然流淌。作者不是記者，也不是觀察者，而是劫難第一現場的當事人，或者就是劫難的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大地震對於他們所造成的生命之痛與他們的生命同在，“每每憶及恍若昨天”。記憶所留下的經過時間汰洗的，是最值得“記”下的，是最感懷生命的，而最感懷生命的存在又是以飽含著情緒力量的細節展示著。散文家韓小蕙的《吉妮麗吉情歌》則是一篇抒情散文式的報告文學，作品所寫有關“中國南方喀斯特”，其間瑰麗奇異的自然、美麗豐富的想象和美好的人情品格，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了。《吉妮麗吉情歌》是一篇流光溢彩的文學報告。
印象三：現實的直擊和反思
丁曉原： 每一種文體在其生成與發展中，差不多都形成了它們各自獨特的文體功能特長。報告文學它以非虛構的方式、以對現實“零距離”的觀照、以對社會存在中某種矛盾關係的透視剖析、以其主旨的批判性，顯示著它特有的價值。關注現實、突入前沿、報告有典型意義的當下問題，是報告文學作家的基本而重要的使命。2006年的報告文學值得我們更為看重的應是介入現實“焦點”的一些作品。《集體離婚》作為一篇浸潤著雜文滋味的報告文學，其間充滿了一種閱讀的張力。題目設置了某種懸念，激發讀者所謂“獵奇”的心理，而事實上作品所敘寫的事情說“奇”，其實也不足為奇了，隻不過它以似乎誇張的製式，凸現了我們這一時代某種“時代病象”。物質現代化先行與精神現代化滯後之間的不對稱所造成的問題，在這篇作品中被“特寫式”的凸現了出來。《集體離婚》直指人的精神塌陷的嚴峻現實。“重慶市郊的人和鎮，最近就有這樣一幕活劇上演：1 000多對夫妻，從假離婚，到再婚，再到複婚，荒誕事讓人目不暇接，旁觀者或謂之‘兒戲’，劇中人卻有不為人知的悲涼。”這一“活劇”的上演全因人和鎮有村子劃入了開發區用地，征地補償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勵”了人們創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莊嚴的，然而在物質利益的誘惑下，莊嚴不堪一擊。這一極端的事例告訴我們需要警惕現代化行進中可能預設的陷阱。在物化時代，人們精神的物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集體離婚》與其說是鬧劇，不如說是現代人集體的精神悲劇。發表在《北京文學》上的《天使在作戰》和《一個政務監督員的孤寂之旅》，從通常的作品指稱說來，可以稱之為“問題報告文學”，其功能指向批判。兩篇作品所涉及的，前者主要是醫療腐敗這一中國老百姓關注的重要焦點問題，後者反映了國家有關行政管理部門不作為或非法行政的問題。兩篇作品通過不少具體的實證性的材料展呈，揭示了問題存在的嚴重性與為害性。作品更有意義的價值，我以為還在於大寫了作為“非常公民”的人物崇高的精神形象。《天使在作戰》中的陳曉蘭是一位忠誠於病人生命的醫生，也是一位眼裏容不下沙子的醫生。個人生活遭際並不如意，但麵對醫院坑害病人的違規行為，她以一個“真正的醫生”的良知與正義與其抗爭。《一個政務監督員的孤寂之旅》中的肖龍雲雖然是一位市政府冠冕堂皇聘任的政務監督員，但是監督之旅“孤寂”而多有艱難。他是在自己的生存尚有問題的情況下，懷揣著“特困證”擔當起政務義務監督員的職責的。陳曉蘭、肖龍雲的意義在於，當社會公平正義受到踐踏，公民的責任要求我們堅守並維護社會的公共理性。但這樣的堅守和維護有時並不成為我們共同踐行的準則，很多人對於“非常識”視而不見，見怪不怪，明哲保身。有評論家說過，報告文學是一種“剛性”的文體。所謂“剛性”在我看來它主要體現在作者主體的思想力度和作品敘寫人物的精神硬度方麵。陳曉蘭、肖龍雲是兩個具有“剛性”品格的人物。
王暉： 現實的直擊和反思從來都是報告文學最為擅長的領域。2006年裏，教育問題仍然是這一文體書寫的重要一翼。黃傳會的《我是誰——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王新民的《煉獄——中國高考風景》和《高考三題》、《I恨文憑——被中考烤糊的人們》都對此有所涉及。其中《我是誰》將筆觸直接指向社會底層，深入發掘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作品以多個生動的個案傳達了教育公平與公正等理念。王宏甲的《貧窮致富與執政》則力圖對當下農民、農村與執政者之關係做出自己的解釋。他以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浙江寧波農村為例，寫出當下共產黨執政所麵臨的全新課題。作品裏的“致富”主要指的是慈溪民營經濟的發展，而“執政”則指的是對最為貼近農村與農民的地方組織慈溪市委和市政府領導人執政理念和執政行為。我最感興趣的不是作者對農民致富過程的描述，而是其由這些描述中歸納出來的“文化”問題。也就是說，文化傳承與文化振興才是致富與執政的根本要義。這正是這部作品最為出彩的地方。它體現出報告文學在與其他虛構性文體比較之中所展現出來的社會關懷、人生關懷、人性關懷的思想深度。
印象四：複興：訴求和可能性
王暉： 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最近有人在《南方周末》等報刊多次發表了呼籲中國文藝進行新世紀的文藝複興的言論。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提出至少有兩個方麵的原因：其一，文學邊緣化所導致的自救心理；其二，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文化振興欲望。由這個問題，我不禁聯想到報告文學的複興。2006年夏在內蒙古召開的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上，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談到報告文學生存的現實生態以及創作現狀，總體印象是不樂觀、不滿足、不滿意，那麼，報告文學能夠在新的世紀實現它的第三次崛起嗎？說實話，我的內心對此很惶惑。報告文學複興，敢問路在何方？
丁曉原： 我也看到了一些有關的表述。就報告文學而言，一般是用“懷念”較為含蓄地表明說者對進行時態中的報告文學的某種不滿。但是，20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的“中國潮”不可能重來，表麵化的“懷念”無助於當前報告文學的複興。如果說報告文學的“複興”是一個真實的命題，那麼首先要複興的當是報告文學的精神品格。報告文學精神品格的建構基於作家社會責任的擔當、社會良知的堅守、人類悲憫情懷的確立和自我犧牲精神的置備。在這樣一個許多人熱衷於唯利是圖的時代，要求作家都具有唯崇高是務顯然是不可能的。就報告文學本身而言，其間也有各種差異。但最起碼應有一些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能夠“鐵肩擔道義”。事實上，像何建明、趙瑜、楊黎光、黃傳會、王宏甲、徐劍等“跨世紀”報告文學作家，他們基本上接續著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精神，並且影響著報告文學的創作。一些報告文學的“新麵孔”，盡管尚不是“人多勢眾”，但由《集體離婚》、《天使在作戰》、《一個政務監督員的孤寂之旅》等作品可見報告文學作家應有的主體品格還在。另外，豐富而複雜的現實社會生活也給報告文學的“生產”提供的取之不竭的“活料”。報告文學的複興是有著現實的可能性的。隻是所謂複興是一個過程，複興從當下看並不是數量問題，而是缺少具有標誌性的大作品。
王暉： 你這樣的分析倒是給我很大的信心。2006年11月，我應邀去香港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在會外與香港報告文學學會的負責人有了初次的接觸。我發現這個才成立一年多的學會在為報告文學事業傾心竭力。我為他們的精神所感染、所感動。他們創辦了一份報告文學雙月刊《華夏紀實》。這位負責人對我說，香港可以沒有其他的文學雜誌，但不能沒有《華夏紀實》。其實，在香港這樣一個經濟發達的地區，從事文學事業本身就是比較邊緣化。而他們卻樂此不疲，越是艱險越向前。在《華夏紀實》2005年第10期的“卷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整體來說，香港的文化是相當發達的；但相對來說，香港的文學則是比較薄弱的；而在文學領域，嚴肅文學又是最薄弱的；在嚴肅文學領域，報告文學更是最最薄弱的。薄弱的表現，一是隊伍小，作家少；二是園地小，刊物少；三是市場小，讀者少。盡管存在‘三小三少’現象，我們對報告文學的生命力及發展前景，仍然充滿信心，寄以厚望。”香港報告文學同仁的這番話，對我來講，很有暖意，也使我看到了內地與香港有誌之士複興報告文學的強烈訴求和實現這一訴求的可能性。
五、 2007年報告文學的年景寫意
（一） 年度代表作王暉： 2007年報告文學在保持總體平實狀態的同時，仍然具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如果從描述的視域來看，去年報告文學在反腐、青少年教育、奧運、新農村建設、軍事以及社會底層狀態等方麵都有較好的作品出現，表現出報告文學直擊現實的能力和優勢。一些知名作家筆耕不輟，如何建明的《冀東大發現》，王宏甲的《為了社會的和諧》、《政通則人和》，賈宏圖的《曾在風雨中》，黃傳會等的《中國海軍三部曲》，楊黎光的《尋踐新路》，孫晶岩的《中國奧運夢，悲壯劉長春》、《中國新農村啟示錄》，梅潔的《大江北去》等等。
丁曉原： 我們閱讀報告文學大約已經形成了某種心理定勢，這種定勢往往表現為對能夠揭示與剖析現實重大問題有為之作的期待。這樣的情勢一方麵是由報告文學的曆史所形成的，夏衍的《包身工》和20世紀80年代頗具規模的“問題報告文學”，給報告文學的讀者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這樣的記憶影響著在新語境中對這一文體價值的估定。另一方麵新世紀社會正在進一步推進的全方位的轉型，使社會問題的若幹方麵凸現得更為緊迫。但是，有些遺憾的是，真正襟懷天下，具有責任感、使命感，守望社會公平正義和諧理想的報告文學作家，並且以優秀的作品履行自己職誌的，不是很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朱曉軍和他的報告文學顯示出特別的意義。他的《天使在作戰》，這篇作品在經過評委爭議後，以全票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評委會認為：“《天使在作戰》充分體現了報告文學的戰鬥性，對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敢於秉筆直書，是近年來湧現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想這樣的評價也適用於朱曉軍發表在2007年第10期《北京文學》的《一家瘋狂醫院的最後瘋狂》。《一家瘋狂醫院的最後瘋狂》，可以被看作是《天使在作戰》的續篇，作品中的主人公還是陳曉蘭，報道的題材還是有關醫療腐敗與醫患矛盾。讀作品我們的崇敬依舊，憤怒依舊。醫療腐敗是目前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直接影響著民生質量，特別是對底層大眾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大醫精誠。醫院原本應為救死扶傷的聖潔之所，但在物質至上的時尚中，醫學的精神經典土崩瓦解。若幹醫院和醫務人員，非但不盡應有的職守，反而做著喪失良知的詐騙勾當。麵對這樣的行徑，一個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家決不會無動於衷。朱曉軍正是“戰士式”的作家，他突入不無“危險”的反醫療腐敗的前陣，以其質直的實證式的調查作業，為我們揭露在陽光下隱藏的一些死角中的黑暗。朱曉軍及其作品給予當下“偏甜”的報告文學，導入了不可或缺的辛辣味。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時代的報告，它對時代的實錄不僅需要謳歌其在曆史的演進中取得的巨大進步，而且也應該對影響國計民生和社會秩序、人類理想的社會問題進行有意義的觀照與透視，而且基於對文體獨特功能的設置，報告文學在社會的“前沿”陣地上是不應該缺席的。
王暉： 相對於長篇大論的敘說，我更看好去年的一些描述現實中先鋒或爭議性人物的中短篇，這些作品在我看來已經顯示出報告文學的活力和生機。如蔣巍的《王江的意義》、黃傳會的《真水無香》、朱曉軍的《一家瘋狂醫院的最後瘋狂》、王靈書的《走進黃帥》、張清平的《大愛林巧稚》、侯黎風的《理想主義者李鎮西》、胡平的《心月何處——歐陽自遠與中國嫦娥工程》和何建明的《傳奇美女的極品世界》等。譬如《一家瘋狂醫院的最後瘋狂》。你對這篇作品的評價（紀實文學年選序言），我覺得很到位。而《理想主義者李鎮西》則為我們活畫出一個“另類教育家”的生動形象。一個鄉村中學的校長，與學生“吃喝玩樂”，在草地上摔跤、鬥雞、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去郊外遠足，在田野追逐，以自己的親曆親為實踐著迥異於一般所謂素質教育的“民主教育”，作品用多個簡潔而生動的故事，以及感人而不造作的細節，再現這位真愛和深愛學生的理想主義者，一個中國的蘇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師。這篇作品以強烈的現場親曆性所勾勒出的“李鎮西”便顯示出獨特的魅力。我們也不妨將這個“理想主義”形象看作是對不那麼理想的當代中國學校教育的一種反襯和反思。《王江的意義》和《真水無香》都在短小的篇幅、平常的故事中分別將一個北國邊陲的民警與一個北國海濱的海軍艦艇學院教員的崇高人生境界揭示出來。可以說，這兩篇作品所要表達的意蘊是非常主旋律的，譬如，《王江的意義》要表達的就是“平凡中的偉大”，作品用主人公講的三句話作為全文三段故事的小標題，它們具體詮釋了這種“偉大”的含義，這就是“人活一輩子，要的就是個骨氣！”、“甘於奉獻，這才是最大的誌氣！”、“當警察，最根本的是要有正氣！”可貴的是，這樣的理念完全是通過對主人公平凡小事的生動描述表現出來。《真水無香》也是如此，它選擇的是主人公方永剛的日常“家事”——獨特的結婚照、幫助家鄉的窮親戚、做孝子等，表現主人公的質樸無華，筆調簡潔、情感真摯，可謂近年來短篇報告文學的難得之作。
丁曉原： 報告文學應是一種開放性文體，體現出多樣性的存在。2007年的報告文學既記寫現實重大的事件、現象，對重要的社會問題作研究性報告，對有害於人類崇高精神的反理性人事進行批判等，同時又能在致力於即時性的新聞人事表層圖式的描述時，關注蘊含其間的人性、人情以及人的命運遭際等的表現。如《30年，被高考改變的命運》、《留守陝北的北京知青》（《北京文學》第5期）、《走進黃帥》、《千金一諾》等就是具有這樣意味的作品。這些作品就整體而言，在人生命運與人性況味的書寫方麵，並沒有達到理想的層級。但它們疏離了多見事少見人的製式，更多地注意到了凸顯有命運意味與人性價值的諸種存在。命運就在我們的生活裏，在我們個人生命的行旅中。《走進黃帥》的主人公黃帥在“文革”中，是一位著名的“小學生”，其“著名”則全在於政治的一時之需。而“文革”終結，黃帥也因政治氣候成為清算的對象，父母也為之累及。曆史的變幻導演了個人的命運的沉浮。而人物表現出的可貴的精神品格在於，能不為一時的命運不濟放棄對於美好人生的追求，自強不息精神內力使黃帥一身陽光。《走進黃帥》是一出關於個人命運的喜劇。《留守陝北的北京知青》在一組命運與人性敘事作品中是最具有分量的。此篇蘊有複調主題，其滋味苦澀。作品既攝錄了留守陝北的北京知青群類的命運圖景，也狀寫底層生活者的人性崇高。知青的命運當然由大時代所規定了的。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但激情過後是漫長而難堪的艱苦歲月。返城的知青在都市各顯神通，而留守的則大多在底層生活。命運似乎沒有給予他們太多的微笑，但他們大多隨遇而安。麵對他們的隨遇而安，曆史和讀者倒感到有些不安。《留守陝北的北京知青》最能打動人心的是高玉珍的故事。冬日深夜知青同伴的惡作劇，徹底改變了高玉珍的命運。長得“又矮又醜”的高玉珍的人生與一個“羅鍋”、“拐腿”鰥夫的人生綰結在一起。這種人生似乎是畸形的，但在其間閃爍人性至善的光芒。這可讓一些所謂的高貴者相形見絀。
（二） “魯獎”與《天使在作戰》現象
王暉： 2007年，報告文學又一次獲得了文學狂歡節的矚目。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和第十屆“五個一工程獎”同年開獎。在“五個一工程獎”中，報告文學表現不俗，與長篇小說平分秋色，各有１７種獲獎。而在魯獎中，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獲得各界一致好評，拔得報告文學獎之頭籌，就是這一年裏的最大看點。它給予報告文學創作和批評以多方麵的啟示，這就是時時刻刻堅守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和文化批判性原則，時時刻刻將藝術的審美性作為報告文學寫作的自覺追求。這是報告文學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現實性藝術形式的永恒的主旋律和立文之本，也是報告文學作為高難度寫作的終極目標。當然，它也從另外一個側麵告訴我們，它的凸顯，倒是剛好反襯出當下諸多報告文學的本性缺失，因為稀少，所以突出。我感到，朱曉軍在寫作時所具有的理念是完全應和著經典報告文學的基本法則的，他在“獲獎感言”中說：“真正的報告文學是來自時代前沿的、具有憂患意識和批判性的。報告文學是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脊梁，不論什麼時候知識分子都不能喪失良知和操守。”可以說，《天使在作戰》正是因為比較好地踐行了這樣的理念，才能夠成為近幾年來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我記得朱曉軍曾經在去年的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上坦言，“我寫這篇作品的時候也害怕。因為一些人太有背景。”這一方麵道出了先鋒性報告文學創作的生態環境以及作家創作時的真實心境；另一方麵也表明作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頑強和執著，以及為良知而堅守、為真理而殉道的悲壯與崇高。我想，這正是當代報告文學作家所應該具備的一種十分可貴的品質。如果說，一些假冒偽劣的“報告文學”在玷汙著報告文學的正氣與清純，那麼，《天使在作戰》則在煥發著報告文學的正氣與清純。
丁曉原： 在這樣一個多種媒體共時存在、各擅其長的新世紀，以紙質報刊作為基本物質載體的報告文學，它並不如人們一度所想象的那樣銷聲匿跡，報告文學依然是進行時態文學格局中的重要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和“五個一工程”獎，表示著對當前文學創作狀態一種基本的評估，或也代表著一種評價的基本價值尺度，其過程與結果是值得我們關注的。2007年，朱曉軍《天使在作戰》、何建明《部長與國家》、黨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國新教育風暴》和王樹增《長征》五部作品，榮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獲獎。在我看來，就整體而言，這屆獲獎作品超過了上屆獲獎作品。作品無論是介入現實的力度，沉潛曆史的深度以及所表現出的由思考和真情交融而生成的巨大的感染力，都表明了報告文學創作具有較高的水準，這使我們有理由對這種文體的存在和發展充滿信心。2007年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的獲獎作品，其題材與題旨具有多樣分布的特點。《部長與國家》與《長征》兩部屬於史誌類作品，餘者皆為報告現實的題材，這體現了報告文學作為時代文體的題材要求；從題旨看，《天使在作戰》是所謂的“問題報告文學”，旨在批判現實中非理性非人性的醜陋，《部長與國家》等4部作品則為通常指稱的“主旋律”作品。其實，“主旋律”之類的稱名在我看來是非學理的，因為在具體的作品中“歌頌”與“批判”不是絕對分離的。就《天使在作戰》而言，既有對醫療腐敗的揭露，也有對反醫療腐敗“勇士”的褒獎。對於《天使在作戰》，我的感覺與你一樣。其意義在於昭示了報告文學文體應予堅守的如你以上所說的基本精神。作為一種“現象”，我們把事情說透了，也就是在肯定《天使在作戰》的同時，表明了此類作品的稀少。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在我看來，報告文學似乎不缺乏歌手，而能夠敢於直麵問題，並且能以理性之光透視問題的“真的勇士”，不能說有許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2007年除了《一家瘋狂醫院的最後瘋狂》，另有幾篇報告問題的作品是值得提及的。《無錫：一個城市與汙染的戰爭》，這看起來似乎是一篇主題正麵的作品，但讀此篇我們自然會鏈接到2007之夏“太湖藍藻”事件。悄然而至的深度環境汙染，猶如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將和平生活中的人們打得措手不及。《無錫：一個城市與汙染的戰爭》的作者是相當智慧的，其表征為將問題說事處理成業績敘事。但細讀這篇作品，我們可以感知作者指向的正是問題本身。一個城市之所以會與汙染進行著曠日持久的“戰爭”，其要害在於“蘇南模式”內生著的“汙染效應”。作者對事象是具有某種穿透力的，洞察到曾經的“蘇南模式”，“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承接了汙染”，“產生利潤的同時產生汙染”。在普遍地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時尚中，環保的被擱置就不足為奇了。《中國跨世紀之痛》（《北京文學》第6期），也是一篇具有重要題材價值的報告文學。在作者看來，“中國跨世紀之痛”，就是農村留守孩子。在城市化推進的現代性景觀中，灑滿著1億2千多萬農民工的汗水。在大量農民工進城的同時，他們2 000多萬子女留守在鄉下山村。缺乏父母關愛的這些數字巨大的未成年，其身與心，其生活與生存，都是令人堪憂的。這並不隻是農民工孩子的家庭問題，更是關涉社會整體進步的國家大事。讀這樣的作品，總有一種沉入心底的負重感壓抑著我們。
（三） 傳播的狀態與批評的向度
王暉： 在當下，我認為，文學傳播的意義和文學創作本身的重要性都具有同等顯在的價值。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源於新聞的文體，其傳播性就更應該凸顯。放眼全國的文學期刊，報告文學無孔不入的盛景不再，但仍然還有對於這一文體一往情深的期刊，這中間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報告文學》、《中國作家·紀實》和《北京文學》三大刊物。可以說是三足鼎立。當然，在2007年裏它們的表現是各有側重的。《報告文學》比較全麵，《中國作家·紀實》側重於更寬泛意義上的現實和曆史“紀實”，而《北京文學》則主要致力於對現實突出問題的直擊。期刊之外，還有多家出版社熱衷於報告文學年選的出版，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
丁曉原： 文學創作當然不應是一個自足的係統，媒體是實現文學創作價值不可或缺的載體。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新聞文學更是如此，它的影響力無不關聯著傳播介質的可能性及其效值。20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的轟動，與媒體的熱捧是分不開的。其時“中國潮”報告文學創作活動有100多家報刊參與，景況是頗為壯觀的。現在這樣的狀況不可能重演了，一方麵報告文學自身不可能再有當年那種“非常態”的誇張了的影響力；另一方麵媒體也分化著，受製於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各有各的盤算。當然，鍾情於報告文學的媒體還是有的，如你所說的三大刊物，此外，《南方周末》、《光明日報》、《文彙報》等也是報告文學傳播的重要載體。出版社當然也是報告文學得以流通的一種媒體，但我對報告文學的長篇化一般並不認同。紙質媒體傳播以外，還有電視、網絡等媒體。現在報告文學已經進入到“全媒體”傳播的時代了。因此，根據不同的傳播形式，報告文學也應該有不同的寫作方式。但是從傳播和接受的實際看，讀者或專業的評論者，還是更多關注紙質媒體傳播的報告文學。基於此，刊與報所發表的報告文學，在一定程度會影響著這一文體存在的狀況。一般而言《南方周末》發表的作品涉及某些“前沿”題材或具有廣泛社會性的題材，作品對事件或現象的剖析不乏深刻獨到之處。《光明日報》和《文彙報》所刊發的作品，往往以人物作為敘寫的主體，常常寫得精致而感人。如《感動中國的桂西恩》一篇，是關於平凡而又不尋常人物的報道。但是，作品並不隻是一般地頌揚人物的先進事跡，而是著力於聚焦人物事跡中凝練著的人性靈光。這種人性靈光集中地體現出人物真摯與善良。《感動中國的桂西恩》隻是一個短篇，無法容納人物許多的事跡與桂冠。作品以簡約和尋常的筆墨，告訴讀者這位醫生自費並且冒著危險調查艾滋病疫情的遭際、無奈在家中接待接診艾滋病病人以及接濟他們的瑣事。但是正是在這樣的敘說中，完成了對一種大愛，對人類、對生命的大愛的寫真。三大刊物中《北京文學》似形成了某種特色和優勢，《中國作家·紀實》創刊時間不長，發表了一些很有影響的作品，但刊物以“紀實”為名，路子倒是見寬，而特色就不容易造就。《報告文學》是唯一的以“報告文學”稱名的刊物，理當為報告文學的發展扛起義旗。目前恐怕尚不盡如人意，這並不是說它無所作為，事實上每年這一刊物發表了許多可讀之作，各家年選收錄的優秀作品也不少。我們所期待的隻是它應該為讀者提供一些“大”作品，所謂“大作品”就是題材大、容量大、思考深的作品。
王暉： 去年十月在你們學校召開的報告文學理論研究會第五屆年會上，出現了有關報告文學總體評價的不同聲音。一些人認為，當下報告文學進入危境，邊緣化和自身藝術的粗糙，以及商業化傾向正日益迫使這種文體走入迷途。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報告文學總體狀況良好，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不斷湧現。我覺得，“危境”確實存在，相當數量的“報告文學”隻能說是假冒偽劣的文字產品，它們既算不上“報告”，更不是“文學”。如果我們將每年的數百部報告文學做一個量化調查，平均數之上的應該是“良好”之作，但事實上並沒有那麼多。如果僅就魯獎入圍或入選作品而言，那麼，我們所看到的當然是“良好”以上的作品。這隻能說明在目前狀態下，好的作品仍然是少數。由此是否可以得出報告文學總體狀態良好的結論，值得商榷。不知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丁曉原： 其實你說的這個問題在報告文學評論中一直存在著，隻不過在2007年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究會年會上成為了一個引起直接爭議的話題。很明顯，立場和背景的不同，導致了對報告文學創作情況評估的不一。你等“學院派”是從理想主義的角度觀察報告文學的現狀的，自然會有“危境”之語發出。而“作協派”，特別是參與魯迅獎等評獎的作協評論家，對報告文學的創作則持樂觀的態度，他們在集中閱讀經過汰洗所留下的作品後，自然覺得“好作品琳琅滿目”。而報告文學作家對報告文學的評價似乎有些曖昧。在我看來對報告文學作出“好”與“不好”的簡單判斷，已無太大的價值。因為簡單判斷往往會導致片麵。簡單判斷大多建立在感性的印象、表麵的感覺之上的，有時離實際較遠。因此，我建議對報告文學的批評應采取實證的方法，即回到作品，回到讀者，通過實證調查和具體分析，建構報告文學的理性批評尺度。
六、 作家、文本與理論：晚近報告文學脈象透視
王暉： 三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們曾經就報告文學的局勢做過一番討論。其後，我們又以年度對話的方式，連續三年在《文藝報》等報刊上對報告文學的創作和批評的軌跡進行跟蹤。其實，對大多數時間從事學院式研究的我們這些人來說，以對話的方式關注當下文學的發展和流變，是我們參與和反思當代文學進程的最好體現，也是在實實在在地繼承從柏拉圖以來所綿延不絕的對話學術傳統，踐行學術民主。就晚近幾年的報告文學來講，我覺得這其中是有許多元素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和總結的。但今天我們不準備泛泛而論，主要從作家、文本和理論這三大元素入手，把握一下晚近報告文學的基本脈象。
丁曉原： 我很高興我們能以對話的方式來表達我們對於報告文學的觀察與思考。我喜歡對話給我們創造的某種話語場效應。對話對於我們有一種隨機性的激活，盡管這種激活呈現出的可能不會是體係化的言說，但因為它沒有預設的話語自縛，在對話的氛圍中的相互啟發，或許會使我們發出屬於我們的聲音。對話改變了我們原有的報告文學研究模式，我們原先的博士論文寫作，追求的是所謂“百年史式”的宏大史著建構，這種寫作不能說沒有意義，但是作為“學院式”的研究，對於當下的報告文學創作自然具有“間隔”，我們研究的價值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自言自語。對話使我們能“介入”正在進行時態的報告文學。言說報告文學，涉及的話題很多，我們就從你給出的作家、文本和理論批評這三個方麵來說事。
（一） 作家
王暉： 把握近幾年報告文學的基本脈象，除了文本這種客觀呈現之外，我覺得對作家的關注和評價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麵，因為作家和作品、讀者、世界一同構成了文學活動的基本元素，而作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我想以俄羅斯當代理論家瓦·哈利澤夫在他的近著《文學學導論》中的一段話作為佐證。他說：“作者的主體性組織作品而產生其藝術整體性。它（與藝術本有的審美方式和認知方式一道）構成藝術之不可或缺的、包羅萬象的、極為重要的層麵。‘作者創作活動的靈性’，不僅在藝術活動的任何形式中都在場，而且在藝術活動的任何形式中都是占據支配地位的……”與20世紀相比，晚近報告文學作家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存在較大的差距。就數量而言，當下職業的報告文學作家屈指可數，即使是業餘或者說複合身份的作者，也既不能與當下小說作家的專職程度相比，也與20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鼎盛時期的狀態相距較遠；而相對於報告文學這樣一種比小說更需社會關懷、文化批評、人道關注的具有強烈思想性與現實性的文體，作家思想自由的高度與深度、作家藝術華彩的表現力和獨特性、作家現實鍥入的風險承受和堅韌精神等都是一個從事報告文學的寫作者必備的“質量”。遺憾的是，目前具備或基本具備這種“質量”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而較少具備或根本不具備這種“質量”的作家（如果還能稱其為作家的話）卻隨處可見。這的確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文體的高要求，作家的低素質，必然會對報告文學的生長產生負麵影響。
丁曉原： 我基本同意你對報告文學作家隊伍狀況的評估。一種文體的繁榮需要有一支承上啟下的作家團隊的支撐。小說作者中有一種“80後”的指稱，這不是說“80後”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文學存在，但作為一個方陣，卻是引人注目的。報告文學可能不是屬於年輕人的文體，我們自然不指望其中也有“80後”報告文學作家群。但我們在關注報告文學當下狀態時，強烈地感受到報告文學作家新人無多。真正成熟了、能走到報告文學創作前台的“新麵孔”，不能說沒有，但是少之又少之。報告文學作者後繼乏人，這部分地由文體的特殊性造成的。作為一種不自由的文體，具有較大的寫作難度；而且報告文學的寫作成本相對較高，在經濟中心主義的背景中，年輕人不寫報告文學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另外也與特殊時代境域有關。這差不多是一個告別思想啟蒙、社會使命，以物欲享樂為時尚的時代。這樣一種社會生態缺少生長新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家的土壤。在這樣的情勢中，報告文學還保持了良好的局麵，我們不能不感謝一批跨世紀的報告文學作家，比如何建明、楊黎光、趙瑜、徐剛、王宏甲、黃傳會、蔣巍、楊守鬆、長江、曲蘭等，他們從20世紀寫到了21世紀，作為中間力量支撐著報告文學的大局。跨世紀報告文學作家他們的存在具有多端的意義，從有形的層麵看，他們持久的具有活力的質量較高的創作，使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史的行進未曾終止或停歇；從無形的精神層麵看，他們接續了20世紀優秀報告文學作家襟懷天下、肩擔道義的精神品格。在跨世紀報告文學作家中，何建明是其中最為勤奮的作家之一，他不愧是全國勞模。這幾年來何建明一直保持報告文學寫作的高位運行狀態。《根本利益》、《國家行動》、《北京保衛戰》等都是影響一時、廣有讀者的“大敘事”作品。他的“紅色經典”《部長與國家》，除一如既往地呈現出作者擅長於宏大敘事的寫作風格外，作品還表現出作者對於寫作創新的努力。作者在打撈曆史故事，還原曆史畫麵時，注意“寫出革命領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樣”。作品的結構也富有動感，將當前情景與過往人事，通過閃回、疊映等手法加以組合，現場感真切。可以說，何建明的名字是與新世紀報告文學的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蔣巍這位在20世紀80年代以《在大時代的彎弓上》等一係列立意改革的作品享譽文壇的報告文學家，曾經有一段時間從我們的視野中淡出了。但晚近他又以固有的激情道義重返報告文學陣地。《你代表誰》，題目就充滿了報告文學的質感。其長篇《渴》具有顯見的題材拓展意義，並且關於水的困境、水的意義、水的解困的敘寫、思考令人沉重，讓人感動。2006年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叢飛震撼》，並不是一般地報道一個先進模範人物，而以非虛構的方式為我們雕刻出一顆樸素而偉大的靈魂。在報告文學的舞台上，蔣巍的“複出”不無象征意義，一方麵表明跨世紀報告文學作家他們以文學為生命追求的崇高的事業心，他們的不可或缺的獨特存在價值，但另一方麵也告示了報告文學麵臨創作後備力量不足的尷尬。
王暉： 何建明的《永遠的紅樹林》的確是近年反映可持續發展這類題材中的一個亮點。這篇記錄青年經濟學者梁言順博士從事“低代價經濟增長”研究的作品，深切地應和著“科學發展觀”的時代主題，其人物描述的視角和方式頗具當年徐遲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對陳景潤表現的韻味，它通過書寫一個人和他的理論，展示經濟增長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性難題，其現實意義不亞於破解“哥德巴赫猜想”這道世界性的數學理論難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擅長於長篇大論的何建明僅用一萬二千多字（相當於《哥德巴赫猜想》字數的一半）就將人物的個性簡潔有力、生動傳神地活畫出來，這不僅是作者對自我的超越，在長風日盛的報告文學界，此舉也如清風拂麵，令人為之一爽。我還特別感慨於作者哲理性思考的進一步深化，我把這看著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逐漸成熟起來的標誌。他的另一部近作《我們可以稱他是偉人——速記中國農民吳仁寶》，再現的是一個“50年紅旗不倒”的當代農民英雄的時代傳奇。作品通過構建“發展經濟”、“為官之道”和“共同富裕”等三個故事組團，描繪出主人公由造田到造廠再到造城的三次革命性曆程的壯觀圖畫，以及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係列“創業”與“創富”理念。我以為，《我們可以稱他是偉人》的價值並不是簡單地表現為對一個共產黨員村官“50年紅旗不倒”的感人的好人好事的書寫，而是在演繹這個英雄傳奇的背後所隱含的深意，這就是在新世紀的語境下對“創富”與“和諧”主題的形象化解讀。去年，何建明續寫出了《根本利益》的姐妹篇《為了弱者的尊嚴》，這種對一個人物進行連續追蹤再現的寫法在當下的報告文學中並不多見。
與何建明相似，王宏甲也是跨世紀作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如果做一個粗略的劃分，報告文學作家大致可以分為作家型和記者型兩種。前者大抵以講究敘事和修辭策略見長，而後者則專注於具有新聞與當代性的熱點問題、狀態、事件或人物的書寫。王宏甲應該屬於後者，盡管他幾乎是當代一位難得的報告文學專業作家。本世紀初，王宏甲就以兩個“風暴”書寫了當下社會的極具衝擊力的問題——科技發展與教育轉型，前者即是對北大方正為代表的中關村高科技發展報告《智慧風暴》，後者即是全景描述以改變教育方式和學習方法為內容的《中國新教育風暴》。而對另一熱點——共產黨執政問題，作者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在《無極之路》這篇轟動一時的報告文學中著手形象化的探討。他再現的縣委書記劉日是一個被誣為腐敗分子的反腐敗者，其遭遇正說明了轉型時期中國農村充滿艱險與悖論的複雜景觀以及農民素樸的願望、追求和呼聲。如果說，《無極之路》是作者對市場經濟初期中國中部欠發達地區農村農民和執政者的一次再現與反思，那麼，十餘年之後，王宏甲就在其新作《貧窮致富與執政》中為我們再一次講述農村農民和執政者這一新世紀中國發展的重大主題。不過，他聚焦的對象已經由中部的欠發達地區轉向了中國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慈溪。坦率地說，王並不是那種特別精於結構、語言和故事的作家，他的優勢在於以富於前沿性和衝擊力的話語，捕捉熱點題材，並以雄辯的氣勢詮釋其對這些問題或現象的見解與理念。相對於審美價值而言，他的文本的社會價值要更顯突出一些。
在跨世紀作家中，楊黎光近幾年的表現不俗。前年，他出版了反映2003年那場驚心動魄的抗擊“非典”之戰的長篇報告文學《瘟疫，人類的影子》。這部作品以其生動的描繪和深入的思考榮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它與作者前兩屆獲得同一獎項的《沒有家園的靈魂》和《生死一線》的文體建構方式多有不同，顯示出不斷超越自我和決不重複自我的可貴品質。
我同意你“新人無多”的判斷，不過，有些“新麵孔”，我覺得還是值得我們記住的，譬如劉繼明。劉本是小說作家，這次他卻以51萬字的超長篇幅為我們展示出三峽工程在近百年的時空裏由偉人夢想化作現實存在的宏大紀實《夢之壩》。作者將有關三峽大壩的夢想、論證與論爭、生態與戰爭威脅考證、移民和工程建設五個方麵的內容聯袂推出，演繹成對“夢之壩”的全景敘述。可以說，它是目前報告文學界詮釋三峽工程的最完全讀本——何建明寫過《國家行動》，盧躍剛寫過《長江三峽：半個世紀的論證》，但他們僅分別側重於三峽移民或三峽工程論證、論爭等內容的敘述。然而，我更感興趣的還是作者的創作理念、對描述對象的認知和切入的視角。劉繼明說“我所理解的報告文學，絕非是長期以來流行的那類熱衷於對曆史人物與事件進行穿鑿附會和滿足公眾窺視欲的‘紀實文學’作品。因此，我希望這部書具備一種整體性的思辨力量、較為廣闊的曆史視野和濃鬱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對真實的曆史與現實事件（人物）的把握上，盡量回避那種通俗故事式的表達，而更應該注重言說方式和思想意義上的彰顯。”應當說，客串式、黑馬式的劉繼明領會了報告文學創作的真諦。
丁曉原： 當然我在表達“新人無多”的判斷時，帶有一種強化一端而伴生的“偏視”。事實上進入我的視野的“新人”或者不再是“新”人的報告文學作者，還是有的。隻不過他們在整體上、或在持續性上尚不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就目前而言，這些作者還不具有我所期待的替代或置換跨世紀報告文學作家的實力。就他們本身來說，像李春雷、閭丘露薇、左賽春等在全國性的報告文學評獎中已嶄露頭角。有一位寫作了《灰村紀事》的作者朱淩，她對於題材的選擇把握、對於題旨的思考開掘，都顯示出作者寫作報告文學的潛力，也值得值得我們關注。閱讀“新人”的可觀之作，我們總有一種喜出望外的快樂。從2003年起，作為春風文藝出版社《21世紀中國文學大係·紀實文學》年選的主編，我特別地注意選錄一些在報告文學文壇尚屬“陌生人”的作品。在某種情況下，寧可放棄名家的重要作品，也要將無名而有意味的作品收錄。2006年的選本，我就沒有把建明“鄉友”的大作《為了弱者的尊嚴》、《這裏的世界最明亮》等選入，而是選錄了朱曉軍《天使在作戰》、趙雲良《一個政務監督員的孤寂之旅》等作品。2005年我選的《昂貴的選票——“230萬選村官事件”再考》兩位作者對於我們也是陌生麵孔。魏榮漢是一個地方民政局的領導，從事實際工作的。董江愛是山西大學的女教授，畢業於人民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從事理論研究的。報告文學的“理論”聯係“實際”，在他們這裏結出了令人可喜的成果。這給報告文學的創作提供了很多啟示。報告文學是客觀的紀實性寫作，需要有實實在在的“實”感受、“實”生活、“實”內容；同時報告文學又是“報告”的文學，作為一種需要深度化處理的文本，需要對題材、材料進行理性的分析，對事象作穿透式的研究，這要求作者具有理論思維的品格和能力。兩位作者正好在這些對寫作優秀報告文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方麵，實現了優勢互補。作品選題和題旨，深度關聯著政治文明建設的話題，這是一個具有某種挑戰性的重大的前沿課題。作品的內容也很紮實，敘寫樸實，是2005年最有深度的優秀作品之一。《報告文學》在編發這部作品時用“編者按”的形式作了特別的評價：“作為報告文學，其主題建構的豐富與深刻，思想表達的理性與獨立，文本敘述的內斂與流暢，近期來難得一見。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被眾多國內主流媒體以‘荒誕’‘惡劣’的定性沸沸揚揚地炒作過。……作者作為一名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深入考察者和親身參與者，沒有為強勢媒體的傾向所左右，以求真去偽的科學態度努力還原事件的本來麵目，替無語的事件主人道出內心的真實。”這樣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王暉： 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可以說出現了具有大師品格的作家，夏衍、徐遲、劉賓雁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21世紀我們還需不需要大師？還能不能產生大師？這是一個必須麵對的問題。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任何時代和民族都需要大師，因為大師是時代和民族的標高。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則見仁見智。最近，我看到一篇專訪老舍之子舒乙的文章，在文中舒乙談到，造就一個文學大師需要天賦、經曆、文學功底和勤奮四個條件。因此，大師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他還肯定地說，如果按照這四個標準來衡量，今天所謂的大作家們沒一個符合。當然，舒乙之說隻是一家之言。從報告文學作家的現狀來看，優秀的或者比較優秀的還是不乏其人的，若論大師，目前還談不上。但我們可以呼喚、可以推波助瀾。一種文體如果沒有大師的領軍，便沒有方向與高度，沒有活力，更沒有生命力。
丁曉原： 對於文學“封神榜”的意義，我以為我們應該保持某種警惕。大師，是一種進入曆史後由曆史命名的一種稱號。曹雪芹可能是中國文學大師，但那時候他沒有這樣的封號。檢索報告文學的曆史，是不是具有大師或許很難斷定。我注意到你用了“具有大師品格的作家”這樣的說法，這是一種比較“智慧”的表達。但夏衍、徐遲、劉賓雁等是不是就是我們報告文學的大師，可能也值得存疑。現在討論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重要，我們暫且把它擱置。我們當然需要大師，但這並不是一相情願的事，常常可望而不可即。報告文學是一種很獨特的文體，它的大師可能更難產生。除了你說的文學大師需要天賦、經曆、文學功底和勤奮四個條件外，報告文學的大師還需要社會文化生態給予的可能條件和作家本身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所以，我對報告文學能不能產生大師比較的消極。但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倒是客觀存在的。領軍人物可能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從“跨世紀”這一代報告文學作家中看取。“北何南楊”是的，我以為趙瑜也是的，盡管他埋頭寫作寫作之外好像不大“吱聲”。在我看來，所謂領軍人物應有標誌性的高端作品，應有廣泛的文學和社會的影響力，應有個人的風格和自覺文體意識和追求。
（二） 文本
王暉： 文本的意義無疑也是重要的，就像美國批評家賽義德所說，文本“總是無法逃脫環境、時間、空間和社會的糾纏——簡言之，文本存在於世界之中，所以，文本是世界之物。”在文學領域，它是作家和讀者共同的“標的”，是構成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基本單元，是作家物化其想象和思想的必經之路。晚近的報告文學文本總體平實，但也不乏精彩之作。如史詩氣度的《東方哈達》、《長征》、《夢之壩》、《西藏最後的馱隊》、《大山水》，尖銳氣度的《昂貴的選票》、《我是誰》、《驚天鐵案》，還有不少如劉茵的《砸車奇遇》、朱金平的《今生無悔》等短製精品。對報告文學界來說，魏榮漢和董江愛的名字雖有些“陌生化”，但他們寫出的《昂貴的選票——“230萬選村官事件”再考》卻讓人為之一震。我很欣賞這一文本從容客觀的敘述風格、基於事實的個性化的理性分析與獨立思想、對複雜人性的描摹與分析，特別是以“選村官”之一斑，窺鄉村選舉文化建設乃至新世紀中國民主政治進程之全豹的恢弘氣象。它讓我們再度想起報告文學作為“深度報道”的職責。徐劍的《東方哈達》對大工程的再現就顯示出作者極力宣示詩意描繪的匠心。對重點工程的描述一向是共和國報告文學的重頭戲之一，但說實話，50餘年的曆程走過來，真正能留下來仍能讓人咀嚼不盡的作品寥寥無幾。隨著重點工程的完工，這些文字也就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其中重要的原因也許就在於作家們太拘泥於事件本身的敘述以及表揚稿式思維定勢，缺乏藝術的穿透力和營構力，隻講貼近、寫實，不知超拔與超越、詩情與寫意。《東方哈達》的最讓人記住的就是它融曆史與現實、文明與鄉土的“上行與下行列車”的獨特結構方式，詩化語言以及包容性頗強的有關鐵路、高原、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等關鍵詞的史詩性表達。這是大氣之作。王樹增的《長征》，我認為也是近幾年來報告文學的上乘之作。關於“長征”寫實性敘述，應該說在當下是一個難題。我的意思是，它已經被斯諾《西行漫記》、索爾茲伯裏《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等演繹過許多次，“審美疲勞”一定程度上是有的。但王樹增仍然讓我們眼前一亮——他的關於“長征”的再敘述充滿了藝術氣息，懸念、結構、語言、詩意，都顯得自然、貼切與簡潔，再加上大氣磅礴。我覺得這與作者的寫作理念和藝術才華有關。他沒有拘泥於長征的一般政治意義上的慣用表述，而是將其提升至人類精神財富的高度來重述，這當然就會意高一籌。作者寫到：“長征是突破了國度、階級和政治界線的人類精神的豐碑。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無論持有何種意識形態，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給予人類的精神財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滅的信念。長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長征的故事，被不同的追述者、記錄者在不同時域和境域下展示出來，真是說不盡的長征！但同時我也感到，在文學領域、具體到報告文學範圍，題材的重要性當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對重要題材的反複深入的開掘甚至進行深度的拓展也是至為關鍵的。比如對唐山大地震這個令當代中國人永遠心痛的天災事件，在2006年就有了另一角度的很好的表達，這就是張慶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際寫下的《唐山警示錄》，它的副標題“七·二八大地震漏報始末”，剛好表明其敘說的維度，它與20年前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補，後者無疑是全景描述的典範，而前者卻主要涉及對當年地震漏報真相的揭露，角度雖窄，但挖掘頗深。作者張慶洲並不是報告文學界的明星，但我以為他的文體感覺和藝術傳達並不在當紅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下，他在書寫中所表現出來的文風氣質令人有久違之感，比如老到洗練的文字、深情而恰到好處的抒發、人物形象勾勒的簡明生動，以及建立在訪談口述和曆史文獻基礎上的強烈的紀實性等等。甚至可以這樣說，這部《唐山警示錄》，完全能夠與《唐山大地震》一起成為報告文學作家對中國當代史重大事件的傑出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