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著他打開門，領我進了一間屋子，室內的陳設非常華麗，但室內唯一的光線仍是一盞擰得很小的燈。這間房間很大，我進屋時，雙腳踏在地毯上，軟綿綿的，說明它很高級。我看了一下那幾把絲絨麵軟椅，一個高大的白色大理石爐台，爐側的一旁好像有一副日本鎧甲，燈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那個年紀大的人揮手示意，讓我坐下。年青人走出去，突然又從另一道門返回來，領著一個穿著肥大的睡衣的人慢慢地向我們走過來。當他走到昏暗的燈光之下，我才看清楚，一看到他那副樣子我就被嚇得毛骨悚然。他麵色蠟黃，異常憔悴，一雙明亮而凸出的大眼睛表明他雖然體力不佳，精力卻還充沛。
但是比起他那羸弱的身體狀況來，他臉上橫七豎八地貼滿的奇形怪狀的橡皮膏和粘在嘴上的那一大塊橡皮膏更令我震驚。
“石板拿來了嗎，哈羅德？”當那個怪人癱倒在椅子中時，年紀大的那個人喊道，“鬆開他的手了嗎？好，給他一支筆。梅拉斯先生，請你提問，讓他把回答寫下來。首先問他，他是否準備在文件上簽字？”
“那人眼冒怒火。
“不！”他在石板上用希臘文寫道。
“沒有商量的餘地嗎？”我按照那惡霸的吩咐問問題。
“除非親眼看見她在我認識的希臘牧師作證下結婚，別無商量餘地。”
“那個年長的家夥惡狠狠地獰笑著說道：
“那麼，你知不知道你會有什麼下場嗎？”
“我什麼都不在乎。”
“上述問答隻是我們這場連說帶寫的奇怪談話的一些片斷，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問他是否願妥協讓步，在文件上簽字；而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同樣的憤怒的回答。我很快就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想法。每次我在問話時加上自己要問的話，開始時問一些無關緊要的話，試一試在座的那兩位是否查覺此事。當我發現他們毫無反應，我便玩起更危險的遊戲。我們的談話大致是這樣的：
“這樣固執對你沒有好處的。你是誰？”
“我不在乎。我在倫敦人地生疏。”
“你的命運捏在你自己手上。你在這裏多久了？”
“愛怎樣就怎樣吧。三個星期。”
“這財產永遠不會歸你所有了。他們怎樣折磨你？”
“決不讓它落到惡棍手裏。他們不給我飯吃。”
“如果你簽字，你就能獲得自由。這是一所什麼宅邸？”
“我決不簽字。我不知道。”
“你一點也不為她著想麼？你叫什麼名字？”
“我要親自聽她這樣說。克萊蒂特。”
“你如果簽字，就可以見到她。你從何處來？”
“不見她也罷。雅典。”
“再有五分鍾，福爾摩斯先生，我就能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把全部事情探聽清楚。再問一個問題就有可能把這件事查清，突然房門打開，走進來一個女人。我看不太清楚她的容貌，隻覺她身材頎長，體態窈窕，烏黑的頭發，穿著肥大的白色睡衣。
“哈羅德，”那女子操著蹩腳英語說，”我再也不能多呆了。這裏太冷清了，隻有……啊，我的天哪，這不是保羅麼！”
“最後的兩句話是用希臘話說的，話猶未了，那人把嘴上封的橡皮膏一把撕下，尖聲叫喊著：“索菲！索菲！”撲到女人懷裏。但是，他們隻擁抱了片刻，年輕人便抓著那個女人，一把將她推出門去。年紀大的人毫不費力就一把抓住那憔悴的受害者，把他從另一道門拖了出去。一時間室內隻剩下我一個人，我猛地站起來，隱隱約約地覺得我也許可以設法發現一些線索，看看我呆的這間房子究竟是什麼房子。但幸而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一抬頭就看到那位年紀大的人站在門口，虎視眈眈地盯著我。
“行了，梅拉斯先生，”他說道，“你看我們沒把你當外人，請你參與了私事。本不應該麻煩你，隻是我們那位講希臘語的朋友，那位幫助我們進行談判的朋友，被迫回東方去了。我們必須找一個人替代他，聽說你的翻譯水平很高，我們感到很幸運。”
“我點了點頭。
“這裏是五英鎊，”他邊說邊走過來，“我希望這足夠作為酬謝了。
不過請記住，”他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胸膛，格格地笑著說，“如果你把這件事對任何一個人講出去——當心，隻要對一個活人講了——那就讓上帝憐憫你的亡靈吧！”
“我無法向你們形容這個麵容委瑣的人是何等地使我厭惡和恐懼了。這時燈光正好照在他身上，我看得更清楚了。他麵色憔悴而幹瘦，一小撮胡須又細又稀，營養不良，說話時臉往前麵伸，嘴唇和眼瞼不停地在顫動，活像個舞蹈病患者。我不禁想到他那時斷時續的怪誕的細細笑聲也是某種神經病的症狀。然而，他麵目恐怖之處還在於那雙眼睛，鐵青發灰，閃爍著冷酷、惡毒、凶殘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