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家們認為，信任是人際溝通的“過濾器”。隻有對方信任你，才會理解你良好的動機，否則，如果對方不信任你，即使你提出建議的動機是良好的，也會經過“不信任”的“過濾”作用而變成其他的東西。這種東西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並帶有懷疑主義的色彩，這使得他不可能很理智地去分析你的意見和建議，你的每一句話都會被與你的“不良”動機聯係在一起。
李達，是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又是毛澤東的摯友世交和同鄉。一次，為了湖北省鄂城縣委門口的一條標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他和毛澤東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但他的開場白卻是由請教而發的。
李達問毛澤東：“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通不通？”
毛澤東說：“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講可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李達緊緊追問道：“你的時間有限，我的時間有限，你說這句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口號是不是？”
毛澤東則反問道：“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
李達氣衝衝地說：“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我雖然沒有當過兵，沒有長征，但是我相信，一個人要拚命，可以‘以一當十’。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作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的。現在的人膽子太大了。潤之，現在不是膽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是一場災難。”
接著，李達又繼續說：“你腦子發熱，達到39度高燒，下麵就會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難，你承認不承認？”
當時，正是反右剛過，又處在“大躍進”的熱潮時期，大多數人都是頭腦發燒，隻唱讚歌，而李達卻能敢於唱反彈，這是難能可貴的，而其進言藝術也是頗值得研究的。
後來，毛澤東主動承認了自己的不對，他說：“這是我的過錯。過去我寫文章提倡洗涮唯心精神，可是這次我自己就沒有洗涮唯心精神。”他還表揚李達說：“你在理論界跟魯迅一樣。”“你是理論界的魯迅。”
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出許多的奧妙。
李達首先是以請教之名開場的，其意圖就是在於要知道毛澤東的真實想法並使他親口說出來。一旦毛澤東不肯中計，他便直接點題，說出自己的看法，在論述自己的觀點時，也忘不了首先肯定毛澤東觀點中的合理性，但又同時指出其應用條件，予以批駁。最後是直言勸誡，指出後果，曉以利害。毛澤東不愧為英明的領袖，認識並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李達之所以敢於怒氣衝衝，直言不諱，還在於他和毛澤東的長期友誼，是深得毛澤東的信任的。如果你還未與領導相處到這種程度，切切不可采用這種激烈的、易產生對立情緒的進諫方式。
第三，迂回地表達反對性意見。
直接表達反對性意見，會激起領導的不良情緒反應，挫傷領導的自尊和臉麵，造成不必要的衝突和摩擦。而間接性的手段則會為領導接受你的意見提供一個平和的環境。
春秋時期，齊景公放蕩無度，喜歡玩鳥打獵，並派專人燭鄒來專管看鳥。一天，鳥全都飛跑了，齊景公大怒，要下令斬殺燭鄒。這時，大臣晏子聞訊趕到，他看到齊景公正處在氣頭上，怒不可遏，便請求齊景公允許他在眾人之前盡數燭鄒的罪狀，好讓他死個明白，以服眾人之心。齊景公答應了。於是，晏子便對著燭鄒怒目而視，大聲地斥道：
“燭鄒，你為君王管鳥，卻把鳥丟了，這是你第一大罪狀；你使君王為了幾隻鳥兒而殺人，這是你第二大罪狀；你使諸侯聽了這件事，責備大王重鳥輕人，這是第三條罪狀。以此三罪，你是死有餘辜。”
說罷，晏子請求景公把燭鄒殺掉。此時，景公早已聽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轉怒為愧，揮手說：“不殺！不殺！我已明白你的指教了！”
這個故事就是下級迂回地批評領導，表達反對性意見，並被領導心悅誠服地接受的很好的一個例證。很明顯，晏子是反對景公重鳥輕人的，但他看到景公正處於氣頭上，直諫反而不妙，於是就采取了以退為進、以迂為直的方法來間接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使齊景公得以領悟其中的利害關係和是非曲直，達到了既救燭鄒之命，又得以說服景公的目的。而且，晏子也避免了直接觸犯景公，給自己引來不必要的麻煩。
我們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一係列的觀點和看法，它支撐著我們的自信，是我們思考的結果。無論是誰，遭到別人的直言不諱的反對，特別是當受到激烈言辭的迎頭痛擊時，都會產生敵意，導致不快、反感、厭惡乃至憤怒和仇恨。這時，我們會感到，氣竄兩肋，肝火上升，血管賁張，心跳加快，全身處於一種高度緊張狀態，時刻準備做出反擊。其實，這種生理反應正是心理反應的外化，是人類最本能的自我保護機製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