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多離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為目的，則需要發生變化，朋友關係也會發生變化，或加深，或疏遠，或轉移。所以常人的朋友關係，往往會不斷地重新組合，老朋友漸次疏遠，新朋友紛至遝來。這既是一種正常現象，也無妨說是一種“好事”，因為能擴大交往的範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視朋友如夫妻，一味強調“從一而終”，既不現實，也不盡合理。因為對人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在交往過程中，如發現對方與自己誌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異，亦不妨說聲“再見”，從此各奔前程。單方麵強調“從一而終”者，往往都有一種“霸氣”，以一己是非為是非，以一己善惡為善惡，要求朋友處處與自己相同，事事與自己相合，倘有異議，便視為“叛徒”，這其實是“同而不和”。其結果，不是變成“小人之交”，便是變成“孤家寡人”。許多人終身無一知己，道理往往在於此。如果還要以“古來聖賢皆寂寞”來作遁詞，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來聖賢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觀點獨異。但聖賢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卻不一定都是聖賢。非聖賢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過於狹隘之故。狹隘並無好處。因此，我們還是把自己的心理調整到常態為好。
難得糊塗交友之道
一、毛澤東的交友之道
毛澤東待人接物很有人情味，並有自己的一套規矩：“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他的這一席話，反映出他在做人與處世中的特點，具體表現為至誠、至信、至義。
至誠
至誠相交，傾之肺腑，這是毛澤東私交的出發點。在交友過程中，毛澤東從不以領袖自居，而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與人平等相處。
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為例。這位1936年就衝破重重阻力，冒著生命危險，在紅色蘇區進行采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在與毛澤東初識後，便對毛澤東廣博的知識、睿智的頭腦、儉樸的生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憋了一肚子的問題要問，於是分組列出了一大串問題請毛澤東回答，但很快又為自己愛“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毛澤東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麼樣？”斯諾求之不得。於是，他們一談就是十幾個晚上。正因為毛澤東的坦誠相交，才使斯諾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有了一個比較全麵而深刻的了解，才有了轟動世界的真實報道《紅星照耀中國》（又譯作《西行漫記》），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全世界的影響。
至信
處友交友，以信為本，這是毛澤東私交的支撐點。在交友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重信義講信用，不失信於友。他說：“力不可用於私人之交誼，用於私人之交誼則絕對無效。”
毛澤東對書法頗有研究，尤其愛看書法書。有一次，聽說老朋友黃炎培那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跡，便借來研讀，說好期限一個月。大概是真跡太珍貴，黃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個星期便頻頻打電話詢問值班室：主席看完沒有？什麼時候還？如此幾次下來，毛澤東有些生氣了，將手中的煙嘴往桌上一摔：“怎麼也學會逼債了？不是講好一個月嗎？我給他數著呢！”毛澤東喝了一口茶：“到一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他失信。誰失信都不好。”可是，後來黃炎培憋不住又來電話，電話一直打到毛澤東那裏，先談一些別的事，末了還是問那真跡。毛澤東問：“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為此，毛澤東笑黃炎培“不夠朋友夠英雄”。一個月的期限到了，毛澤東將王羲之的真跡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夾好，交待衛士在零點前必須送到。衛士尹荊山說：“黃老那邊已經說過，主席隻要還在看，盡管多看幾天沒關係。”毛澤東擺擺手：“送去吧，講好一個月就是一個月，朋友交往要重信義。”
至義
重情重義，有恩必報，這是毛澤東私交的又一大特點。在交友的過程中，毛澤東十分講義氣，並不因時間、地點、身份、環境的變化而衝淡友情。朋友有了困難，總要盡力給予幫助。
以章士釗為例，毛澤東與之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當年，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毛澤東就曾受到章士釗的幫助。特別是1920年春，毛澤東為籌集建黨經費及送部分同誌赴法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費用，便到上海向章士釗求助。章士釗一口答應，隨即向工商界名流募集了兩萬銀元悉數交給毛澤東，確實幫了大忙。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於是，從1963年開始，每年農曆正月初二，毛澤東便派一位秘書送上兩千元錢到章士釗家裏，一直送到1972年滿兩萬元。1973年，毛澤東說，這個錢不能停，還要還“利息”呢。於是又派秘書送去兩千元，直至章老謝世。毛澤東不僅從經濟上報答章士釗，更從精神上給予寬慰，學術上與之交流，書信往來不斷。章士釗開始寫傳世之作《柳文指要》就受到毛澤東的支持，為此書兩人多次切磋，毛澤東不僅讀書稿，還逐字逐句研究，提出看法和修改意見。有趣的是，毛澤東最初在收到章士釗的書稿後給章老送去桃子、李子各5斤，並附言：“古人雲：‘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奉上桃、李各5斤，哂納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