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打算把《修道院莊園》作為我向大家敘述的有關我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那些出生入死的故事的最後一篇。我做出這樣的決定倒不是因為我手頭缺乏素材，也不是因為怕引起讀者對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怪僻的性格和獨特的破案方法感到厭倦。我手頭還有成千上萬個案子根本沒有向大家提及過。
我這樣做真正的原因是福爾摩斯極不願意讓我繼續發表他的經曆。當他還在從事這一行時，記錄他成功的事跡對他多多少少是有實際價值的，但是自從他義無反顧地離開倫敦，去蘇塞克斯丘陵地區做研究和養蜂，他已經非常討厭再拋頭露麵。他不容置辯地要求我在這一點上堅決按他的意思行事。我告訴他，我曾向讀者許過願，時機成熟時一定把《第二塊血跡》發表，並且向他指出，他那些漫長的經曆以他所處理過的最重要的國際性案件結束，這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我最後終於得到了他的同意，可以小心謹慎地將這個事件公布於眾了。如果我在講述的過程中有些細節顯得不十分明確，我想大家一定能理解我不得不這樣做的苦衷。
某年秋天一個星期二的早晨（請原諒我不能透露確切的年份），我們在貝克街的小小陋室來了兩位名揚歐洲的客人。其中一位鼻梁高高聳起，雙眼犀利，臉色嚴峻，神態威嚴，正是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的著名的貝林格勳爵。
另一位皮膚黝黑，輪廓分明，舉止文雅，年紀不到中年，但看樣子閱曆很廣。
他就是著名的特裏芬尼·霍普——負責歐洲事務的大臣，英國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們並排坐在堆滿文件的長沙發上。從他們憔悴、焦急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們來訪一定有極為重要的事情。首相那青筋凸起的瘦手緊緊握著雨傘的象牙傘柄，憔悴、嚴肅的臉憂鬱地看看我又看看福爾摩斯。那位歐洲事務大臣不安地時而扯著胡須，時而玩弄著表鏈墜。
“福爾摩斯先生，我今天早晨八點鍾發現東西不見後，立刻向首相作了彙報。在他的建議下，我們一起來找您。”
“您通知警察了嗎？”
“沒有，”首相以大家熟悉的迅速而果斷的神情說，“我們沒有這樣做，而且也不可能這樣做。通知警察就意味著這件事遲早會公之於眾，而這正是我們竭力要避免的。”
“先生，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份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於眾，很容易、或者說很可能引起歐洲事態的複雜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關係到戰爭與和平。除非能極其秘密地追查到文件，否則查不查也就無所謂，因為盜這份文件的人，其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知道它的內容。”
“我明白了。特裏芬尼·霍普先生，請您準確地告訴我文件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丟失的。”
“福爾摩斯先生，這隻要幾句話就能講清。這份文件是封信，一位外國君主寄來的信。我們是六天前收到的。這封信非常重要，我不敢放在保險櫃裏，而是每天晚上把它帶到白廳住宅區我的家中，鎖在我臥室的文件盒裏。
文件昨天晚上還在那裏。我完全可以肯定這一點，因為我換衣服吃晚飯時，打開過文件盒，看見文件在裏麵。可今天早晨文件不見了。文件盒一晚上都放在我臥室梳妝台的鏡子旁。我睡覺很警醒，我妻子也一樣。我們倆都敢肯定，晚上絕對沒有人進入房間。但是文件不見了。”
“您是幾點鍾用晚餐的？”
“七點半。”
“您幾點鍾就寢？”
“我妻子出去看戲，我一直在等她。我們十一點半才回臥室。”
“那麼，文件盒四個小時沒有人看守。”
“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進屋外，其它時間任何人都不許進去。這兩個仆人跟隨我們多年了，完全可靠。再說，他倆誰也不知道文件盒裏有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東西。”
“有誰知道這封信呢？”
“家裏沒有人知道。”
“您夫人一定知道吧？”
“不，先生。我是直到今天早晨文件丟失後才告訴她的。”首相讚許地點點頭。
他說：“我早就知道你的責任心很強。我相信，這樣一份重要的文件對你來說一定重於家庭中最親密的個人情感。”
歐洲事務大臣點點頭。
“先生，謝謝您的誇獎。在今天早晨之前，我對我夫人隻字未提這封信。”
“她能猜得出來嗎？”
“不能，福爾摩斯先生，她不可能猜出來。誰也猜不出來。”
“您以前丟失過文件嗎？”
“沒有。”
“英國有誰知道這封信？”
“內閣的每位大臣昨天都被告知有這封信，而且除了每次內閣會議前強調保密外，首相大人昨天還莊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哪，誰想到幾個小時內我自己卻把它給弄丟了！”他雙手揪著頭發，英俊的臉龐因極度的焦慮而變了形。我們在這一刹那間看到了這個人的本性：容易衝動，待人熱情，非常敏感。接著，他的臉上又恢複了那種貴族的神情，說話的聲音也變得溫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