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近代學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讀胡適的時候，心裏卻清明平易，這不僅是因為他的文風，而且可以從字麵紙背看出他的為人。人們通常將他叫作“胡大哥”，僅此稱呼就見他的平易近人，比如他對徐誌摩等人的照顧，完全是大哥風度。有一次，《國文天地》的記者去訪問胡適，張口就說：“大哥大”胡！您好！胡說：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禮貌，我又不是黑道老大“羅勿助”，怎麼叫我大哥大？記者說：您不是胡博士嗎？胡說：是啊！我一生得過36個博士學位。記者說：胡博士的英文DoctorHu，其音譯豈不正是“大哥大胡”嗎？胡說：正是！記者說：那麼我稱您“大哥大胡”，豈不名正而言順。胡適才恍然道：是的，是的；失禮，失禮。原是彼此對“大哥大”這一語義的理解不同，方生如此誤會。
胡適的一生，到臨死前都溫文爾雅、春風化雨，並不因人身份高低而態度不同。20世紀50年代，經常替他拉洋車的車夫都說，沒有見過如此態度平易近人的學者。
但也有例外，魯迅從認識胡適起，就對胡適懷有戒心。他認為在辦《新青年》雜誌時，陳獨秀像個開著的房間，說內有武器，刀叉劍戟看得分明，胡適則像個關著門的房間，門上寫著內無武器，總讓人生疑——所有認識胡的人，幾乎都會誇胡適，為什麼魯迅要這麼說，卻是奇怪。
反過頭來，胡適對魯迅卻是讚譽有加。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作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對魯迅早期的雜文表示過極大的讚賞之情。比如魯迅在《隨感錄四十一》寫過“學學大海”、“擺脫冷氣”、“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寓意深刻的話，胡適說，看了這段文字，感動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另外，胡適看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後，也不禁報以熱情的誇獎，認為：“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構甚精，斷製也甚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
魯迅所以那樣看胡適，原因大概是因為胡適與周家兄弟在辦《新青年》時有過意見分歧，但隻能算是不同意見，並非至於結仇。1926年5月，魯迅、周作人和陳源（西瀅）在《晨報》發生激烈筆戰，徐誌摩主編該報副刊版，勸了幾次無效後，停登雙方文章。胡適作為各方的好友，出於好意給周家兄弟寫了封勸說信，言詞懇切地勸雙方停止打此無意義筆仗，此信一出，周氏兄弟從此與胡適絕交，魯迅再也不和胡適來往了。倒是溫和一些的周作人在1929年主動與胡適和好。胡適在回周作人的信裏寫道：“生平對於君家昆弟，隻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
魯迅是不能與胡適和好的了，從20世紀30年代初，魯迅就不時在文章中挖苦胡適。1931年，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寫道：“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見過以後，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適見溥儀，是在1922年5月。溥儀宮裏剛安電話，他就打到胡適家召見胡適。胡適在1922年7月所寫《宣統與胡適》一文中這樣寫道：“陽曆5月17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
當時約定了5月30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讚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試作新詩。”
但是溥儀與胡適的相見，卻惹起了紛紛的議論，有人說“胡適要做帝師”，胡適不得不解釋說：“這位17歲的少年，處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中，想尋找一個比較也可稱得是一個少年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盤裏的帝王思想，還沒有洗刷幹淨，所以這樣本來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異的新聞了。”幾年後，這件事情又被魯迅翻起。其實更有甚者，是魯迅在以一條不實的新聞報道，說胡適為日本侵略者獻策。魯迅在《偽自由書》中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麵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