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歎，快人也，亦狂人也。
他的死，要細細考較起來，恐怕也就死在他的快和狂上。文人的狂，常常是遭嫉致禍的根本。而金聖歎，還由於他個人性格上那種追求快人快語，“不亦快哉”的快，更使他加速走向死亡。
幾千年來的封建王朝的統治，如同鐐銬，桎梏了中國人頭腦裏的思想生機，那種蟻民的本分感，樹葉兒掉下來怕打破頭的恐懼感，根深蒂固。每一個中國人，從早到晚，都惟恐越軌似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種誠惶誠恐精神狀態，最典型的表現形式，莫過於三跪九叩的磕頭了，撲通一聲，一下子矮了半截，是皇帝老子最樂意看到的場麵。
低下自己的頭，就意味著這個人必須意識到，不能逾越按部就班的社會秩序中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該你開口的時候開口，不該你開口的時候，一定要閉嘴；該你用手的時候用手，不該你用手的時候，一定要打住。所以，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乃至一飲一啄，一衣一飯，務必要合乎規範，即使年過古稀，到了從心所欲的年紀，也不能逾矩，否則，就受到社會的排斥。
金聖歎，真狂，他所以狂，因為，他真有才氣。不但他自己這樣看自己，反對他的人也這樣看；有人也許偏不這樣認為，可不得不承認社會輿論“盛讚其才”的事實。有才氣的人，無論過去現在，往往恃才情而不通世情。金聖歎在別人眼裏，便是一個落落寡歡、孤傲使氣、目中無人、自以為是的怪物。
然而，他詩寫得好，《易》解得好，禪悟得好，評點更是領一代風騷，可謂才華橫溢。而才華這東西，愛外露。淺薄的文人，如半瓶醋，生怕自己肚裏那點貨色放餿了，生怕人家不知道，亂晃蕩，忍不住地要表現出來，讓大家鼓掌。不鼓掌，開作品討論會把你請去鼓；你還不鼓，用紅包塞在你口袋裏，看你鼓不鼓？
無論作品是真棒，還是假棒，掌鼓得越響，也越起副作用。因為文人最怕得意，得意往往忘形，忘形就有可能顯德行，就會被別的有心人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當時按下不表，到了時候，就要跟你秋後算賬。這也是古今知識分子犯錯誤，栽跟頭，倒大黴，掉腦袋的由來。
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先生們壓根不明白，對皇上來講，賴以不墜的封建社會那寶塔式的等級結構中，穩定是第一位的，秩序是第一位的。沒有秩序，談不上穩定；沒有穩定，也就無所謂秩序。上尊下卑，長幼有序，等級分明，有條不紊，這個國家機器才能正常運作。因此，不會允許某個人在這個機器架構的規定位置上，膨脹到範圍以外，打亂平衡。若有誰不識相，非要膨脹的話，首先是群眾不答應，群起而攻之，這是最厲害的一招。後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一定先把群眾發動起來的道理，就在這兒。以群眾治群眾，最省事，也最見效。當然，塔尖部位的統治集團要不答應，要看你不順眼，那就等著倒黴罷！因為他們手裏握有權杖，如果哪個文人偏不覺悶，鬥膽膨脹，對不起，雷霆萬鈞，就要給一點顏色看看了。
金聖歎之死，說起來十分地莫名其妙，魯迅先生說得好：“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當時，連反對他的人，也覺得“不以其罪”枉殺為憾。但為什麼大家非要他死不可？說了歸齊，就是他太不買這個社會秩序的賬，因為金才子的行為舉止，完全不合乎規範操作的結果。稍稍狂一點，或許能被容忍，狂發大了，誰也不放在眼裏，就要挨收拾了。
我以為，他的死，有一條最重要，但似乎哪位審判官都不願明說的罪狀，就是他把《水滸傳》抬到與《莊》、《騷》、杜、馬並列的才子書地位，悖背了已被社會認定了的孔孟之道，推翻了數千年已成命根子的儒學正宗。四書五經、經史子集，竟比不上講強盜的演義小說，豈有此理？在有皇上的時代，一位不官不民的文人，擅自發布作品排行榜，亂作評斷，顯然被認為是信口雌黃、妄自尊大。這就太犯規了，可謂罪之一。
若以今天的觀點看，他這股文學上的勇銳之氣、非同凡常的識見，是值得讚許的。但在那個社會裏，從他嘴裏說出來的這番真知灼見，就要引起物議了，因為中國人習慣於人微言輕，隻有上頭的精神，才是金科玉律，隻有皇上的聖旨，才是金口玉言，惟上惟官，不管對錯，遑論真假，都是虔信不疑的。但你金聖歎算哪方神仙？敢於大言不慚地作出這種判斷。這就太犯忌了，可謂罪之二。
不是說《水滸傳》不能過高評價，而是這句話出自草野之人金聖歎之口，不行。若是這寶塔式的秩序架構中，一個比金聖歎聲名更顯赫的廟堂人士講出來，大家就會當作至理名言了。當然，官方未必讚同這部提倡造反的書，所以也就沒人講。金聖歎作此驚人之語，不但是與當局別扭，也觸犯了那些有資格發言而不發言的級別高、資曆深、地位重要、一言九鼎的人士。這就太狂妄了，可謂罪之三。
在等級製，尤其家長製的社會裏，誰率先走在前麵，誰緊跟尾隨在後麵，誰先開口講話，誰後發表意見，誰先劃圈，誰先拍板，誰先舉杯，誰先下筷，那鐵的秩序是不容破壞的。連梁山泊眾弟兄，別看平時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一到忠義堂，還是要排出座次的，黑旋風李逵再粗鹵，也不會大模大樣坐在及時雨宋江的交椅上。為了確定盧俊義和宋江的一二把手的位置，為此消滅了祝家莊數百口人，這算什麼混賬邏輯？因為，任何僭越行為，例如你越過應該在你上麵的那個人，不但上麵那個人不答應，下麵的人也不允許，破壞遊戲規則，那是誰都不會原諒的。
於是，自以為可以不受這種遊戲規則約束的金聖歎，活了五十三歲，就把腦袋玩掉了。
沒有辦法，誰讓金聖歎是個大才子呢？才子的最大毛病，就是按捺不住要表現自己，古今知識分子，似乎大體也如此。不該講的話，按捺不住要講出來；不該寫的文，按捺不住要寫出來；最後，連他這個人，也是在不該跳的情況下，按捺不住要跳出來。這種情不自禁的表現欲，如孔雀的翠羽，獵豹的斑紋，實際倒成了招災惹禍的根苗。
現在想起來，我恭逢其盛的反右派運動，所流行的“陽謀”說，就是對於知識分子這種毛病，把握得太透太透。看吧，你們總是要跳出來的，果然也就真跳出來了，那就請君入甕了。遠在十五世紀的金聖歎，也不能違背這個英明論斷。一旦冒頭，就讓人逮個正著，隨即大倒其黴，還沒等他醒過味來，喀嚓一聲，人頭已經落地了。
細琢磨，也奇怪，他是反清人士，清朝的順治皇帝死了，與他何幹？這個金聖歎跑去哭哪門子廟呢？魯迅先生在《談金聖歎》一文中說，“談起清朝的文字獄，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很大程度上，倒是他自己跳出來找死的。清代的皇帝，凡駕崩，傳文各地後，官吏士紳循例要到當地萬壽宮或廟宇等處哭奠，稱哭廟，以示效忠和吊唁之意。而清代各地道觀中，都有供奉皇帝萬歲牌的生祠，叫作萬壽宮。據此判斷，金聖歎去哭順治皇帝的這座廟宇，大概是現在蘇州市城區最繁華地段的玄妙觀，應該是不會錯的。
從金聖歎寫過的《晝寢女道士》、《中秋夜戲贈女道士》、《戲作留贈女冠》幾首算不得香豔的詩看，當時的金聖歎，未必稱得上性解放主義者，但也是個狂放不羈、瀟灑浪漫的風月中人。此人好飲酒外，對女人大概也有興趣，除良家婦女外，廣泛涉獵到女道士、女尼，夠有良好的胃口。比他早半個世紀的李卓吾收女弟子，已很被自以為正經的人大加疵議，金聖歎跑到道觀裏，堂而皇之地在女道士房裏睡午覺，可見江南士紳們視他為壞貨，也是振振有詞的。像他這種性放縱的行為，即使當今雖有新潮風氣，至多隻敢偷偷摸摸找三陪小姐，還佯稱體驗一下生活的青年作家，也是瞠乎其後的。