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曉原： 作家自然要以文本說話，優秀的作家要有優秀的作品給予命名。文體地位的確立或被確認也是這樣。盡管從文體理想化的設計看來，報告文學的創作確實有些不盡如人意，我們甚至經常用20世紀80年代的報告文學來言說比襯新世紀的創作。但是報告文學還是以它自身的姿勢平靜地行進著。你以上所評說的作品，確實值得我們看重。我想從題材和製式的角度來言說報告文學在新世紀的一些存在。一是底層書寫。這可能是報告文學的曆史傳統之一，夏衍的《包身工》就是一個典型的底層書寫的文本。後來的報告文學追求宏大的政治敘事，熱衷於進行思想啟蒙，或者傾向於主旋律的寫作，底層書寫相對得被忽視了。在我看來，致力於思想啟蒙和主旋律詠唱，都是報告文學這一文體被規定了重要功能。但是底層存在包含了生活的另一種本真，常常會被遮蔽，所以更應為非虛構文學作家所關注。這幾年好像有不少作家自覺地寫作底層的題材，並且獲得了成功。黃傳會是其中突出的一個。黃傳會是一位社會責任極強的作家，一以貫之地緊貼著地麵寫作，對弱勢人群的生存困境作樸實而有情懷的報告。2006年出版的《我的課桌在哪裏》，表達的是孩子對成人社會的詰問與訴求，作品中躍動著作家一顆悲憫之心。比之於他的《“希望工程”紀實》、《中國山村教師》、《中國貧困警示錄》等作品，《我的課桌在哪裏》題材有了拓新，作者將視點轉向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題材和題旨是很有意義的。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曲蘭的《老年悲歌》、張立的《一個打工農民的死亡樣本》，從不同的視閾為我們報告了生活在底層的民眾的生存境遇，這種境遇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麵。讀這樣的作品我們多少有些心重。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我們更多地關懷邊緣人群和普通百姓的民生狀態。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為了弱者的尊嚴》等，從另一個角度看並不隻是一種報道先進人物的作品，他在謳歌人物的同時，客觀地呈現出的是底層百姓有時會是相當艱難的生存景況。報告文學作家要有同情心、悲憫心，隻有這樣他才可能肩負更多的社會責任，更多地關注在底層者。
報告文學精短化這幾年一直在呼籲著。報告文學長篇化似乎不符合報告文學的本體屬性。它是一種以文學的方式作的新聞報告，新聞的不少規定性製約著報告文學的寫作與傳播。報告文學的長篇化有些因為題材和內容的需要，可能是必要的。但很多時候是被人為化了的，以至於出現相當突出的報告文學“注水”問題。作為讀者，我不喜歡長而空的作品。有些長篇報告文學寫作和出版的動機很值得我們注意。從報告文學創作本身看，“長風日盛”反映了作者對文體體性把握的偏頗。報告文學強調紀實性，但並不意味著對客體“照單全收”，這裏有一個基於作者眼光、識見的選擇問題。選擇，一方麵表示強化，另一方麵要求放棄。現在的作者有一種“求全”心理，這就從本體上消解了報告文學。報告文學要講究作品言說的表現力，否則報告文學的讀者會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在倡導精短報告文學方麵所作的努力，盡管“雪凡妮杯和諧美全國短篇報告文學征文”並未推出更多優秀的短篇，但是其價值導向是明顯的。其後於2006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又組織了“是誰感動我們”全國短篇報告文學征文活動。這種努力是很值得我們肯定的。劉茵老師作為資深的報告文學編審，她對報告文學的精短化多有呼籲，2005年又以自己《砸車奇遇》的寫作加以踐行，精神感佩。我覺得我們不僅要倡導作者寫作短篇報告文學，而且希望媒體能推動短體報告文學的發展。報紙媒體對於促成短篇報告文學寫作發展，非常有意義。《光明日報》、《文彙報》和《南方周末》等報紙刊發的報告文學，有一些的確是短而不俗的。報紙應當成為報告文學發表的主要陣地之一。在我的閱讀視野中，何建明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永遠的紅樹林》是短篇作品中的優秀之作。作品以頗具文學召喚力的敘說，在報告文學，乃至在整個文學界，第一次直接、正麵、迅捷地表現了我們時代的核心主旨，即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時代課題。這篇作品所寫的人物及其事跡，包括“紅樹林”的寓意，無不指向並演繹著科學發展的時代命題。可以說，《永遠的紅樹林》所言說的主題就是我們時代的主題，體現了報告文學作為“時代的報告”的獨特價值。2006年《南方周末》刊出的《集體離婚》，作為一篇浸潤著雜文滋味的報告文學，其間充滿了一種閱讀的張力，導引我們對事象作多義項的透析。題目設置了某種懸念，激發讀者所謂“獵奇”的心理，而事實上作品所敘寫的事情說“奇”，其實也不足為奇了，隻不過它以似乎誇張的製式，凸現了我們這一時代某種“時代病象”。“開發區”一方麵成為社會物質現代化的標誌性空間，另一方麵它也開始顯現物質現代化先行與精神現代化滯後之間的不對稱所造成的問題。“開發區”也可以作為物質暴發的一種象征，而《集體離婚》正好涉及與此關聯的人的精神塌陷的嚴峻現實。“重慶市郊的人和鎮，最近就有這樣一幕活劇上演：1 000多對夫妻，從假離婚，到再婚，再到複婚，荒誕事讓人目不暇接，旁觀者或謂之‘兒戲’，劇中人卻有不為人知的悲涼。”“對於一個人口隻有兩萬多的小鎮來說，這樣的婚姻劇變，或許可以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了。”這一“活劇”的上演全因人和鎮有村子劃入了開發區用地，征地補償安置的政策漏洞“鼓勵”了人們創造“人和式婚姻”。婚姻原本是莊嚴的，然而在物質利益的誘惑下，莊嚴不堪一擊。這一極端的事例告訴我們需要警惕現代化行進中可能預設的陷阱。在物化時代，人們精神的物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集體離婚》與其說是鬧劇，不如說是現代人集體的精神悲劇。
王暉： 確如你所說，底層書寫和日常生活敘事成為近些年來報告文學乃至整個文學書寫的重頭戲。另外，還有一些有關學校教育教學及其考試方式的描述，以及對青少年成長環境表示憂思的報告文學文本也是頗具特色的，譬如黃傳會的《我是誰》、王新民的《煉獄》、關注青少年問題的郝敬堂的《天堂從此不再寂寞》、書寫平凡父親助子成才的李振斌的《沒有不成功的孩子》、對因性教育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之性蒙蔽、性盲目、性羞澀和性犯罪等問題進行揭露的曲蘭的《欲說還羞性教育》、揭示獨生子女因意外傷害致死問題的楊曉升的《隻有一個孩子》等。
丁曉原： 我上麵說到的報告文學寫作中的“注水”問題，從另一個方麵來看，正反映了報告文學作家精神的粗鄙化與文本的粗糙化。粗鄙化與粗糙化可能是我們這一時代的一種病症。物質中心主義製導著人們的精神方式和行為方式，直接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低俗、庸俗和媚俗。反映在一些報告文學作品的創作中，表現出的就是思想的軟化、精神的矮化和情感輕化。報告關涉國計民生的題材作品不多，展示私情粗俗生活的“大特寫”不少；堅守文體使命，敢於揭示現實矛盾的具有“硬度”的作品不多，借報告文學之名，牟取一己私利的“廣告文學”不少；紮實采訪、沉潛思考、精心結撰的“文學”報告不多，枝蔓蕪雜、揮灑無度、滋味寡然的粗製濫造“隨筆”不少。何建明最近在《文藝報》發表了一篇言說報告文學創作中“報告”與“文學”問題的文章，我對其中的觀點甚為認同。報告文學選擇怎樣的題材加以“報告”，作家心中應有讀者在。作為“文學的報告”，報告文學也理應遵循文學的一般規律，並注意特殊文體對於文學的特殊要求。正如何建明所說，當前的報告文學在“報告”與“文學”以及“報告”與“文學”的有機生成方麵都存在著需要注意的問題。另外，在我看來，寫實品格的普遍缺失，也許是更深層、影響也更大的問題。為什麼一些“尖銳”的題材無人涉及，為什麼一些報告文學隻是作一種平麵化的懸浮之說，為什麼一些報告文學等同於廣告，為什麼報告文學的文化批判的精神正在淡化，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可能不一，但無疑與作者主體性自覺和文體意識自覺的普遍弱化有關。我們一些報告文學作者，寫著所謂的報告文學，其實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說謊”，是一種偽報告文學。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真正的報告文學是需要傳承太史公那種“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的實錄精神。
王暉： 粗鄙化與粗糙化，是當下文學為人所詬病的頑症之一，報告文學也不例外。在我看來，這一文體的粗鄙化主要體現在其趨利與媚俗等方麵。趨利，即相當數量的作品，甚至是發表在著名的、權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脫為金錢寫作的幹係，比如為權錢在身的某企業家、某單位領導幹部作廉價的歌功頌德。也許刊物發表這樣的文字有其希圖經濟援助方麵的考慮，但作為編輯者，他們或許並未意識到其行為對報告文學這樣一種特殊文體的致命傷害，這無疑是向報告文學舉起了軟刀子。而粗糙則顯示出報告文學作家質素的低下、藝術營構能力的缺乏。
（三） 理論
丁曉原： 理論批評是報告文學整體存在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需要從文體的總格局來評估報告文學的理論建設。報告文學並不是曆史悠長的文體，相比詩歌、小說等，其理論積累、理論資源顯得不夠豐富。但這並不意味著報告文學的理論批評無所作為。我在1999年出版了《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其中對現當代數十年形成的研究成果作了梳理和評述。近十年來報告文學的研究較之以往有了長足的進展，這是我們應該看到的。參與報告文學研究的人日益增多，也有不少以報告文學作為研究主業的學者和批評家，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還有了全國性的報告文學研究組織，經常開著年會什麼的。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對於文體研究的推動也做了很多努力，多次召開了全國性的報告文學理論研討會，在界內圈外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王暉： 相比較過去，晚近報告文學的理論研究與批評在係統化、學理化、組織化等方麵的進展是比較大的，這表現在：一批文論致力於創作現狀的探討，顯示出一定程度的理論關懷；一些具有較高學術水準的博士學位論文出版，顯示出報告文學研究正在逐漸被學界認可；以何西來、李炳銀等著名批評家和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究會核心成員為研究主體的批評場正在以活躍的姿態形成，在經費匱乏的情況下，研究會還堅持連續召開了四次年會，探討了許多有意義的話題，為推動報告文學事業的發展助了一臂之力。這樣一些進展又進一步促使主流意識形態對報告文學研究的重視，比如我和湖南大學章羅生教授的有關新世紀報告文學的研究課題就先後獲得了中國作協首批（2004年度）重點作品扶持資金項目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資助。去年創刊的《中國作家·紀實》特別開設了“非虛構論壇”，以強勢的姿態推進以報告文學為主體的非虛構文學研究的展開。
丁曉原： 炳銀老師和你、羅生、舉善、立國等差不多是當前最為活躍的報告文學職業化的研究者，你們取得的研究成果不用說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報告文學的研究還沒有達到我們理想中的狀態。報告文學的研究的深化有待於研究理論層次的提升和批評有效性的增強。現在的研究一種是學科性的研究，對研究對象存在的曆史狀態作學理化的分析，或是自設文體理論的框架體係進行學院式的搭建，與當下的創作關聯較少。這種研究對於學科建設可能有些價值，但一般的報告文學作家是不大關注的。另一種是跟蹤式的印象批評，作這種批評的評論者對於當前的創作狀況是熟悉的，但其批評文字不少隻是對研究對象的敘說或是複述，顯得較為浮泛，不足以為作家所信服。我們需要回到文體、回到作家作品的本身來探索文體理論，評論對象的優長短缺。回到文體，就是要求研究者注意探詢報告文學文體的特殊性，建構與文體相應和相適的理論話語與批評策略。而抽象的文體範疇又是通過具體的作家寫作生成的。這樣基礎的研究就是對作家作品的切實的研究。這方麵恰恰是報告文學理論批評中最為薄弱的。報告文學的研究需要從對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個案分析這裏重新出發。
王暉： 然而，如果放入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整體，報告文學研究與批評的這種情狀又是不能令人滿足的。因為目前的批評，無論是審視的廣度、思考的深度還是評判的力度，都還與文體自身的發展存在著令人焦慮的差距。研究者的數量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研究的總體水準還不夠高。不客氣地說，從全國範圍來看，如果說小說研究的景氣色為紅色，散文研究為灰色，那麼，報告文學研究就是深灰色。這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我以為就是我們的批評家麵對每年數以百計和千計的報告文學作品的出版，深感閱讀的恐慌和茫然，有點手足無措的感覺。既失去了選擇的權利，也失去了評判的權利，對作品要麼一概棒喝，要麼一律捧殺。我們不禁要問：今天我們如何選擇文本？如何閱讀文本？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堪稱經典文本的標準，又怎樣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書海文山麵前，敏銳地捕捉那些有比較高的審美價值和文獻價值的報告文學？怎樣堅守批評者的崗位？又如何成為引領創作和閱讀的理論家呢？我想，可不可以嚐試對近百年的中國報告文學做一番經典化的淘洗，進而樹立起堪稱範型的文本，並以此作為作家創作、理論家研究、批評家評論的權威性依據呢？這樣的文本，就是經典，就是燈塔，就是航標，它的作用正是引領、照耀、示範和糾偏。其實這樣的工作在小說領域已經有人捷足先登了，譬如，南開大學的劉俐俐教授近年一直在關注中外文學經典的文本分析問題，已經出版了《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和《外國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兩部專著。我覺得她這項工作非常有意義、有價值，她在《中國現代經典短篇小說文本分析·導讀》中說：“我的文本分析意在研究文本的藝術價值。區分作品與文本，意味著我們對於文本可以不斷地分析研究，不斷地發現其藝術價值，而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則可以從文本中具體化一個作品……文學經典就是在藝術價值的不斷重新被發現以及審美價值的延伸中煥發其永恒魅力。”其實，經典的發現和認定，是文學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文體都需要自己的經典，當代作品成千上萬且魚龍混雜，對其的評判需要用經典進行深入的檢查和考驗，因為“經典是當代作品品質、地位和價值的裁決者。合乎經典標準的當代作品同時分享了經典的榮譽和權威，並且也最有可能成為新興經典的候選人。”（見南帆主編《文學理論新讀本》）而對經典文本確認的任務一開始當然是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的事，因為他們不僅是文學知識與學說的供應者或傳授者，正如英國批評家伊格爾頓所言，他們也充任文學話語的監督者。回到報告文學這裏，理論家和批評家當然就有理由，並且有責任充任報告文學經典的確認角色。一套標準、甚至一套評價體係在這種確認中應當是必須和必要的。現在大量的叢書和各顯神通的年選僅僅隻是報告文學經典確認的一個基礎，它們並不能取代真正經典的誕生。
丁曉原： 你關於經典思考很有意義。我也聽過南開劉俐俐教授關於經典選擇與經典分析的想法和做法。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可以而且應該借取她的小說研究模式中某種原理。有理論生命力的報告文學研究，並不出自一些人的意想。有價值的理論源自豐富、鮮活而典型的創作實料。報告文學的經典作品或是成功之作，以它實踐的形態告訴我們報告文學應該是怎樣的。理論研究者要親近作家、感受作品，在獲得對於作家作品深切感受以後作有效的歸納，並且進行必要的學理提升。對於行進中的報告文學，批評者應該走出自己的小屋，走近作家，走進作品。目前的狀況是批評者和作家之間隔離著，隻是在各自設置的自足的係統內說著話，聽不到來自各自言說現場的話語。你注意到了報告文學研究會和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所舉辦的理論批評研討會的參會人員的構成了嗎？前者差不多都是來自“學院”，後者基本上是一色的作家。我希望能打破這種隔離的狀態，讓這兩撥人集合在一起，互相激活著，組成一個富有理論創造力的共同體。這當然需要置備一定的條件。《中國作家·紀實》是新豎起的中國報告文學的一麵旗幟。它的“非虛構論壇”是可以成為中國報告文學論壇的。這個論壇或許可以將報告文學作家和評論家集合在一起，做些對於報告文學理論建設具有實際意義的實事。
附、 報告文學30年：時代的文體和文體的時代
(一) 報告文學，作為時代的文體丁曉原： 晚近30年，是中國報告文學的黃金時代。這是一個需要報告文學，並且是報告文學有所作為的時代。報告文學作為現代一種特殊的社會寫作模式，跌宕多姿的社會現實是激活其生成與發展的第一要素。現代文學前輩茅盾曾揭櫫了這一文體，作為“時代文體”存在的根因——“每一個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樣式，‘報告’是我們這一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樣式。”（《關於“報告文學”》）自19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期，改革開放的中國，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全麵而深刻的轉型。這樣的社會存在，一方麵為報告文學寫作提供了大量具有重大報告價值的新鮮而富有意味的質料；另一方麵“匆忙而多變化”的現實，生成一種具有巨大召喚力的場效應，裹挾著具有世道情懷的作家，情不自禁地以非虛構的方式參與對蘊含著史意的社會鏡像的攝取。可以說，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時代的文體，進入30年中國文學的版圖，這是由這一時期的特殊的曆史性所規定了的。通覽具有百多年發展史的中國報告文學，盡管20世紀30年代報告文學，一時如文藝理論家以群所指認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潮”，但在我看來，真正的報告文學時代是在其四十餘年後的1980年代。此時的報告文學以獨立的姿態、獨特的方式，在文壇內外產生了特殊的影響。我們常常是以“轟動效應”來評論這一時期優秀的報告文學所具有的價值的。90年代報告文學在盤整中前行，進入新的世紀，這一文體也並沒有消亡，它以不可漠視的創作實際，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學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構成部分。
王暉： 事實的確像你所說的那樣。談到報告文學這樣一種現實性極強的文體，就不能不涉及“時代”的要素。報告文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近30年，也正是我們親曆並見證的中國文學高速運轉的30年。30年中國文學發展的思想啟動器無疑是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它使得我們大陸的文學從一個十分逼仄的書寫環境奔突出來，獲得了全方位的解放，可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記得當年全國科學大會上大詩人郭沫若真情滿懷的抒發“這是科學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從今天來看，這也是文藝的春天。現在有一種“今不如昔”言論稱，新時期文學30年不如現代文學30年。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一方麵，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書寫語境如此不同的兩個時代，文學的差異肯定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麵，如果一定要比較，至少在報告文學這個文體上，我可以說，近30年的成績一點都不讓現代文學30年，甚至還超越了它。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就是，報告文學由附庸蔚成大國的百年發展史，最為出彩的一章不在別處，就在近30年。張光年先生早在1983年就說過“由於我國報告文學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幾年來，報告文學這一生動活潑的文學品種，已經由附庸蔚為大國。”（《社會主義文學的新進展——在全國四項文學評獎授獎大會上的講話》）無論是作家數量、作品數量與質量，還是思想與精神的深度、藝術與表現的高度，這種超越幾乎無所不在。我覺得對於近30年中國報告文學評價的基本麵應該在此。
丁曉原： 在我看來，報告文學之所以被我們指稱為一種時代文體，首先顯見的是因為它真實地報告了社會的存在和時代的進程。報告文學是實錄我們這逶迤而行、走過艱難而成就輝煌的30年曆史的大“史記”。此間差不多每一次重大的社會進展，或重要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在報告文學中或以多維全景、或以側筆特寫的方式，都給予了迅捷的攝照與透視。新時期報告文學的發軔之作，也是重要的標誌性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徐遲），以及《祖國高於一切》（陳祖芬）、《大雁情》（黃宗英）等以知識分子作為正麵敘寫對象的作品，反映社會從“革命”到建設，由政治而經濟躍進時期，對知識、智本和知識分子的尊重。其間表征了一種巨大的曆史進步。《熱流》（張鍥）、《勵精圖治》（程樹榛）、《中國農民大趨勢》（李延國）等作品，則以各自不同的視角和內容，抒寫了投身改革的人們所創造的業績，凸現了改革開放行進初期中國所發生的深刻的變化。1988年由108家刊物發起的“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以聲勢浩大的規模，以報告文學與變動現實的緊密綰結，以優秀報告文學對敏感的社會問題的深度介入，將報告文學彙成影響超越同時代其他文體的時潮。《西部在移民》（麥天樞）、《伐木者，醒來！》（徐剛）、《世界大串聯》（胡平、張勝友）、《國殤》（霍達）、《尋找中國潮》（孟曉雲）等，成為其時讀者爭相閱讀的作品。報告文學的影響躍出文學而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1988年是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年”。有為的報告文學作家成為重大事件的“在場者”，他們盡“記者”之職誌，為讀者，更為曆史存活現實。《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盧躍剛）、《國家行動》（何建明）、《東方哈達》（徐劍）、《瘟疫，人類的影子》（楊黎光）、《北京保衛戰》（何建明）對三峽工程、青藏鐵路建設和“非典”等作了具體而真切的書寫。另外反映中國申奧、備奧和記錄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作品，也彌足珍貴，它們不僅以具象的文字保存了大事件的現場，而且也收藏了很多具有曆史價值的細節。總之，晚近這30年，時代滋生著報告文學，報告文學也忠實地記錄了時代行進的步履。
王暉： 你所概括的30年的“大史記”非常形象，而我之所以說報告文學最出彩的一章在近30年，也是有它的根據的。從記錄社會、展示社會、砥礪社會的角度講，報告文學的華章體現在對於現實的真實把握，也就是非虛構精神的強化與踐行，對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進程的反思與批判，對人本身及人與生態關係的關懷等方麵，諸多作家的主體意識及其他們的文本可說明這一點。報告文學具有強烈現實關懷文體的本質，在這個時期十分突顯。譬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它發表於《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是與劉心武《班主任》一起最早成為新時期文學中對“文革”進行反思作品。而且，《哥德巴赫猜想》發表之後隨即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用頭版頭條方式同時轉載，“《人民日報》用三大版的篇幅轉載一篇文學作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所未有的”（陳磊：《30年前，全國科學大會的前前後後》，《新華文摘》2008年第10期）。這當然就成為了當代文學的空前奇觀。至於後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每一個進程中，報告文學都成為“急先鋒”。特別是1988年“中國潮”全國報告文學征文活動，舉全國一百多家文學刊物之力，極大地推動了報告文學對於中國改革現實的深度關注，獲得良好效果。新世紀以來，魯迅文學獎對優秀報告文學的獎勵，也使我們看到報告文學現實關懷力量的強大。可以說，作為一種知識分子的表達方式，報告文學是當之無愧的。
丁曉原： 作為時代文體的報告文學，我所特別看重的是它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對於時代主題的演繹。這是說，報告文學並不隻是通常所言的“輕騎兵”，被動地照相似地再現社會表象化的存在。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作家能突進至生活的前沿，以具有思考品格的作品，參與時代思想的建設。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就其總體的思想價值而言，是接續了“五四”文學的思想啟蒙傳統的。改革開放之始，是一個需要進行思想啟蒙並且得以思想啟蒙的時期。其時一些敘寫知識分子、反映社會問題、揭露現實負麵存在的報告文學，就起到社會思想啟蒙的作用。《哥德巴赫猜想》諸類作品正麵謳歌知識分子的主題，其實同時也表示著對過往對知識分子作矮化處理的反思與否定。《西部在移民》的作者麥天樞，奉行“思想為美”的報告文學寫作原則。移民這類題材當然可以寫成反映優越性的報道，但作者選取許多耐人尋味的人事個案，從中給出了精神扶貧的嚴肅而沉重的題旨。這裏涉及“五四”文學所提出的“改造國民性”的時代主題。這樣的主題設置使《西部在移民》在“中國潮”征文中拔得頭籌，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趙瑜的《馬家軍調查》是20世紀90年代最為重要的優秀作品之一。這部長篇的意義不在於揭秘，或是作簡單的批判，而是將文明與蒙昧雜糅而成的對象，置於中國式的文化背景中進行研究性的報告，作品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思考力量。正是由於這樣的思考，使新時期的報告文學超越了對行進中的現實作浮光掠影的攝照，而以貼近對象本真的透視分析，融入了新時代新主題的元素。
王暉： 其實，你所談到的這一點，我也是感同身受的。近30年報告文學在“時代文體”的塑造上，最為成功的一點，就是它以自己的實績超越了新聞體式，而趨向於思想性文體、主體性文體，也就是說，讀者對於報告文學的“文體期待”發生了位移，他們並不指望報告文學給出多少“新聞麵”，而是期待“新聞麵”裏麵的東西，期待作家對於重大新聞事件具有深度和廣度的認知和思考。你剛才說到的《哥德巴赫猜想》、《西部在移民》、《馬家軍調查》，還有《唐山大地震》（錢鋼）、《中國的小皇帝》（涵逸）、《伐木者，醒來！》（徐剛）、《昨天》（麥天樞、王先明）、《沒有家園的靈魂》（楊黎光）、《昂貴的選票》（魏榮漢、董江愛）、《長征》（王樹增）、《天使在作戰》（朱曉軍）、《東方馬車》（盧躍剛）等都是“深挖”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盡顯報告文學主體批判精神的代表。正如我們前麵所談，報告文學作為“時代文體”的重要方麵是它對於社會曆史與現實的真實而剛性的介入，而對於意識形態變遷的回應，也是其作為“時代文體”的應有之義。在20世紀的最後30年裏，意識形態突破了定於一尊的界限，走向多元與多層。而這種多元化的意識形態眾語喧嘩圖像必然地要映射進報告文學這一“時代文體”之中，因此，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文體所顯現的意識形態也顯示出比過去任何時域都要繁複的樣態。在國家意識形態、精英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和商業主義意識形態等至少是這樣三類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報告文學文體呈現出在過去時域中少見的多元意識形態多重影響的痕跡，這必然使它顯露出複雜而又多變的文體內蘊。導致這一樣態的原因固然不乏文化轉型等因素的嵌入，而多元文化時代不同國度非虛構文學所承載的多元意識形態的滲入，也應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如果說，在一體化的左翼意識形態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呈現階段，報告文學文體具有現代性的特質，那麼，在多元意識形態的呈現階段，它就打上了後現代性或者說後現代主義的些許烙印。由意識形態和以現代性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等因子組構的文化語境，影響和推動了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促使這一文體成為時代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並在許多方麵豐富或改變著文體的內在意蘊，以此凸現報告文學作為時代文體的根性與個性。
(二) 報告文學，作為文體的時代
丁曉原： 我們說報告文學是時代的文體，著眼的是報告文學與現實社會的關係而言的。而從文體自身的建設觀察，晚近30年則是報告文學走向文體自覺的時代。這是報告文學文體成熟的時代。作為文體存在，報告文學已有百餘年的曆史。但在很長一段時期，報告文學文體並不獨立成體。以前報告文學常常與速寫、通訊、散文等混為一體。如《誰是最可愛的人》、《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被我們稱為報告文學的作品，通常在各種新聞作品精選中也可見到。這倒不是說報告文學不可與其他文體“互文兼體”，而是說明過往的報告文學文體還缺乏必要的“自體性”。現在讀者已不可能將《人妖之間》、《唐山大地震》、《沂蒙九章》、《中國山村教師》、《天使在作戰》等作品稱作通訊散文之類，這表明報告文學已有自備的文體符號。
王暉： 我覺得你的這個“文體自覺時代”的概括，對於報告文學而言是準確的。縱觀百年中國報告文學的成長史，我們其實可以毫無愧色地說，近30年才是報告文學遺世獨立、玉樹臨風的至境。對報告文學文體而言，時代文化語境的價值並非不是絕對的，它隻是扮演著一雙推動文體前行的手，而不能替代文體內在運作的本身。這就好像韋勒克所說的那樣：“詩不是哲學的替代品；它有它自己的評判標準與宗旨。哲理詩像其他詩一樣，不是由它的材料的價值來評判，而是由它的完整程度與藝術水平的高低來評判的。”（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如果說，非虛構精神的強化與踐行成為報告文學30年最美華章的一個強音，那麼，近30年報告文學在藝術表現的跨越，也是這一華章的主旋律之一。譬如敘述模式的“一體到多元”的流變態勢，這其中又包含許多內容，諸如體裁和語言體式、敘述視角、敘述結構、敘述人稱、非敘事性話語等文體內在建構的日趨成熟與豐富。20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的這種跨越就已經基本實現，譬如敘述結構中的全景式和集合式，它們似乎已經成為了當代中國報告文學的經典結構模式，當我們說到“全景式報告文學”或“集合式報告文學”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聯想到當代文學中所創設的“朦朧詩”、“文化散文”、“新寫實小說”等等極具個性化的文體符號。有人說，近30年報告文學文體在藝術上並沒有多少變化，我以為這個看法並沒有建立在全麵考察和深入探悉的基礎之上。
丁曉原： 的確如此。報告文學作家開始真正地能按文體自身的邏輯進行寫作，是在這晚近的30年。所謂文體自身邏輯，也就是某種文體得以自在、自立、自強的內在規定性。它由其形製與品格的獨特性而生成。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形態由單一而趨多樣，結構方式也多有變化，其中的全景式、集納式結構，為報告文學大體量的信息傳播提供了形製上的便利。而更為重要的是此間對於報告文學文體品格、文體精神的追尋與確認。非虛構是這一文體最為核心的原則，其品格精神都基於這樣的原則。而非虛構不隻是其寫作應該信實客觀，忠實於對象的實際，而更需要作家能直麵現實，介入現實中矛盾糾結的焦點。從報告文學的發生史看，這一文體被指認為是“在野者的文體”，一些懷具社會正義感的作家，以此批判非理性的社會現實。《包身工》等這樣的名篇正好可以說明這一點。由報告文學的生成設置與其非虛構的某種定製規約，報告文學是不能沒有對現實作反思、求證進而進行理性批判的功能的。這不是排斥主旋律的報告文學，主旋律作品《在這片國土上》、《中國姑娘》、《根本利益》等是近30年報告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優秀作品。問題的關鍵在於，在主流體製內，報告文學還要不要、能不能堅守某種理性批判的職誌。在晚近30年的報告文學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此的認可和肯定。這一方麵表明了主流意識對報告文學體性的尊重，另一方麵也表示了報告文學作者對文體品格的持守。正是由於這兩方麵的相合，創造了報告文學文體發展的適宜的文化生態。20世紀80年代的報告文學，其中廣有影響的就是《中國的小皇帝》、《陰陽大裂變》、《西部在移民》等“問題報告文學”。“問題報告文學”就是當時提出的關於一類報告文學的特稱。國家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對“問題報告文學”給予了重視。首屆魯迅文學獎在獲獎的報告文學中，《沒有家園的靈魂》、《淮河的警告》、《共和國告急》這樣的作品占有較大的比重。2007年，朱曉軍《天使在作戰》、何建明《部長與國家》、黨益民《用胸膛行走西藏》、王宏甲《中國新教育風暴》和王樹增《長征》五部作品，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旨在揭露醫療衛生界某些嚴重問題的《天使在作戰》以頭名獲獎。作者朱曉軍此前並無大的文名，但評委會以為：“《天使在作戰》充分體現了報告文學的戰鬥性，對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敢於秉筆直書，是近年來湧現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我給出這樣一些情況，意在說明直麵現實的非虛構精神，已經成為我們對於報告文學品格的共識。這對於報告文學是深有意義的。我們所謂的新時期是報告文學的文體時代，其大意也正在此。
王暉： 其實，秉持非虛構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體性的基本規範，報告文學在近30年裏的羽翼逐漸豐滿，這個事實有目共睹。
丁曉原： 我們評估一種文體是否已經自立，還有一個現成而簡單的尺度，這就是看這一文體是否已經擁有一支成形成熟的作家隊伍。以此觀察近30年報告文學，我們可以發現它的創作陣營是相當強勢的。寫作了被指稱為報告文學作品的作者，不計其數；而以報告文學寫作確立了自身在文學界的形象和地位的作家，也有數以百計。這種情形與現代報告文學創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寫作《包身工》的夏衍，是現代報告文學史上不能繞開的名家，但他首先是一個劇作家，其於報告文學的寫作數量很少。以前的報告文學作者大多數是“客串”的，而近30年則出現了一批職業的或準職業的報告文學作家。陳祖芬是報告文學文壇的常青樹，她的作品曾連續五次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何建明是作家中為數不多的全國勞動模範。勞動模範的光榮背後是作家創作報告文學的專注勤勉和卓越成就。像徐遲、劉賓雁、蘇曉康、李延國、霍達、趙瑜、楊黎光、盧躍剛、徐劍、徐剛、麥天樞、黃傳會、王宏甲、李鳴生、胡平、張勝友、蔣巍、楊守鬆、孫晶岩等作家，他們基本上都是以報告文學名世的。他們的創作也構成了近30年報告文學史書寫的總體框架與基本環節。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報告文學作家個人風格的普遍形成。何建明喜歡做國家構型的宏大敘事，並且以百姓話語進行敘說；楊黎光則長於對非常態人物的敘寫，善於通過深入的采訪，還原人物真切的心理世界；盧躍剛的報告文學具有雜文式的犀利；徐剛的作品自有詩人的激情和氣勢；趙瑜所寫深蘊有致別具書卷滋味；而麥天樞的報告文學則給人精警沉鬱之感。報告文學作家以充分的個性化，告別了那種報道體的模式化。可以說，新時期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家絕不遜色於同時期的小說家、散文家。近30年兩代報告文學作家的集體出場，使報告文學由文壇邊緣走到了中心地帶。
王暉： 是否也可以這樣說，從作家群體的角度看，近30年，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報告文學界群賢畢至、人氣旺盛，超出之前報告文學發展的任何一個時期。你列舉了一個名單，應該說，他們是近30年最具代表性的報告文學的“弄潮兒”。除你所說之外，我覺得還應加上黃鋼、黃宗英、理由、錢鋼、陳祖芬、柯岩、肖複興、傅溪鵬、孟曉雲、祖慰、賈魯生、李存葆、李玲修、賈宏圖、喬邁、陳桂棣、鄧賢、張建偉、一合、邢軍紀、朱曉軍等人。但即便如此，這肯定也還是一個不完全名單。至於代表性作品就更為豐厚了，曆屆全國報告文學獎、中國潮征文獎、魯迅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的獲獎作品，都可視為近30年報告文學的優秀代表。在我看來，報告文學進入“文體的時代”，還與報告文學傳播的方式與結構的變化相關聯。在近30年裏，它突破了通過紙質媒介單一傳播的局限，在視覺媒體時代，通過電影、電視和網絡廣泛傳播。喬邁的《三門李軼聞》被改編成電影，楊黎光的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家園的靈魂》曾連載於《深圳特區報》、《羊城晚報》，繼而又由出版社出版發行，後來又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他的報告文學《生死一線》也被改編變成電影《五顆子彈》。何建明的《落淚是金》成為多媒體聯手運作引起轟動的文本，《羊城晚報新聞周刊》（1999年6月第129期）曾經報道說：“近百家報刊、廣播電台、電視節目紛紛轉載和連播該作品，據不完全統計，《落淚是金》的直接讀者超過2 000萬人次，通過廣播電台連播節目收聽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而一合的《黑臉》的傳播更顯廣泛，《北京文學》（2001年第1期）曾言：“兩年前，一合40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黑臉》獲得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之後，被改編為12集同名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台一套節目黃金時間播出，引起強烈反響，觀眾達11億人次，為1998年之最，並獲得了‘飛天獎’、‘金鷹獎’和中央紀委頒發的‘衛士獎’。一時間，主人公薑瑞峰名聲大振，成為新聞人物，屢上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和新聞調查，並使播他的這些節目成為‘名節目’，同電視劇《黑臉》一樣被廣泛傳頌。”
丁曉原： 你是說報告文學在全媒體時代的傳播情況。你的列舉有力地說明了報告文學文體依然廣為受眾歡迎的事實。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報告文學常會產生一種“轟動效應”，我們甚至以此作為評價報告文學成功與否的尺度。現在看來這似乎有些片麵。那時報告文學傳播渠道比較單一，再加上特殊的時代文化生態的影響，報告文學可能會出現非正常的傳播效應。而在現在的景況裏，報告文學的這種存在，在我看來倒是回到一種正常的真實了。全媒時代，受眾必然會被分流，而多種媒體對報告文學的情有獨鍾，表明這種文體對受眾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媒體有時是很功利的。受眾部分地說來是它的“衣食父母”。從你以上的例子來看，凡是贏得受眾的報告文學，一定是最貼近民生，反映民意，介入現實，體現人民公平正義理想的作品。
王暉： 近30年報告文學成就了20世紀以來中國報告文學的最美華章，但是，我認為憂患意識不應當缺席。有關報告文學的問題，我們從2004年起在《文藝報》上做過多次對話，涉及許多方麵，比如對現實的反思與逃離、對非虛構性的堅守與失守、對藝術表現的精準與粗鄙、視覺媒介時代的文體堅守困局、作家隊伍的質量與數量的提升等等。今天看來，這些問題仍然存在。報告文學中的不真實、虛假或曰虛構，目前還難以用技術來認定，因此，相對於近幾年對於新聞照片的打假，如哈爾濱教堂“鴿子”事件、“藏羚羊”與青藏鐵路事件，甚至周正龍“華南虎”事件的成功曝光，報告文學領域的“非虛構性”原則的堅守就成為一個考驗作家職業道德的底線，但目前為止，對於報告文學中違背這一原則的行為和文字，還無法完全靠技術手段鑒別。至於藝術呈現問題，我曾經表達過這樣的觀點，那就是要強化構築報告文學的審美意識，這就是，通過遵循報告文學基本藝術規範的文體形式，而不是非藝術的直接宣泄來表達對現實社會人生的最具深度和廣度的把握。但無論如何，我都對中國報告文學的未來充滿期待，期待它在新的世紀創造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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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文學是一種晚生的文體，至今行世大約隻有百餘年。盡管在若幹時段，報告文學曾經成為中國文學版圖中的重要存在，但是，研究文學的主流學者和評論家，雖然不是對報告文學視而不見，卻很少有對其作職業化或是準職業化的關注。研究報告文學的，大多是“客串”而為，或者是一些邊緣學者和評論工作者，在自言自語發出著並不響亮的聲音。學界和評論界對報告文學要麼是“不屑”，以為它不是“文學意義”上的文體；要麼是“不堪”，以既成的文學“原理”教條化地言說具有特異性的文體，結果多有不著邊際之論。
報告文學究竟為何種文體，定義者甚多。在我看來，其關鍵詞可能應該是新聞與文學。徑言之，報告文學或可名之為新聞文學。因此，它兼具新聞文體與文學文體的諸多體性。非虛構的“互文性”是這一文體顯見而重要的特性。但是互文一體並不是多種文體屬性的簡單堆壘，而是有機融合生成新文體整體性的特質。緣於此，我們研究報告文學既不能直接移植新聞的學理，也無法隨意挪用現成的文學話語，而必須尋找適合於這一文體的研究範式。報告文學研究的特殊性或者說困難也正是在這裏。
從事學術研究，在現代社會對於很多人來說，可能隻是一種生存的方式。前輩學者將學問視作事業，以學術研究為生命方式的崇高，已被時尚的風吹得漸行漸遠。時光流轉如斯，我開始結識報告文學至今也有20餘年了。20世紀80年代，是報告文學生風起潮的時代。居處一隅，青春伴我，信息容量豐富的報告文學成為我其時了解八方、延伸我有限經驗的視窗，其中有些精警而富有穿透力思想的作品，為我提供了觀察社會與人生的視角、方法，抑或是精神資源。盡管一些觀點多有偏頗，但我喜歡偏頗的深刻遠勝於看來持重的平庸。後來，我以報告文學作為我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與當時可人的閱讀體驗有關的。當然，也是為了生存而致力於所謂的學術工作的。在高校這樣的地方，無論是名牌大學，還是一般院校，仿佛科研是全員的公共事務。文學研究的領地，小說論評人才濟濟，詩學那裏滿漢全席，戲劇學術名家守護。我則很不自信地走進了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一種邊緣性文體，研究它的也都是一些邊緣性學人。但中國之大，邊緣人也多。因此，我必須選擇不同他者的路徑進入。1999年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至少在選題上顯示出研究的某些創意。之後2004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報告文學論》，對現代若幹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以及報告文學史程中重要的站點，作了較為細致的解析。這些隻是我為報告文學研究做的基礎性的工作。
文化生態視鏡中的中國報告文學後記現在將要出版的這些文字，包括了上下兩個部分。上篇是我完整的博士論文，下篇是對新世紀報告文學所作的觀察與分析。我博士論文的原題是《文化生態演化與百年中國報告文學流變》，據說，在國內我是第一個以報告文學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的。表麵看來，它也是文體史的建構，但已不是一般的史著模式。通常的由背景加作家加作品的編年體式的報告文學史，我不能再做了。因為一方麵這種曆史敘事，已有多位治史者孜孜恪恪地竣工了，有的業已推出近百萬字的宏大書寫，我自覺不可能超越；另一方麵，說真實的我並不看好那些選題多少有些重複、角度也大致單一的文體史。研究報告文學，可能的視角有許多。我是基於文化生態演化的視鏡，看取報告文學推衍流變的風景的。所謂文化生態的研究策略，其要旨是一種動態的處理結構關係的方法。報告文學永遠不可能走向“私人化”的寫作，它呈現出的是麵向社會、作為公共寫作的製式。特有的社會文化生態深度地影響著報告文學的存在，而報告文學又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參與社會文化生態的形成。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之間這種密合的雙向關聯性，使我們有可能尋得觀照報告文學既得體又有效的一種路徑。文化生態在我的研究視閾中，並沒有被設置成可以容納雜什的大框。我有意地遮蔽了一些存在，與此同時則是強化了我認為對於研究對象更為重要的元素。在這裏，知識分子成為我們研究報告文學的關鍵詞。將報告文學視為一種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這並不是我的“發明”，但我將其一以貫之地作為我研究報告文學的基本立場。關於知識分子有許多的指稱和義項，我所言說的當然帶有專指性。在我看來，襟懷天下、守望良知、維護正義的知識分子與報告現實、謳歌崇高、批判醜陋的報告文學之間，具有一種內在的契合。唯其此，知識分子在我們的研究中就不隻是一種角度，而更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的尺度。下篇的文字，以多種方式留存著我對新世紀報告文學的記憶。其中有與同學王暉教授為《文藝報》所寫的關於報告文學存在狀態分析的年度或時段性的對話，有作為春風文藝出版社《21世紀中國文學大係·紀實文學》主編，為年選作的序言，還有的是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幾篇論文。對話和序言寫得自由散漫，係統性似乎不見，但隨心所欲，倒是記錄了當時真實的閱讀感知，從中大約也可以領略新世紀報告文學的現實場景。
我已經不再將學術作為自己生存的方式了，學術於我隻是一種喜歡而已。讀書、默想，有感而發時，寫一些思想過的文字，在喧囂的塵俗中覺得靜遠，這時可得從心底溢出的快樂。這樣我就更願意利用邊角的時間，自由寫作，在刊物上發表文字，簡單省事，而不再刻意要出版專著之類。學術著作出版之難，令人望而卻步。這次因得欒梅健教授的推薦，使我有機會在複旦這樣人文社會科學著作出版的重鎮出版拙著，當然讓我喜出望外。人生忙忙碌碌，人本有的感悟似乎也變得麻木了。真誠地生活和生活的真誠，給我以一種悠遠的溫暖和真切的撫慰。在本著出版之際，我由衷地感謝梅健的幫助。對複旦大學出版社領導和編輯的學術關懷，也是心存感激的。
丁曉原
2008年10月
於常熟虞山聆湖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