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學宗旨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如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誌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既可借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敗。既在今日，吾人對於當局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擔任講席，則必貽誤學生；置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非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
最近看了一些有關矽穀和美國大學發展史的材料，深為斯坦福大學創辦者利蘭·斯坦福的“學以致用”觀所觸動。閱曆廣泛的斯坦福認為，很多大學生雖然畢業於名牌大學，但當他們走上工作崗位不先加以培訓，則根本無法適應。因此，在他自己創辦大學時，立下了“賦予學生以直接有助於社會實際應用和個人事業成功的教育”的辦學宗旨。這一宗旨，使他們創立了注重培養學生應用能力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比如，老師除了教學外還到周圍實業界和政府部門擔任顧問甚至直接出來創業；從實業界和政府部門尋找課題甚至合作研究；注重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習；激發學生的創業熱情並對其中有發展潛力的學生加以鼓勵和扶持等等。而這一係列創新教學的濃墨重彩當數斯坦福工業園區的創辦。
二戰後，一方麵為了使學校迅速發展趕上東部名校，一方麵也是為了解決學校辦學資金拮據的困難，斯坦福大學管理層決定在校園裏劃出一塊地皮作為工業園區租給（斯坦福規定學校土地不能賣）周圍的高科技企業（所以也叫高科技園區），此舉得到實業界踴躍響應，後來，園區向附近的聖地·克拉拉穀（1971年起被稱為矽穀）拓展，最後直至整個舊金山灣區（廣義的矽穀）。
結果，經過短短的幾十年，斯坦福大學迅速脫穎而出，成為文科可與哈佛、理工科可與麻省相媲美的美國西部名校，而斯坦福工業園區也成了矽穀的濫觴地，為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立下了不朽功勳，其發展模式更為各國所模仿。由此可見，矽穀的成功，最終受惠於斯坦福的辦學宗旨，而後者的靈魂即是學以致用。其實我覺得我們中國人也是很講究“學以致用”的，幾千年的文明史，發展了很多實用性學問，如中醫、農學、天文、地理等，還因此被外國人說成中國古代“隻有技術，沒有科學”。
而在文科方麵，也是如此，中國古代文人是很講究“經世濟用”的，所謂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但是，綜觀曆史，這種教育觀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並不大，何以如此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雖然我們也講學以致用，但傳統的骨子裏是偏向文科的，理工科性質的學問一般被認為是奇技淫巧而處於被利用的附屬地位，即所謂的“勞力者治於人”；而文科性質的學問由於是為統治者培養治國人才、培養“治人”的“勞心者”，而處於尊崇的地位，學習的目的是做官（即“學而優則仕”），而不是做工經商發展經濟，反映貴賤差別的標準就是按“仕農工商”的順序排列的。記得筆者前些時候看漢朝史，漢高祖時有個陳平，後來當到宰相，小時鄉裏殺豬由其主持分肉，人們稱讚他分得公平，他認為這不算什麼，他的誌向是能公平地“宰天下”，那麼隻有當官才有這個資格了。
可見，對於讀書人來講，當官的觀念深深地融入他們的血液裏。盡管都講學以致用，但效果卻截然相反，因為此“用”與彼“用”不同，自然，也就無從直接促進經濟發展了。觀念的形成與體製有著密切的關係，社會體製抑官揚商，人們的價值觀也就會傾向於經商創業；反之，社會體製抑商揚官，人們的價值觀也就會傾向於做官當老爺。而觀念又直接左右著人們的行動，人們行動的差異直接造成社會發展麵貌的差異。
我國當前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那麼，應著重從體製入手，使製定出來的體製有利於人們形成斯坦福式的“學以致用”價值觀，使人們崇尚學習技術、鑽研技術；有利於人們通過技術勞動、通過創業提高社會地位，而不是熱衷於當官。可喜的是，我們國家正在向這個方向邁進，我們國家正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鼓勵科技、教育與經濟的結合，鼓勵科技人員創業；正在改革幹部管理製度，減少“官本位”的影響，我國社會結構也在快速多元化。所以，盡管我國現在像斯坦福大學那樣的創新性大學還不多，很多技術性人才還躲在機關事業單位裏當“臥龍”，但這種情況將會很快得到改變，“睡獅”必將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